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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洋风情的纹饰
早在明代，中国工匠就已经在瓷器上绘制出伊斯兰国家所需的图案。进入清代以后，欧洲商人开始尝试在订制的中国瓷器上绘制西方纹饰，结果这些瓷器进入欧洲市场后大受欢迎。18世纪，各式绘画西方设计纹样的瓷器纷纷涌现，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特征。这类瓷器大部分都是依照顾客提供的版画及图样来绘制，其次钱币、奖牌以及绘在欧洲工艺品上的纹饰亦有作为摹本之用。 
下面将一些具有西洋风情的纹饰做一简单的分类。
1.西洋人物
清早期绘有西洋人物纹饰的瓷器现已很难考证是否有准确的图样作为参考蓝本。根据现存的部分实物，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瓷器上的纹饰还隐约存有中国传统人物中“庭院仕女”、“才子佳人”等纹饰的影子。这些纹饰只是将中心图案换成了西洋人物，而一些边饰等则还保留着中国传统花卉等纹饰的风格。
由于这类绘画西洋人物的瓷器大受市场欢迎，欧洲商人也更多地带一些西方画家的画作或印刷品来到中国，要求中国瓷器画师将它们绘制到瓷器上。图案仿自英国现实主义画家、艺术理论家威廉·荷加斯的印刷品。印刷品于1749年出版，名为《加来之门，啊！老英格兰的烤牛肉》。
随着珐琅彩等西洋彩料传入中国，清代景德镇开始烧制墨彩等单一釉上彩的瓷器，其特点是以纤细线条勾勒图案，故可以成功地模仿欧洲铜版画和蚀刻画的效果。如图4，纹饰摹自一幅在1780年出版，由班纳·费卡创作的蚀刻画，题目为《茜菲娜岛的参拜者》。这些摹绘制作的瓷器装饰，构图繁复，人物众多，画面的色调明暗层次、空间的透视效果、人物的比例结构，都表现得相当出色。
需要指出的是，在众多的西洋人物纹饰中，有一类纹饰的表达方式与爱欲有关，甚至明显带有情色内容。茶杯的外壁和托碟内底描绘一名头顶木桶的村妇。而杯底与托碟外底绘同一女子，她正掀起裙子，露出臀部。像这种情色意味露骨的纹样多绘于瓷器隐蔽位置，但烧制数量较多，国外许多博物馆都有收藏，反映出这种图案一度非常流行。但笔者认为，这类纹饰的器皿应当不会在上流社会的社交聚会中用作招待宾客，所以很明显其装饰性是超乎实用性的，亦或是在一些特殊场合迎合特定人群的品味。 
2.异国景物
在清代外销瓷中，绘制欧洲风光与景物的纹饰也较多。其中船舶图案较为常见。描绘几艘舰船，船上及远处陆地、山头悬挂荷兰国旗，应当是表现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在荷兰海外殖民地进出港口的情景。绘一艘帆船，船上挂瑞典国旗，应是瑞典东印度公司订制。因为欧洲许多贵族都是因经营海运或海军出身起家的，所以对舰船情有独钟。在其定制的整套瓷器上画上船舶，船上还绘有国旗，有的还题上船名、船长姓名及年月等，以此作为他们纪念和炫耀当年开拓殖民地和海外市场的象征，是西方人特别钟情的题材。
还有些纹饰以各国城堡、码头风景、乡村风光等为主题，近似于一幅幅社会风俗画。绘有苏格兰的阿伯丁港，写有“阿伯丁商贸银行公司”名款。
各种西洋花卉纹饰多取材于欧洲画家的作品,欧洲人曾将名家画作刊印成册带到中国，供彩绘工匠摹绘。
3.宗教神话
由于当时进口中国瓷器的欧洲国家大多信仰基督教，所以描绘《圣经》故事的纹饰在订制的瓷器中比比皆是，而且题材众多，大部分都来自新约中的故事。其中有早期明显具有中国传统画法绘画基督教题材的图案，描绘耶稣在约旦河受洗礼；也有极力模仿欧洲版画的作品，描绘耶稣复活。
