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思想解放时代。被汉武独尊而不可一世的儒家思想，在这一时期遇到了“佛教”和“道教”两大对手，加之老庄思想大张旗鼓，一定程度上造成知识分子思想上“玄旨冥远”的这一特点。加之魏晋时期是个政治动荡不安的时代，更是一个政治异常险恶的时代。名士与隐然指尖流露出不同于一般人的狂放不羁的气质，哲学思想也大放异彩，让人眼前一亮。
当时流行的所谓“清谈”，主要是围绕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各展胸怀。由于政权更迭频繁，曹氏篡汉之后，紧接着就是司马氏篡魏，所以思想上虽然学理纷呈，但士人立身出处的选择，却颇费踌躇。魏晋的狂者似乎都和东方朔一样，具备“不得已压迫”下变其形态的狂放特质——佯狂，怪狂，和僻狂。
这种名士风格虽是暴政下知识分子出于无奈的选择，但却从历史特点上反映了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方面，它不仅开我国知识分子与专制暴政不合作之端，而且创文化人突破束缚人性的传统礼教从而实行思想解放之始，尤其对哲学思想的影响更为显著。如果说孔孟的君子之道是对我国古典时代贵族精神的概括的话，那魏晋的名士风流则体现了中世纪知识分子的贵族精神风貌。
我国传统思想并非孔子儒家独领风骚，严格说来老子道家也有一份，孔子是帝王师，而老子之学则被称作“人君南面术”，历史文化深受其影响。所以对于贵族来说，其精神气质就不仅以周公孔子的君子之道为体现，而且也反映在“非汤武而薄周孔”的魏晋名士风流上。
中国哲学的最终目标，是教人超越当下的生存状态，而达到某种理想的人生境界。因此传统哲学所讲的不仅是实现个体生命价值，而是让有理想的个体生命价值得以实现。如果说儒家强调用“仁”与“诚”来立身，道家以“无”和“逍遥”为最高境界，那么魏晋人士就是以“清淡”和“玄远”来求存。具体说来就是“借谈名理来避祸”。例如魏晋玄学家们言谈上贵“无”，正说明其潜意识中对“有”的焦虑。而“有”就隐含政治上如何避祸之意，这对立的两级就彰显出思想上的矛盾。
当时王弼是建安七子之一王粲的侄孙，汉末八俊之一王畅的后人。史载王弼“幼而察慧，年十余，好老氏，通辩能言。”他曾与当时许多清谈名士辩论各种问题，以“当其所得，莫能夺也”，深得当时名士的赏识。
《王弼传》还记录这样一个事件。据说王弼去拜访裴徽时，裴徽曾问他：“你说'无’是万物的本根，是很正确的，但是孔圣人从没有讲过'无’，只有老子反反复复地讲个不停，这是为什么？”王弼说：“孔圣人本身就体现了'无’的德性，而'无’又是不可解说的，所以他只讲'有’；老子、庄子还没有脱离'有’的境界，所以就不停地说自己所不足的'无’。”
裴徽问的是现实的具体问题，王弼却从“有”与“无”的哲理高度予以解说，表现出一个少年哲人的非凡的思辩能力。王弼在讨论《周易》中言，象，意的关系是提出了著名的“得意忘言论”，从老庄关于语言的看法中汲取了养分，加以推进，颇有建树。不管如何，这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魏晋人士对玄理的追求已然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余秋雨先生在《历史的暗角》中把魏晋称作“无序和黑暗的后英雄时期”。从众多名士身上我们可以领会到那种属于魏晋的文化性格与思想维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特点就是“随性任自然”和“心诚然物外”。
最典型的是以阮籍和嵇康为代表的的“竹林七贤”。这是一个以文采和异行著称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个个都“狂”的惊天动地。《世说新语》里记载了许多他们和“狂”有关的故事。据说刘伶酒醉之后，裸形于屋，遇有置疑，则说：“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是我的裤子，诸位怎么进到我裤裆里来了？”阮籍的侄子阮咸，竟然和群猪一起饮酒。阮籍无目的地驾车出游，有路则行，无路便痛哭而返。这就是传说中的“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的来历。现在看来饱含无限凄楚之意。看到当垆卖酒的邻人之妻有美色，他就粘着不断去喝酒，喝醉了还一头睡在那位美妇身边。听说一个美色女子未嫁而死，尽管与其家人素不相识，他也跑去大哭一场。这种“狂”，属于是“半佯狂半酒狂”。不得不说，在“随性而为”中有一点不被常人理解的“色心”。
魏晋时期士人行为的荒诞性，更多的是一种西方犬儒主义与自我放纵的混合变种，毒药和酒只是将其释放的一个由头。很多人是以酒和药为幌子，真正驱动他们的是骚动狂放的心灵。总之这是一个审美压倒了伦理的年代，也是一个自由而迷惑的年代。这种背景之下，各种各样的特异行为就不足为奇了，甚至可以说是“荒唐之中略显可爱之举”。
如果说需要一种方式，来让名士们从现实乱世过渡到一种以秀美山水为表征的生命情致之中，我想这种方式，是酒。名士不可一日无酒。《世说新语》之任诞篇，全篇54则，几乎篇篇有酒。魏晋人在心理上的自我安顿，多半靠了酒的力量。现实世界充满了伪善与丑陋，通过饮酒来提升心境而至物我两忘、逍遥自适之至境。为自己营造一片心灵的天宇，也抗争性的显示着对名教、礼法的不恭乃至反叛。
