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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书法推考袁安碑与袁敞碑的关系
关于袁安、袁敞碑的书法风格，马衡在《汉司徒袁安碑跋》中说：“书体与敞碑如出一手，而结构宽博，笔势较瘦。余初见墨本，疑为伪造，后与敞碑对勘，始知二碑实为一人所书，石之高广亦同式也。”[1]前揭各种袁安、袁敞碑影印本之出版说明一般都采纳马衡的意见，认为两碑出于一人之手。今仔细比勘两碑字体，马衡的结论或有可商榷之处。
1、两碑相同之字的比勘
袁敞碑因系残石，存字仅70馀，去重复得45字（包括残字），而袁安碑存139字，去重复为82字，竟包含了袁敞碑所存45字中的33个字。[2]有意思的是，这33个两碑相同之字的写法完全一致，具体言之，可总结如下特点：
（1）共同的书写习惯
相对于分书或后世的行楷书，篆书的写法似乎没有一定之规，因此相同文字，由不同的作者写来，效果往往千差万别。二袁碑却不是这样，两碑基本保持有共同的书写习惯。
两碑的横画习惯向左下方弯折，如“二”、“辛”（图3）两字的末横皆是如此。
两碑“平”、“申”二字皆将中竖写成弧线，弧度完全一致。尤其是“平”字（图4），不仅保持横画向左下方折的习惯，其他细节也基本相同。
（2）俗体字具有相同写法
汉代人变乱六书，许慎讥之为“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此类“向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在汉碑中颇为常见，但书写者往往人各一体，绝少有完全相同者。二袁碑却是例外，罗振玉注意到袁敞碑中“薨”（图5）、“葬”（图6）二字的特殊写法，罗说：“葬字上从竹，薨字作（亮-几+死），与洛阳近年所出甘陵相残碑同。皆不合六书。然古人作书多不经意，固不如后世之严谨也。”[3]无独有偶，马衡也专门指出袁安碑中这两个字写法之异常：“薨作（亮-几+死）、葬作（葬-艹+竹），并与六书不合。”[4]
不特如此，袁敞碑“葬”竹字头下“死”字的写法尚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5]“死”小篆正写从“歹”，此字左上不应该有一短竖，而袁敞碑从拓片看（文物本、上海书画本、西泠本，以及罗振玉当时的神州国光本）这个位置都有一个小白点，既似石花，又似笔迹（图7）。遗憾的是袁敞碑另一处包含“死”字的字“薨”，恰好左下残烂，看不分明。
如果此白点是石花而非笔迹，那么袁敞碑“葬”字虽然是俗体，但其中“死”字仍是正体。而袁安碑模仿袁敞碑，作伪者误把石花认成笔迹，所以安碑“
薨”、“葬”两字的“死”都是生造出来的俗体，在“死”字左上多出了一个短竖（图8）。如此则袁安碑仿照袁敞碑的问题基本上可以盖棺定论。但如果此白点确实是笔迹，则只说明袁敞碑、袁安碑“葬”、“薨”两字的写法完全相同而已。
袁敞碑原石的情况究竟如何，不得而知，不过，曾经保有原石的罗振玉的临本值得注意。罗振玉的临本（图9）[6]完全忠实原碑，他书写的“葬”字中“死”依然使用正体，左上没有短竖——至少证明罗振玉认为此处原是石花，而非笔迹。
（3）书法高下
尽管两碑字法相同，但袁敞碑通篇篆书风格统一，笔势圆转，线条均匀婉通，转折处无圭角、无接笔；而袁安碑则不然，多数笔调显得生硬。举例如下：
河（图10）：袁敞碑此字稍残，但线条停匀，而袁安碑则粗细失衡，其右竖弯带明显圭角。
拜（图11）：袁敞碑二见，袁安碑五见。袁敞碑两处“拜”字残泐较多，其中一字几不能辨，但从残存笔画来看，仍与全碑风格一致，而袁安碑的五个“拜”字，皆未能处理好间架关系，且多数未回锋。
2、袁敞碑所无之字，袁安碑良莠不齐
