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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周武王姬发分封姬姓宗室子弟和功臣为列国诸侯，其中把箕子封到了现在的朝鲜半岛。 韩国人因为箕子是东夷人，认为是自己的祖先。又将东夷人看成是自己的祖先民族。  历史的真相是，所谓的东夷人，并非是一个民族，而是不同部落民族的统称。东夷人自己也相互混战不绝。其中之一的殷商部落，还曾经统治中原500多年，也就是我们所知的商朝。 因此，韩国人又因为这个原因，将中国看成是自己曾经的国家，说汉人侵占了他们的国土。 历史的真相，殷商的确是东夷人，也的确不是华夏族。商朝也的确是外族统治的朝代，但恰恰是殷商部落窃取了中原华夏族，也就是后来的汉族的部落联盟的领导权，建立的商朝。 后来的周朝，就是华夏民族的集体反抗建立的华夏文明的朝代。 中华古文明的构成 华夏文明，主要是代表古中华文明中，所谓华族和夏族的文明，而这个文明实质就是表意语言文字文明，而在当时，其部落集中的地区，就是黄河流域的中部和中上游地区。在现在，中华文明与华夏文明的意义几乎没有什么区别，都意味着表意语言文字文明。但是在近古时期，同为中华文明的现今中国的地域内，却生活着众多的表音语言文字文明，这些部落被华夏族部落分类称为： 东夷，北狄，南蛮，西戎。 对照前面“环境造就文明”里，对人类文明以及语言的演绎。我们可以勾勒出，中华古文明的发展的大致全貌。 大约公元前10000年，古羌人跟随最后一次冰川退行的步伐，陆续来到长江与黄河中上游地区，建立起定居点或者区域，开始或游牧或农耕的生活，建立起各自的部落文明，当时的语言是非常简单的，随着生活生产方式的差异，语言也开始了分化，农耕文明部落最终形成了自己的表意象形文字语言的基础，单音单字语言。而游牧文明部落则形成了拼音字母文字语言的基础，多音单字语言。 有几种可能，一种是农耕文明相对固定，需要指代含义的字词语言发生了简化，或者保持了简单的发音，开始用组合字词来变化。而另一种，则是游牧文明的游动迁徙，需要指代含义的对象更复杂和多样，增加了字词发音的复杂变化，和字词的多样化，开始产生词法和语法。当然，也可能是两种都有。由于定居的部落相对集中，相互交流和影响更多，语言逐渐趋向一致。而游牧部落分散更难以交流和统一，语言分歧越来越大。最终形成了中原的华夏族的大体一致的单音单字语言体系以及分散在周围的各游牧部落的不同的多音单字语言体系。 随着大江大河的泛滥和改道，在流域不同地区，新的适合定居农耕的自然环境不断产生，一些游牧部落也随即寻找到合适的定居点，转换成农耕文明，在大约公元前5000年，最终形成了中华古文明的各部落文明的地区分布，形成了两种语言体系并存的大致格局。 东夷人的部落文明 历史考古已经证实，当时被称为东夷的众多部落，是定居在黄河下游地区的农耕部落文明，文化相对比较发达。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这些考古发现，就是东夷的代表。已经进入到有最初的象形文字，陶器和青铜器等物质文明阶段。 东夷人是当时华夏族对东方的几十成百的众多部落民族的统称，各个部落之间，也存在明显区别，并非是单一的民族。符合游牧文明相继迁来定居，不同时期转换为农耕文明，导致的文化差异性特征。 由于从考古出土的文字上，无法直接联系到语言，我们只能从被华夏人称为东夷上寻找东夷人语言的线索。如果我们排除白种黄种的人种导致的区分，那么，我们可以基本确定，东夷人的语言，是不同于华夏族的多音单字语言。也就是说，东夷人是属于多音单字语言体系。事实上我们可以确定，华夏族与东夷，北狄，南蛮，西戎的区分，都是基于语言的差异。正是语言的因素，成为了与华夏族区分的关键区别点。虽然他们也有早期的象形文字，但这些文字并不对应着单音单字语言，他们的思维以及文化、社会特征，也与华夏族的有着本质区别。 作为例证，从东夷人在西周以后，被迫向南，向西四处分散，以及与大部分与华夏族融合的历史看，至今在西南，仍保留着的彝族、彝文和其悠久的历史（彝族是1949年建国以后，改夷为彝），以彝族古老的拼音语言，口口相传历史的传统，以及彝文的记载，证明彝族历史，可以上溯到三皇五帝时期，说明他们的语言保留得很完整。彝族完全有可能就是东夷众多部落西迁的一支部落的传承。  如果确定了东夷人的语言，那么，拼音语言思维文明相对应的一切普遍特征，对东夷各个部落文明来说，都具有普遍使用性。因此，联合其他各个部落最后推翻夏朝，建立起商朝的商部落也不例外。 也就是说，华夏文明代表的表意语言文字文明，曾经被对立的语言文明统治过超过550年（断代工程最后确定的殷商朝代时间）。这就是前面所说，最严重的一次文明的威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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