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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淮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原始文化的相互关系 张 敏 (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江苏南京210016) 一、关于青莲岗文化的回顾 淮河流域是新中国最早开展考古工作的区域之一。1951年在淮河下游南岸发现的淮安青莲岗遗址,由于其文化面貌异于当时已知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1956年将其命名为“青莲岗文化”。 青莲岗文化的提出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同时青莲岗文化也是我国考古学史上概念最模糊、内涵最庞杂且争论时间最久的考古学文化之一。回顾青莲岗文化的命名和讨论的过程,对于探讨淮河与长江流域原始文化的相互关系,或许有所启迪。 青莲岗遗址从未进行过考古发掘,仅进行过考古调查并采集了一些陶片、石器、红烧土、兽骨等标本,调查报告认为青莲岗遗址的年代“在龙山文化兴起之后,并可能受到某些铜器文化的影响”,其年代“应该在汉代以前”。而在这一时期对于江苏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基本认识是:“江苏南部新石器时代文化分布路线是由南向北的,这种文化是直接受浙江海滨黑陶文化的影响”,“江苏北部的同时代文化分布则是由北向南的,是来自河南西部的彩陶文化,半路上受到了龙山文化很严重的影响”,这就是当时指导江苏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的主流思想。不久,江苏又发掘了淮北的新沂花厅和江南的南京北阴阳营等遗址,山东发掘了宁阳堡头等遗址。根据淮北、江南诸遗址中有与青莲岗相同或相类似的文化遗物,在对青莲岗文化的内涵、时空范畴未能进行正确把握的情况下,仅根据上述基本认识而提出了“青莲岗文化”的命名。因此,从命名之初,青莲岗文化就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 关于青莲岗文化,代表性的论述主要有: 尹氏青莲岗文化尹焕章先生将华东新石器时代文化分为四个文化系统,即龙山文化系、龙山与仰韶混合文化系、台形遗址文化系和印纹硬陶文化系,并认为“青莲岗文化遗存应晚于城子崖”,“花厅村文化遗存的时代,因系地方文化成分为主而受龙山文化影响,自然晚于龙山”。因此,“青莲岗文化遗存是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混合产物,而花厅村文化遗 存是龙山文化与土著文化的混合产物”。 曾-尹氏青莲岗文化其后曾昭火、尹焕章先生又对尹氏青莲岗文化进行了“修正”,将江苏的原始文化分为青莲岗文化、刘林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湖熟文化和以几何印纹硬陶为主的文化,认为“在江苏境内所有原始文化中,青莲岗文化是最早的”,“青莲岗文化的分布区域,是以江苏为中心,北到与山东接壤处,南达太湖南岸,东到淀山湖以东,西到安徽南部”。 吴氏青莲岗文化吴氏青莲岗文化实际是怀着“尊重老一辈考古工作者的感情”,对曾-尹氏青莲岗文化进行的诠释。1973年,吴山菁先生全面系统地论证青莲岗文化,对青莲岗文化进行了类型划分和文化分期,将青莲岗文化分为江北(实际上是淮北)、江南两个类型,江北类型分为青莲岗期、刘林期、花厅期和大汶口晚期;江南类型分为马家浜期、北阴阳营期、崧泽期,其后是良渚文化。青莲岗文化的分布“大约以江苏为中心,北至山东中、南部,南至太湖沿岸,西至苏皖接壤地区,东至阜宁,东南达淀山湖以东,分布面积约为十万平方公里”。 南博青莲岗文化署名为“南京博物院”的青莲岗文化,是在吴氏青莲岗文化基础上进行的“修正”:青莲岗文化分布于大江南北、淮河上下,只不过将江北(淮北)青莲岗文化分为大墩子、刘林、二涧村、大汶口、东海峪、西夏侯六期,前四期属青莲岗文化,后两期属大汶口文化;江南的青莲岗文化不再分期,而是分为马家浜、北阴阳营、崧泽、张陵山四个类型。 将江北(淮北)类型分为青莲岗文化、刘林文化和大汶口文化。邹-谷氏青莲岗文化在海岱地区建立了北辛—大汶口—龙山文化序列,而太湖亦建立了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序列之后,邹厚本、谷建祥先生又提出新的见解,将青莲岗文化的空间范围西移,认为“青莲岗文化的分布范围以淮河为中轴,西口到皖、豫、鲁三省交界处,北以泰沂山脉为界,东至大海,其南沿的东部为江苏的江淮地区,西部包括安徽的江淮地区和与其一衣带水的皖南及宁镇山脉”,并将青莲岗文化分为三个类型,即侯家寨类型、双墩类型和青莲岗类型;青莲岗文化的年代定为距今7000——6000年。 