虽然描绘宗教题材的瓷器数量很多，但绝大多数都是盘子等器具，并不见于餐饮使用的汤盆或调料瓶等器物上，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笔者认为，这类瓷器并不是作为餐具应用的。试想，在18世纪笃信基督教的欧洲国家，使用绘有耶稣受难的瓷器以供餐饮，大有可能被视为亵渎神祗。所以这类瓷器或应用于宗教场合，或只是作为装饰用途。
希腊及古罗马的神话源远流长，而且大受西方国家人们喜爱。所以在欧洲商人订烧的瓷器中也有不少绘有神话故事题材。这些瓷器的图样通常来源于欧洲的油画或版画，描绘《巴利斯的审判》图案。这个由荷马创作的著名希腊神话故事，讲述特洛伊城君主之子巴利斯要在女神海娜、雅典娜及维纳斯之间做出选择，而他则宣称维纳斯为最美丽的女子，因而触发特洛伊之战。描绘希腊墨丘利神于彭妮罗佩在阿卡狄亚山照看父亲的羊群时，变成一头美丽的羊出现在她面前。
这类神话故事题材的瓷器在欧洲作为一般社交礼品，广受欢迎。和宗教纹饰的器具一样，这些神话故事的纹饰多绘在茶具、碟及盘上，却不见绘于其他餐具，因此可以推测这类瓷器大多作为装饰之用，只有小部分是实用的器具。
4.标志徽章
在明清外销瓷中，有一类以欧式标志徽章为主题纹饰的瓷器，古陶瓷界将其命名为“纹章瓷”。
纹章瓷的出现与西方流行使用的徽章有密切的关系。由于中世纪欧洲骑士制度的成熟（11世纪），出现了这种代表封建等级的徽章，随着十字军东征，徽章在欧罗巴大陆传播开来，并盛行于12至14世纪。除王公贵族使用外，社会名流、富豪和对国家有特殊贡献者经过王室批准，都可获得属于个人或家族的徽章。徽章起初是个人或家族的标志，也是身份和权势的象征，后来从国家到郡市，甚至是军队、公司都有使用。
目前所见最早的纹章瓷是葡萄牙收藏的一件青花执壶，壶腹绘浑天仪图案的徽章，根据国外学者考证，这是葡萄牙国王曼诺尔一世的徽章，该瓷器为明代正德年间制品。
清代的纹章瓷在整个18世纪都极为流行，早期以青花或青花五彩绘制，整体纹饰还明显带有明代“克拉克”瓷的风格。随后出现以粉彩绘制的纹章瓷，除了瓷器中央的徽章，其他边饰都具有中国传统纹饰的风格。同时广彩瓷器中也有纹章瓷出现，这件瓷器应当是早期广彩纹章瓷，器皿上只绘徽章，没有边饰，这在纹章瓷中是比较少见的。到后来，纹章瓷像其他外销瓷器一样，大都到广州去加绘纹饰，纹饰上也很难再找到中国传统的图案。
在纹章瓷的分类上，以名人家族徽章为纹饰的瓷器种类最多，这包括王室、名门贵族和知名人士.这是普鲁士皇帝腓特烈二世的徽章，腓特烈大帝于1751年成立埃姆登公司，派遣船只前往中国进行贸易活动。
需要说明的是，有一些绘有名人家族徽章的纹章瓷上，会同时画两个或多个徽章，这跟联姻有关。
除了名人家族的徽章，国家、市郡的徽章在纹章瓷中也时有出现。这类瓷器多见于17世纪晚期荷兰东印度公司订制的器物。器物以青花五彩盘为常见，盘中心绘荷兰或荷属城市、省郡的徽章，边饰锦地开光，开光内绘中国式人物、花鸟等纹饰。
此外，在纹章瓷中还有绘军队徽章和公司团体徽章的，但相对数量较少。
5.仿欧洲瓷器的纹样
在清代的外销瓷中，有些瓷器从器形到纹饰，明显是仿照欧洲瓷器烧制的，这部分瓷器往往容易被人忽视。这其中，仿制最多的是德国迈森瓷器。
明末清初，中国陷入战乱，外销瓷生产大受影响。17世纪晚期，荷兰东印度公司进口的中国瓷器数量持续下降，欧洲市场上中国瓷器已非常稀有，因此刺激了人们对替代品的需求，荷兰仿制中国瓷器的制品—德尔夫特瓷应运而生，而且迅即扩销整个欧洲。但严格来说，它只是一种薄胎的陶器，而非瓷器。
对于流传于欧洲的中国瓷器，由于其坚硬而洁白、光亮而莹润，西方的科学家和工匠一直致力于探索其奥秘所在。但是，直到18世纪初，德国迈森的陶瓷工厂才生产出了欧洲最早的硬质瓷器。随着生产技术不断提高，迈森瓷器造型新颖，画工精细，胎质洁白细腻，釉色晶莹透亮，产品质量越来越好，毫不逊于中国瓷器，因而受到王室的青睐。1710年，在国王核准下，迈森建成了皇家萨克逊瓷器工厂，这更使得迈森瓷器闻名于欧洲。
