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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闹事件,就是一种医生与病人比惨的过程!

 whd991 2017-08-31

2017年7月31日,江苏省宿迁市沐阳中山医院,一段医护人员高呼“打倒医闹”的视频在网路流传。特警将几位坐在地上的闹事人押往门外,引发众多网友对于“医闹”的愤怒和对医生的支持。

近年来有关医闹的事件并非少数,而造成医闹存在的直接原因是:公检法认为死者家属情绪激动,只要不闹太大就可以不予处罚,毕竟息事宁人,死者伟大。但如果司法机关不把患者家属当作特权人物而正常执法,大闹判刑、小闹拘留的话,也就不会有人把“闹”当作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案。

判定谁处于更弱势的一方,网友对于医患双方各有说辞,但这种对比仿佛默认地把医生和患者分割成对立的两方。

之所以称对立,是因为只有在潜意识里造成了对立的局面,才会去分辨强弱这种事。而人类是善于“群分”的生物。心理学研究发现,很少有其他的标准可以比“群内”和“群外”更能快速引发人们的心里影响——因为你很优秀,所以你所在的群体也很优秀;因为我的群体比你的群体强,所以我就比你更好,诸如此类。甚至让不同的人各自穿上红衬衫和蓝衬衫,半小时后就可以从这些人中诱导出“群内”和“群外”的情绪。

而在产生“群分”的情绪后,处于人们总希望自己更加优越的本能,大家更加偏爱自己的群体,而贬低甚至伤害群外的人。所以在设定比较医生和患者谁更弱势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诱发一种“群分”的情绪,从而激发矛盾。

既然大家都希望自己的群体更加优越,为什么要“比惨”呢?原因一方面是大家对于权力的渴望和忌惮,另一方面是要降低自己群体“堕落”的门槛。

绝对的权利带来绝对的腐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腐化我们的心里流程。当我们有权利在握的感觉时,会更加轻易的只考虑自己而忽视了他人的观点,从而使得我们理解他人视角、想法,感情的能力被削弱了。

这里所谓的权利不是权力,医患都拥有基本的人身权利,而就权力来说,医生有权利么?当然有,医生这个职业拥有一份天然的权利——对人健康的“处方权”。这个权利很大,它直接作用在人的身体健康上。

有人会觉得,医生的处方权又不具备强制力,算得上什么权利?其实,是否具备强制力,并不一定只看是否有强制的力量去执行。比如军队、监狱、还可以由其他手段“辅助强制”执行。比如——“吓唬”。

大家之所以会提出医生是否会为了推卸责任而把病情故意说的严重?这样的疑问,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感受到了一种来自医生的“吓唬”。

因为医生的专业性,以及健康相关的属性,使得医生嘴里说出的话让人产生一种不得不遵从的倾向;即使你拒绝了医生的建议,你的心理也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你担心如果不听医生的话真的出事儿了怎么办?因为和自己的生命健康息息相关,所以这种心理负担和在商场买衣服拒绝售货员的销售建议时承受的负担相比要大得多。

这就是医生的“处方权”,它建立在医生的专业性之上,对患者产生了巨大影响。当医生感受到自己这份“权力在握”的感觉时,他们理解患者视角、想法、情感的能力也就会被削弱,这就是权利对于心理流程的腐化。

所以,当医生自己要去看病的时候,他能感受到对方医生的哪些处理自己并不愿意,感觉对方怎么没有替自己考虑,感觉医生给出的建议怎么如此教条。而当他自己在工作中,作为医生角色出现时,他的做法可能也并无两样。因为他会想,我可是医生啊,我给出的建议正是我专业性的体现,你这个患者怎么这么不理解、依从性怎么这么差!这时候,他可能已经忽略了自己作为患者时的那些对医生的需求,变成了自己也不满意的那个人。

因此,现在的医学教育中,把和患者沟通、从患者角度出发给出个体化建议放在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就是希望减少“处方权”这种权利感对于医生心里流程的影响。当然,这需要医生丰富的个人体验,充分的沟通能力,以及医疗流程上的限制与制约,这真的不是件容易的事。

说完医生的权利,再说说患者的权利。从医患就诊这件事上来说,医生拥有处方权,患者是出于权利的从属一方。但是,因为法律对于医生这个职业可能存在“侵权”的顾虑,因此给予了很多对于医生全力的限制;再加上媒体舆论的引导,患者其实是掌握了“话语权”,或者叫“民意权”的人。因为从前面“群分”的角度来看,患者这个群体数量要比医生大太多!所谓人多势众,这个话语权就一点都不比处方权要弱多少。从过去一出出医疗事件、甚至医疗闹剧中,大家可以看到话语权翻手为云覆手雨的本领。

同样,当患者感受到自己这份“权力在握”时,他们体谅医生视角、想法和情感的能力也就削弱了。再加上医生这个职业的专业性,本来就让外行难以理解和体谅,所以患者这份权利的心理腐蚀程度就会被加重。

因此,正是因为医生和患者拥有各自的能力,有对对方权利有所忌惮,所以在队里的过程中才要尽可能的加强自己权利从而削弱对方的权利,这种方法就是“比惨”。通过比惨来证明对方权利过大,而自己权利不够需要加强。

除了对于权力的渴望和忌惮,比惨还能降低自己“堕落”的门槛。

比如作为老板,我宵衣旰食,承担巨大的市场风险,我都这么惨了,扣点工钱怎么了?

比如作为公认,我当牛做马,遭受老板严重剥削,我都这么惨了,随手拿点东西怎么了?

比如作为学生,我成长的自由都被限制,青春的快乐都被压榨,我都这么惨了,考试作弊怎么了?

比如作为老师,我每天站这么久、说这么多话,收入菲薄,我都这么惨了,收家长一点礼金怎么了?

比如作为商贩,我小本生意养家糊口、早起贪黑风餐露宿,我都这么惨了,不交税怎么了?

比如作为警察,我没日没夜加班加点、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人民,我都这么惨了,抽你一巴掌怎么了?

比如作为丈夫,我每天挣钱养家,在外面有个外遇怎么了?

比如作为妻子,我每天照顾孩子洗衣做饭,挥霍一堆奢侈品怎么了?

同样,作为患者,我承受着病痛的折磨,医生收了钱还没把我的病治好,我砍你一刀怎么了?

每个人都可以给自己“堕落”的行为找到借口,但这也只是借口,却构不成理由,因为经历的不幸和作恶之间并没有因果关系。因此,当对立的双方在“比惨”的时候,基本上就相当于这两方都做好了进一步滑向堕落的准备,各自在搜寻自己进一步作恶的借口。

承认自己错,在心理上需要付出很大的成本,但却是解决问题唯一的途径。

所以在医患关系中,最好就事论事、摆清事实。谁错了谁承担、谁错了说改正。错了可以辩解,但不要比惨。至于谁才是弱势的一方,还是不下个定论为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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