除此之外,对于青莲岗文化的不同认识和“修正”意见还有很多,如“典型青莲岗文化”和“非典型青莲岗文化(如堡头类型)”等,在此不一一枚举,但在讨论青莲岗文化期间,有几位先生的意见却尤其值得重视: 尹达先生认为,对于青莲岗文化,“必须摸清这种文化本身的基本情况,弄清其自身长期发展的基本过程,才能够在科学的基础上和其他不同类型的文化遗存进行全面的比较研究,从而取得可靠的科学成果”。 安志敏先生认为,“目前泛称的青莲岗文化,可能包括着不同的内涵,如所谓刘林和花厅类型,便与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基本一致”;而崧泽、马家浜等遗址的文化面貌与“长江北岸的青莲岗文化有较大的差异”。 夏鼐先生认为:青莲岗文化所谓的“江北类型”和“江南类型”应该分别定名,建议分别叫做“大汶口文化”和“马家浜文化”,“南京北阴阳营下层墓葬可能代表另一种文化”。 正是由于青莲岗文化不断受到专家学者的质疑和否定,因而也就不断地对青莲岗文化进行修补和“修正”;然而也正是因为不断地对青莲岗文化在内涵上进行置换,在时间和空间上进行大幅度的游移,使得青莲岗文化的文化内涵越来越庞杂,时空范畴也越来越混乱。造成分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青莲岗文化是建立在未经发掘的青莲岗遗址的基础之上的,在对于青莲岗遗址的层位关系、文化年代和文化内涵均无正确把握的情况下,提出青莲岗文化的基础先天不足,而“尊重老一辈考古工作者的感情”则成为坚持青莲岗文化的情结。 2.由于青莲岗遗址地处淮河以南即江淮之间,而在江淮地区几乎未进行考古工作的基础上,利用江南和淮北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遗址进行研究,在研究时又置换概念和标准,甚至采用默证的方法,这样必然导致混乱的研究结果。3.以江苏作为考古学文化区的中心来进行研究,而江苏地跨长江中下游平原、江淮平原和黄淮平原,错误的空间概念必然导致错误的研究结果。 4.在确立了海岱文化区、太湖文化区和宁镇文化区并建立了各自的文化序列之后,使江南和淮北原用来支撑青莲岗文化的所有基础顷刻土崩瓦解;同时,在青莲岗文化不断被质疑和否定的情况下,研究者在青莲岗文化的空间和时间上也不断游移,在原本混乱的基础上又不断制造出新的混乱。 青莲岗遗址的发现已过半个世纪了,回顾和总结过去的目的是为了展望未来,并非苛求前人,因为今天所作的一切都是在前人奠定的基础上进行的。 二、淮河下游新石器时代的重新认识 重新认识的基础是上世纪90年代在江淮东部所作的考古工作,重新认识虽非是最终、最完美的认识,但毕竟是在考古工作的基础上产生的认识。 1.青莲岗遗址是江淮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从1951年开始进行过4次考古调查,共采集石器9件、陶器8件,陶片、兽骨及红烧土块312件,这就是命名青莲岗文化的基础。数十年间除海安青墩遗址外,在江淮地区再没做过系统的考古工作,所有的讨论都是利用淮北和江南的考古资料来论证江淮地区的青莲岗文化,这不能不说是个怪圈。 自1991年起,我们在江淮东部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古工作,包括考古调查、梳理以往的资料和考古发掘,基本掌握了江淮东部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规律。在淮河南岸,有阜宁梨园、淮安青莲岗、茭陵集等遗址;在长江的北岸,有海安青墩、吉家墩、东台开庄等遗址;在京杭大运河以东,有高邮龙虬庄、唐王墩、兴化王家舍等遗址。通过一系列的考古工作,对江淮东部考古学文化的文化面貌、文化分期和文化谱系有了基本认识。 2.在新石器时代,我国东部应有三个相对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区,即已确立的海岱文化区和太湖文化区,而江淮平原的江淮东部经过一系列的考古工作也可确立为一相对独立的文化区。江苏的淮北地区属海岱文化区,文化序列为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江南东部属太湖文化区,文化序列为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而江淮东部,尤其是龙虬庄遗址的发掘基本澄清了江淮东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面貌、文化特征和文化序列,其文化序列为龙虬庄文化的一、二、三期,年代跨度为距今6600-5000年。 江淮东部北界淮河,南界长江,因此淮河和长江两岸的遗址俱呈过渡性特征,如淮南的青莲岗和淮北的万北遗址,江南的东山村和江北的青墩遗址等;而江淮中部的龙虬庄遗址的文化内涵则相对稳定,文化序列相对完整。与海岱文化区和太湖文化区相 比,江淮东部应为弱势文化区,主要表现在其发展过程不断受到长江以南新石器时代诸考古学文化的影响;而强势文化区不仅有完整的发展序列,而且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对弱势文化区产生较大的影响。 3.