我们注意到，凡袁敞碑存在之字，袁安碑虽有如上异同，但尚能保持基本笔画的一致性，而遇袁敞碑所缺者，则变得举止失措，或方或圆，或参隶意，或用篆笔，颇不统一，极似拼凑而成者。
如谒、长两字（图12），结构严谨，而楚、郡二
字（图13）笔画散漫，很难让人相信出于同一块碑。
最值得注意的是碑中的“为”字。此字的书法在碑中并不显得特别，而写法却有些另类。“为”，《说文》训为母猴，石鼓文、泰山刻石皆有此字，而袁安碑的篆法却与李阳冰三坟记中的“为”结构近似（图14），这实在令人疑惑。
3、由书法比较所能得出的结论
二袁碑书法风格基本一致，应该是一家眷属。通过图例3、4的比较，已能看出袁安、袁敞碑的相关性；尤其是图例5、6“薨”“葬”两俗体字的特殊篆法，更可以获得这样的印象，二碑似乎出于同一人之手；但综合图例10、11，则又表明袁安碑的书写水平弱于袁敞碑。
比勘袁安、袁敞碑书法，可以得出三项不同的推论：
推论之一。尽管两碑书法水平有高下之分，如果考虑到同一书家早年与晚年对技法掌握的熟练程度有所不同，马衡“二碑实为一人所书”的结论似乎能够接受。但由于袁安碑的书法水平明显劣于袁敞碑，故马衡说袁安碑系“（袁）敞葬时追立”，无法成立。按照前引马子云的记载，碑侧明万历二十六年题字称“永元四年囗月造”，似乎也指向袁安碑早于袁敞碑的结论。尽管如此，袁安碑是否如碑侧文字所宣称的，树立于“永元四年”，却大有疑问。
袁安碑没有标明立碑年月，但碑文云：“永元四年三月癸丑薨闰月庚午葬。”一般来说，立碑的时间与下葬的时间相同，所谓万历二十六年题字称“永元四年囗月造”，也希望将读碑者引入这一思路。可是碑文又说：“孝和皇帝加元服，诏公为宾。”孝和皇帝即是汉和帝刘肇，永元正是和帝的年号，而“孝和皇帝”却是刘肇的谥号，死后才有的，因此袁安碑绝无可能树立于和帝永元四年（92），其最早也应该在安帝即位以后。那么马衡说：“（袁）安卒于和帝永元四年，碑称孝和皇帝，则非当时所立可知，或（袁）敞葬时追立此碑，未可知也。”[7]便没有错误。这样一来，此推论将不能成立。两碑既不可能同一人先后所书（先写袁安碑，后写袁敞碑）；更不可能同一人，同时所书。
推论之二。鉴于袁安碑在书法上存在模拟袁敞碑的倾向，因此袁安碑或许晚于袁敞碑，甚至是袁敞碑出土以后，民国人士仿袁敞碑伪造。但仅以书法为证据，显然缺乏说服力。
推论之三。还存在一种可能性较小的情况，即两碑同时所立，但出于不同的书手。袁敞碑是老师的手笔，袁安碑则由徒弟书写——这也能解释两碑书法同中有异的现象。但这也是一种无法证实的推测，姑且存疑。下面进一步从碑例和史实来分析袁安、袁敞碑的关系。
[1]
马衡著：凡将斋金石丛稿，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182页。
[2]
这些字为：司、徒、公、平、年、二、月、庚、以、除、郎、中、十、东、辛、丙、拜、七、八、申、徵、河、南、尹、初、太、仆、元、五、子、丑、薨、葬。
[3]
见刘承幹撰：希古楼金石萃编，卷6，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石刻史料新编，第5册，1982年，第2版，3873页。罗振玉说袁敞碑“薨”字写法与甘陵相残碑相同，固然不错，但袁敞碑为篆书，甘陵相残碑是隶书。
[4]
马衡著：凡将斋金石丛稿，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182页。
[5] 关于“死”字的讨论，由九喜兄提示，此致感谢。
[6]
罗振玉临本见于日本《书品》第110号，1961年7月。图片由姚宇亮兄提供，此致感谢。
[7]
马衡著：凡将斋金石丛稿，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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