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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匿，即今日之匿名举报。中国古代自秦代始即对投匿者严厉打击，《唐律》中，投匿罪的刑罚为“流二千里”。重刑“禁匿”，在保护刑法法益的同时，却又在一定程度上堵塞了犯罪线索的发现渠道。是耶非耶？法律应如何在“投匿”的禁弛之间取得平衡？这一问题值得思考。 避己潜投，陷人于罪：投匿罪之主客观要件 投匿，即“投匿名书告人罪”，指不具姓名或假以他人之名状告人罪。《唐律》第351条律注：（投匿），谓绝匿姓名及假人姓名，以避己作者。弃置、悬之俱是。 从《唐律》的条文来看，投匿罪的行为特征有二：避己；潜投。避己，隐去姓名或假借他人之名告人之罪；潜投，在无人知晓之时隐秘而为——或弃，或置，或悬。避己与潜投同时具备，投匿罪名方告成立。未隐己名或公开投状者，不以投匿论。 避己之状潜投于何处？《唐律》列举了投匿地点：街衢，衙府，旌表等处所。易言之，为公开场所，人群往来聚集之地。投匿者行为隐秘，但其所状书之事却必欲人知，因而，多投向易于为人获知之所，人员流动较大之处，成为首选。此外，一些要害之所如皇陵、朝廷周围等区域，也常成为投匿行为的发生地点。 投匿罪之构成，行为人主观上有“脱己之身而陷人于罪”的动机和意图，即暗中告讦，使人罹陷罪与罚。在这一过程中，投匿者所告是虚是实，是轻是重，均无关乎投匿罪名的成立。换句话说，只要行为人有“投匿”行为，即使所书内容真实，仍按投匿罪定罪量刑。 客体多重：投匿罪之性质分析 投匿行为对王朝正常诉讼秩序的干扰是显而易见的，除此之外，还对社会安定、政治生态及当事人个体权益造成伤害。这一犯罪所侵犯的社会关系涉及多个方面，其客体具有多重性、复杂性特征。 首先，投匿行为干扰国家司法。 在中国古代诉讼中，法官审理案件须两造齐备，如原告缺席，被告在诉讼中无人对质，有失公平；同时，诉讼中的原告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在案件审理出现困局，如被告经合法刑讯而未招供时，原告将被“反拷”以查证控告是否为虚，如此，一个隐形的告发者，对诉讼的顺利开展构成了障碍；再者，匿告行为因隐去身份确认的“便利”，“无中生有”者必然增加，捏造事实、造谣惑众、攻击陷害他人，常借匿名形式进行，而这样的案件一旦进入诉讼程序，将因此浪费国家司法资源，正常司法秩序亦受到干扰。 因此，立法严禁投匿行为，令匿名者陷于“流二千里”的妄诉风险，可督促投告者慎思所行，防止诬告、妄诉的发生，以保证诉讼的严肃性。 其次，投匿行为妨害社会秩序。 按《唐律》的解释，投匿罪设定的目的是：“绝欺诡之路”“塞诬告之源”。欺诡，意为欺诈、奸猾，其中诡字，又有怪异、出乎寻常之解。虽然该行为并非一定虚构事实，但唐律还是将其视为一种可能的欺诈，或引发欺诈（诬告）之因而加以严惩。 投匿行为不仅多捏造事实，而且其行为本身及给社会带来的混乱亦足以引起警惕。一方面，依《唐律》，投匿书状的地点为街衢、府衙等公共场所，或弃置，或悬挂张贴，以吸引公众注意，如此行为往往会造成人群视听混乱，真伪莫辨，人心不宁；另一方面，在实践中，投匿者中虽不乏检举犯罪之公心者，而更多则为挟嫌之人意欲通过罗织罪名，诬告诋毁，造成当事者枉受其害，无辜者连累波及，这种隐藏身份暗中告讦、陷人于罪的行为，用心险恶，性质恶劣，于社会人心，影响尤甚。 第三，投匿行为为害政治安宁，扰乱政治生态。 从投匿罪在历史上的法律适用来看，其与朝廷政治的关联自来便十分密切，奸臣贼党利用投匿手段打击异己的案例史不绝书。例如，汉平帝时的“梁松悬飞书诽谤案”，汉章帝时窦氏“飞书以陷梁竦案”，都属此类。东汉献帝时魏郡太守国渊侦破的“投书诽谤案”中，被投书诽谤的对象为曹操，引来“太祖疾之，欲必知其主。”唐代武则天时期，匿名投状更成为朝廷政争的重要方式，尤其是匦函制度实行之后，“匿名”或“潜易姓名”的投匿行为激增。