喜欢新鲜、搜求昂贵皇室瓷器的富有人家开始将目标由中国瓷器转移到德国瓷器上，从而确立了迈森瓷器的新风尚和领导地位，随之而来的是对较便宜仿品需求的新市场。早期的迈森瓷器为了与中国瓷器竞争，较多融入了中国风格纹样，这个有趣的现象也再次印证了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后来的迈森瓷器则更注重欧洲风格的设计,纹饰以西洋风格绘成，图案与中国画法迥异，这种花卉常见于迈森瓷器，饰以这种纹样的中国瓷器，多被视作一种替代品。在中国仿制的迈森风格的瓷器，在欧洲是作为“真品”出售的，使销售者获得可观利润。
另外，还有仿制瑞典瓷器的例子。如图23，简洁淡雅的花卉边饰和中心的花束图案具有典型的欧洲风格，这是仿照了玛瑞伯格瓷器的样式。玛瑞伯格瓷厂1758年创立，是瑞典最重要的陶瓷工厂。
二、锦上添花的欧洲工艺
外销瓷到达欧洲后，欧洲工匠对中国瓷器按照当地人的使用习惯和审美情趣，进行了适当的改进与完善。
1.添彩瓷器
自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与中国进行直接贸易之后，便将数以万计未施彩的素烧瓷器输入荷兰。在德而夫特、阿姆斯特丹等地，这些瓷器被加上珐琅彩绘画。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订烧中国瓷器需时较长，因此无法适应一些紧急需求。如图25，饰以卖布的布鲁塞尔商人，手持标有价格的布匹，盘上有“布鲁塞尔布料”的字样，这种盘可能是用作送给顾客的礼品。另外如图26，饰以基督教义理论家威廉·狄而荷夫像，这盘当是他逝世后为表示哀悼而制作的。除了素瓷外，具有青花纹饰的中国瓷器亦有被添上其他彩料。这些在荷兰习惯上称为“阿姆斯特丹邦特”的瓷器，与在中国绘制的瓷器分别颇大，易于辨识。在英国和德国，这种瓷器亦有制作，分别称作“添饰瓷器”和“私营彩绘工匠瓷”，其中后者质量较佳。但总体而言，这些瓷器可视作荷兰的特色品种。
2.改造瓷器
中国瓷器初到欧洲时，西方人根本不懂得按照它的用途来使用，而是根据欧洲人自己的习惯和需要，对陌生的中国瓷器进行随意的改装，甚至改变其使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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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收藏使用中国瓷器在欧洲蔚然成风，于是一些瓷器的拥有者会请著名的手工艺艺术家对瓷器镶嵌金属装饰，有些设计减弱了瓷器原有的实用功能，更加突出了其陈设性；有些则是为了在瓷器使用时更加方便。这些装饰既可起到美观的效果，又可以保护瓷器的脆弱部位，同时也使这些中国瓷器更具欧洲的艺术风格。
三、小结
每个国家的文化艺术从来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在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中不断发展和丰富起来的。从这些带有“西洋味”的清代外销瓷中，我们可以看到欧洲艺术对中国瓷器的影响。中国瓷器外销不仅是中西贸易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其影响力不仅限于对中国陶瓷业的推动，更重要的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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