 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对魏晋风度和名士人格影响甚巨，他们的立身处世，无不彰显着对自然、自我和自由的不懈追求。对自然的追求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其一，容止顺自然。所谓容止顺自然，即与我所谓之“美容之风”相关联。众所周知，魏晋之季扇起了一股对男性美之极端欣赏与追捧的风气，其事多见于《世说新语·容止》门。此一门类共三十九则，真是触目皆琳琅珠玉，朗然照人。其中如“蒹葭倚玉”、“傅粉何郎”、“掷果潘安”、“看杀卫玠”等典故早已脍炙人口，给人一个鲜明的印象就是，魏晋男性美是偏于阴柔和雕饰的，甚至由于服药之风的影响，那些美男还略显病态，可说是阴柔美和病态美的结合。然而，《容止》门中所展现的男性美，远比乍一看所得之印象更丰富。除了阴柔美和雕饰美，事实上更有阳刚美与自然美。如“床头捉刀”的曹操、“腰带十围”的庾子嵩、“嵚崎历落可笑人”的周伯仁，皆属此类。而其中，最具风采的典型便是竹林七贤。《容止》第五则云：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高大，伟岸，健康，明亮，嵇康的美便是一种阳刚之美。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形容嵇康的语词全是自然化的、诗意的，其传达出的是一种“天然去雕饰”的自然审美观。再看刘注引《康别传》：“康长七尺八寸，伟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饰厉，而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正尔在群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这里“土木形骸，不加饰厉”和“龙章凤姿，天质自然”，凸显的也是一种不加修饰、顺其自然的自然美。同是一种男性美，嵇康之美便与”性自喜，动静粉帛不去手，行步顾影”（《容止》第二则注引《魏略》）的何晏等人判然有别。无独有偶。“竹林七贤”还有一位著名的丑男，就是刘伶。《容止》篇十三则云：“刘伶身长六尺，貌甚丑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土木形骸”乃视形体外貌为土木之意。又《晋书·阮籍传》称阮籍：“当其得意，忽忘形骸。”“忽忘形骸”正可与嵇康、刘伶的“土木形骸”等量齐观。可以说，摆落形体带来的世俗拘囿，不事修饰，萧然独得，顺其自然，构成了“竹林七贤”整体的人格风貌。 其二，思想尚自然。所谓思想尚自然，则与玄学清谈之风相关联。正始时期，玄风大炽，何晏、王弼揭起”贵无论”的大旗，立论称：“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成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晋书·王衍传》）又掀起“名教自然”之辩，主要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名教本于自然”。何、王一边是注疏经典（《论语》、《道德经》、《周易》）的经学家，一边又是领导清谈的清谈家，所谓“清谈的祖师”。他们的玄学理路大致是“以道解儒”，这当然与调和儒道的现实政治需要有关。 当时，竹林名士们沐浴时风，同为魏晋玄学清谈之风的重镇。特别是嵇、阮二人的思想，与“贵无派”的正始名士何晏、王弼、夏侯玄等大不相同，其最鲜明的理论主张就是嵇康在《释私论》中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故竹林玄学被学界称为“自然派”。如果说，正始名士继承了“老学”，致力于调和儒道即“名教与自然”之紧张关系的话，那么，竹林名士则发扬了“庄学”，“越名任心”，回归自然，他们都是庄子的隔代门徒。而且，他们真的做到了知行合一，思想上这样主张，实践上便这样贯彻，这就走向了反礼教的一面。也就是说，在儒家标举的“群己”关系之中，他们更加看重“己”——追求自我的实现和精神的张扬。容止顺自然与思想尚自然，一外一内，表里互济，共同营造了“竹林七贤”的人格基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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