“奸臣之党，快意相仇，睚眦之嫌，即称有密，一人被告，百人满狱，使者推捕，冠盖如市……天下喁喁，莫知宁所”。匦函制被某些奸人利用，给朝政带来了混乱。 第四，投匿行为侵犯受害人权益。 《旧唐书·钱徽传》有曰：“语称讪上之非，律有匿名之禁，皆以防三至之毁，重两造之明。”此语道出了禁匿名投书的又一个理由：“防三至之毁，重两造之明。”“两造之明”即原、被告双方诉讼中的对质与事实的明辨。“三至之毁”，语出《战国策》“曾参杀人”的故事：在曾参的家乡费邑，有一个与曾参同名的人杀了人，于是“曾参杀人”一事传遍乡里。坚信儿子不会杀人的曾母在被三次告知“儿子杀人”后，终于被传言所惑，“投杼踰墙而走”。此所谓众口铄金，“千人所指，无病而死”，匿投受害者虽身正心清，但难抵谣言传播之力，是非之间，毁誉恐不能自主。 不仅如此，一旦匿名书状被受理，案件进入司法程序，被告人即面临枷、杻、钳、锁之束缚，拘押、刑讯之伤害不可避免。而且，一讼既起，往往牵连无辜，累及他人。 刑罚苛重：投匿罪之量刑对比 《唐律》第351条规定：诸投匿名书告人罪者，流二千里。 《唐律》规定了五种刑罚，流刑仅次于死刑，流二千里是流刑中最轻的一等，但属重刑无疑。查唐律条文，其流二千里的刑罚主要涉及侵犯皇权以及危害国家军事、社会治安、伦理纲常等较为严重的罪名。举例如下： 持杖者阑入殿门，流二千里；（《唐律疏议·卫禁律》第59条，以下注文略去律名，只书篇目） 诸监临之官，受所监临财物者，……五十匹流二千里。（《职制律》第140条） 口陈欲反之言，心无真实之计，而无状可寻者，流二千里；（《贼盗律》第250条） 谋杀缌麻以上尊长者，流二千里；（《贼盗律》第253条） 诸盗宫殿门符，发兵符，传符等，流二千里；（《贼盗律》第274条） 诸殴制使、本属府主、刺史、县令及吏卒，殴本部五品以上官长者，徒三年，伤者，流二千里；（《斗讼律》第312条） 诸伪写宫殿门符，……使节及皇城，京城门符者，流二千里；（《诈伪律》第364条） 以上犯罪，皆性质严重或情节恶劣者，而投匿罪与以上各罪同罚，足见其重视程度。 在中国古代，投匿罪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秦代，而历史上各个时期对这一罪名均施以重罚。汉代，施以磔刑——死刑之一种；宋代，流二千里，并对“告者赏以缗钱”；明代，将投匿之罪改为绞刑；清律一同明律，康熙十四年（1675年）曾有上谕，将事关朝政的投匿之人及知而不首者即行处死，并重赏举报者。死刑立决，是只适用于重罪的刑罚，投匿者获此刑，可见惩罚力度之大。 是非之间，禁弛两难：投匿罪条文评析 投匿行为的功过可作两面观。一方面，如前所述，投匿行为给王朝政治、社会秩序、人心、风俗、个体权益都可能带来损害，如不立法严禁，贻害无穷；但另一方面，一些基于“正义立场”的举报行为虽以匿名方式，其正当性本应加以肯定和保护，对帝王政治而言，允许投匿可有“广耳目，防壅蔽，通下情”的作用。禁之？弛之？投匿罪之设，是也非也？ 在古代中国，投匿行为的道德性自始便遭质疑和否定，投匿之人被视作挟私攻讦、用心险恶之徒而遭鄙视：“挟狐鼠之好，肆虎狼之狠，隐姓埋名，潜迹暗投。可谓己受安逸，被罹祸灾。”在儒家文化中，君子人格坦荡无私，责人之过，亦须光明磊落。宋代李沆为相时，真宗皇帝有问：“人皆有密启，卿独无，何也？”答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则公言之，何用密启？夫人臣有密启者，非谗即佞，臣常恶之，岂可效尤？”正是这位“方严重厚”的君子在为相期间，曾“对使者引烛焚诏”，并附奏曰：“但道臣沆以为不可。”可谓坦荡荡的君子之为，无愧“圣相”之誉。 不仅如此，传统儒道政治哲学皆反对以繁苛之政扰民，更关注社会的安宁、和谐，儒家尤重温情的人际关系的营造，而投匿行为，显然是对这一理想秩序的破坏，若得到纵容甚或鼓励，极易造成人心风气之毁伤，引来人与人之间告讦互害之风。秦代的奖励告奸之法，致天下大乱；武则天时的告密之法，“制罗织之狱，生人屏息，莫能自固”，教训可谓深刻。 就此而言，《唐律》及中国古代其他时期以严刑禁止投匿，实有充分的立法理由，为明智之举。 