青莲岗文化的提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由于对考古学文化的基本概念没能正确把握,在提出青莲岗文化之时便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而现今以江淮地区的考古工作为基础,也就有了重新认识和讨论所谓的“青莲岗文化”的基础。 首先需讨论的是青莲岗遗址的文化遗存。1995年的考古工作发现其堆积仅4层。以采集标本和以往发表的资料进行分析,可以看出青莲岗遗址的文化遗存并不庞杂:主要有大汶口文化的带流罐、北阴阳营文化的石斧、石锛和江淮地区的彩陶钵等三类不同的文化遗物;而青莲岗文化的内涵越来越复杂,范围越来越扩大,则完全是默证的结果。 当确立了江淮文化区之后,淮河作为海岱地区和江淮地区的分界,在淮河两岸的遗址实际上都是过渡性遗址,不免会出现交互影响。淮河南岸的青莲岗遗址,出现大汶口文化的陶器,在淮河北岸的万北等遗址中出现江淮地区的文化遗物,同属正常的文化现象;而以过渡性遗址作为划分考古学文化的标尺,必然会有失偏颇而将淮北的大汶口文化和江南的北阴阳营文化划入其中;由于北阴阳营遗址中又含有太湖地区的文化遗物,于是又将太湖地区划入青莲岗文化。这大概就是青莲岗文化被无限扩大的基本过程。 三、与淮北、江南新石器时代诸文化的关系 从青莲岗文化被无限扩大,可以联想到江淮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与淮北、江南的新石器时代应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在龙虬庄遗址发掘之前,这一问题始终未能澄清。 龙虬庄遗址位于江淮地区中部,与长江、淮河基本等距离,其新石器时代的5层文化堆积层大致代表了江淮东部新石器时代完整的文化序列;龙虬庄遗址的文化遗迹有房屋、灰坑、墓葬,出土的文化遗物极为丰富。通过对龙虬庄遗址进行文化因素分析,可进一步探讨江淮东部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与淮北、江南新石器时代诸文化的相互关系。 龙虬庄文化的第1期。突然出现在江淮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其文化面貌独特,文化特征稳定,炊器为双耳罐形陶釜和浅盆形釜与束腰高器座,另有三足罐、三足盘、细圈足钵形豆、钵、碗、壶、双耳壶、罐、盆等,石器主要有锛,骨角器有叉、镦、镞、镖、针、箸、笄等。江淮地区新石器时代发生的年代较晚,在这一地区几乎无源可寻。其文化来源可能与裴李岗文化贾湖类型有一定关系,但也不排除与北辛文化有一定的关系。 龙虬庄文化的第2期。与之可比较的是大汶口文化。然从目前已知的文化现象来看,两者似乎并无直接联系。首先,在人种的聚类谱系上不同,大汶口文化流行的拔牙风俗在江淮地区不见,这表明两者可能不是同一族源。其次,文化遗物的差异则更大:江淮地区的炊器仍流行陶双耳罐形釜、盆形釜,并出现由双耳罐形釜发展而来的双耳罐形鼎和由盆形釜发展而来的盆形鼎,此外还有器座、三足钵、三足罐、高圈足壶、高圈足罐、高圈足大镂孔浅盘豆、矮圈足钵形豆、钵、碗、杯、壶、盆等,还流行猪形壶;石器有舌状石斧、锛、凿等;骨角器有斧、镐、叉、镦、镞、镖、凿、凿形器、梭、纺轮、针、匕首、箸、刀、勺、笄、坠、环、指环、牙璜等。水器则更是江淮地区所独有的,至于发达的骨角器等,可能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最高水平。 与江南宁镇地区和太湖地区的关系:江淮地区的新石器时代,主要与江南的诸考古学文化发生关系,这表现在两者都是从事稻作农业,而不是淮北的粟作农业,相同的经济生活必然导致其使用相同的生产工具。江淮东部地区是浅海湾逐渐成陆后形成的低洼平原,无山,自然也无石料来源,其生产工具石器必然通过交换等手段获得。而长江以南多山,因此江淮地区的石器主要来源于江南。 江淮东部地区的龙虬庄文化分为3期,从第1期至第2期,江淮地区的石器乃至玉器均来源于宁镇地区;从第2期的后段至第3期,宁镇地区逐渐被太湖地区所取代,江淮地区的石器、玉器绝大多数均来源于太湖地区。再从宁镇地区来看,在北阴阳营文化中,可以见到为数较多的江淮地区的文化遗物,如三足罐、高圈足罐、碗、杯等,表明两者的交流可能是双向的;而太湖地区则不见江淮地区的文化因素,相反,在江淮地区则常见太湖地区的陶鼎、豆、盆、壶、杯、罐等,表明两者之间的交流可能是单向的。 太湖地区大约从崧泽文化中期,便出现了向西、向北扩张的迹象,不仅江淮东部出现大量的太湖文化因素,在淮河以北的下徐庄遗址中也可见到崧泽文化遗物;至良渚文化早期,宁镇地区和江淮东部地区在其冲击下,均出现了文化断层现象,良渚文化的势力甚至到达了淮河以北,新沂花厅遗址有可能是良渚文化与大汶口文化发生文化碰撞的典型遗址。 总之,江淮东部应是考古学文化区,应存在着江淮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但并非以往所谓的“青莲岗文化”。江淮东部是夹在海岱地区与太湖地区两个强势文化之间的一个弱文化区,她存在过,亦曾有过自己的辉煌;她的发生至今是个谜,而由于良渚文化强有力的冲击,最终导致了她的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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