正如阮籍之所以对权势没兴趣，除了仕途凶险外，更主要的是他的人生理想与现实的格格不入。《晋书·阮籍传》说：“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门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阮籍任性行事，不守礼教，而追求个性自由。据说在为母亲守丧期间，还到司马昭的宴席上大吃大喝。司马昭之所以能容得下他，是因为欣赏他那不评论时事，不臧否人物和发言玄远的作风，他的用心是将阮籍树为官员风范，从而使自己摆脱监视，为所欲为。所以一定程度上他也沦为了“政治权谋”的工具。
《庄子》之学被他借鉴，其中对礼法的嘲讽，对自由的追求，以及对待人世纷争、是非曲直、生死存亡的哲理，“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的态度，很符合阮籍的心意。于是自正始以来的以《老子》为清淡中心的玄学，变为以谈《庄子》为中心。阮籍在庄子研究方面的建树虽不及向秀和郭象，但他却是这种转变的一个关键人物。
而“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嵇康，由于娶了与曹魏有血缘关系的长乐亭主为妻，司马氏先是笼络收买，派来的人看他一味在树下打铁，不扬不睬，不闻不问，只好怏怏而归。他的“七贤”之友山涛，欲荐代己为官，他于是写了那封千载传颂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因此当他步入不惑之年，终于被司马氏所杀害。临刑之际，他出人意外地抚奏了一首《广陵散》，曲罢发为感慨：“《广陵散》于今绝矣。”然后从容就戮。这不禁让我想起了西哲苏格拉底之死，他的弟子柏拉图的《斐多篇》所记载的苏氏之死，也是很从容淡定的，在被迫饮了毒药之后，还若无其事谈哲学。但比较起来，嵇康死的似乎更有诗意，具有浓厚的中国味。
现实政治的锋芒恐怖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魏晋人士心态的极大转变，从另一个层面说，与当时勃然而兴的玄学也有密切关系。
“有晋中兴，玄风独振”玄学是魏晋时期崛起的一股新的文化思潮。它的兴盛，体现了动乱时代人们对个体存在道义和价值的关注。它是一种本体论哲学，其现实意蕴乃是对魏晋人所积极追求的理想人格做理论上的构建。在“贵无”思想的深刻影响下，魏晋人士或徜徉山水，琴师自乐，追求一种“萧条高寄”的生活；或动违礼法，以任放为达。陶渊明与“竹林七贤”就是以上两种行为方式的代表。可以说在魏晋人士的推动下，老庄之学轻人事，任自然的价值观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占据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从而造就了中国士人玄，远，清，虚的生活情趣。“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正因为生命是如此珍贵而又如此渺小，
魏晋名士从名教礼法的整体桎梏中挣脱出来，执着于对自由独立的追求和生命的张扬。他们继承并发扬了老庄“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吸收并融合了孔孟“舍我其谁”的超然性情。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将思辨的玄妙化为自己生命形态和生活艺术的理论依据和风格规定，并转化为一种心灵化、艺术化的生命和生活。孔子也曾想沐春风而歌的，不知可曾实现；庄子也渴望与自然合一的，但毕竟还是收敛。只有他们，魏晋的风流名士们，生命意识的觉醒者们，他们的潇洒风流，他们的雅量高才，他们的喜怒哀乐，乃至他们的病态与疯狂，全部把生命的自由和自然展现得淋漓精致。
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的：“当文明的成果逐渐繁衍以后，当年精神开拓者们的奇异形象却难以复见。嵇康、阮籍他们在后代眼中越来越显得乖戾和陌生，陌生得像非人，乖戾得像神怪。有过他们，是中华文化的幸运，失落他们，是中华文化的遗憾。”这样的幸运和遗憾后人有幸拾起来读一读，也算是一场心灵的洗涤，我深受启发。我仰慕那些魏晋风流名士，阮籍的青白眼，嵇康的广陵散，刘伶的刘伶醉，《世说新语》的点点滴滴在雨夜读来，品出了阵阵素幽的香气。
冯唐在《活着活着就老了》中写道：“我希望有这么一个小酒馆，酒馆不用很干净，但老板娘一定要漂亮一定要解风情，至少在饱暖之后能让你想起什么。“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发髻要绾的一丝不乱，梳的油光水滑，衣服要穿的不紧不松，至少在合适的角度可以看到一些山水。”读罢，我惊呼，魏晋风骨原来在此。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养生虽不必专注于身体，但也许要养一种生活方式生活品位，一种悠然洒脱的态度，这样生命才有张力，才有弹性。或曰读史，读诗，读那些洗尽铅华，褪去浮躁的文字，让身心干净得如同林间清泉，月下素梅，这也是魏晋名士对我的那点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