但是，唐代严法之治并未能制止投匿行为的发生。唐大中二年（848年）九月七日有敕：“比来多有无良之徒，妄于街衢投置无名文状，及于箭上并于旗幡上肆为奸言，欲以惑听。……”又有乾符二年（875年）唐僖宗《南郊赦文》：“近日奸险之徒，多造无名文状，或张悬文榜，或撰造童谣。……”高宗皇帝时有诏：近遂有人，向朝廷之侧，投书于地，隐其姓名，诬人之罪……”反复发出的诏文说明，唐代匿投现象似乎比较多发。依照律文之规定，从诉讼成本的角度来看，投匿，对投匿者本人是一个高风险、零收益的行为——无论虚实，被告均不受处罚（反逆罪除外），据此，投匿行为理应绝迹才是。但事实上，匿名投状者，历史上各个时期都大有人在，其中的原因值得思考： 第一，官府对投匿者网开一面或明禁暗许：对谋逆犯罪，唐律允许投匿；对一般犯罪，实践中官府对投匿者也多有听之任之者。在这种情况下，投匿者的“零收益”可能变为“有收益”或“大有收益”，“高风险”也可能变为“无风险”，甚或受到奖赏。这也许是投匿行为在历史上始终禁而不绝的根本原因。 第二，原告或证人保护不力，也导致投匿行为频发。按《唐律·断狱》“拷囚限满不首”条：“诸拷囚限满而不首者，反拷告人。其被杀、被盗家人及亲属告者，不反拷。被水火损败者，亦同。拷满不首，取保并放。违者，以故失论。”在刑讯合法化的唐代，司法官若刑讯被告不得实情，可依相同的刑讯方法拷打原告，因而，原告所面临的“保护不力”远不止“个人信息泄露”这么简单，他们将直接承受被反拷杖打的风险，棰楚之下，实名状告可能是一条舛途。 此外，帝制政治之下党争不断，民意表达渠道的有限，以及官吏不法者众、监察不力、司法不公、人性的不堪等等，也都是导致匿投现象增加的原因。 所以，现实中投匿行为注定会不断发生，对此，国家立法究竟应该持何态度？ 唐太宗时，权万纪等人以告讦有功而获宠信，众情懔懔。魏征进谏：“万纪等小人，不识大体，以讦为直，以谗为忠。陛下非不知其无堪，盖取其无所避忌，欲以警策群臣耳。而万纪等挟恩依势，逞其奸谋，凡所弹射，皆非有罪。陛下纵未能举善以厉俗，奈何昵奸以自损乎！”魏征直言，道出太宗皇帝“取其无所避忌，欲以警策群臣”的心理，即利用小人以达某种目的，此乃帝王谋政治安全之术，又实为“昵奸以自损”的下策，非英明君主所当为。而匿名告讦，更易“无所避忌”，既陷他人于罪，而又保全自身，暗中构陷，制造事端，其恶性和所致混乱更甚，君主若借以利用，贻害无穷，尤应摒弃。国家立法不可因而听之任之，更不可因投匿行为的“积极作用”而对此种犯罪停止打击。立法默许甚至鼓励“投匿”，将滋生催发人性之恶，使邪恶之行“假正义之名”，实现其阴谋，此实为“立一法，生一弊”之举。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谈及对待匿名信的态度：“鞑靼人必须在剑上刻上他们的名字，为的是让人知道剑是从他们的手里射出来。马其顿的菲利普在围攻一个城市时受伤，人们发现投枪上写着：‘阿斯德给菲利普致命一击’。”这段文字出自《论法的精神》第12章24节——“匿名信”。他提出，国家法律对待匿名控告的行为，最好的办法就是：“不予理睬”。一方面，对匿名者，“一点也不相信他”，这是国家应给予他的“最低限度的处罚”，除非这一控告涉及君主安全或不会使正常的司法程序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对被举报者，不应有任何怀疑，就像“没有人控告他”一样。孟德斯鸠对待匿名举告行为的否定，似乎对中国传统文化颇有认同，但在涉及匿名者的责任时，二者显示出差异。在中国古代，对待匿名举告者，绝非仅仅“不相信他”这么简单，而是要施以严厉的刑罚。这一做法的立法意图已如前述，而广开言路及“保护举报人”等立法思路在中国历史上则似乎始终被忽略。 来源：人民法院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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