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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是在不同方案之间做出选择产决策权属于（通过法律、规章、惯例、任务、价值或个人实力）得到公认的个体或组织。作为权威，他们将在特殊的环境或条件下做出与具体主题相关的选择。决策权的分配是决策权在跨国团体、社会、企业或组织内的分发。在这种背景下，兴趣组织是军事部门、盟军、跨部门组织或包括军方的国际组织。决策权可以按照功能、级别、时间或环境进行分配。 从理论上讲，决策权的分配是有两个逻辑端点的线性尺寸。其中一个端点是完全的中央集权(所有的权力仅由一个参与者拥有）。斯大林以及希特勒的政权就采取这种方式，尽管他们不可能亲自控制其社会的各个方面。另外一个端点则是完全的地方分权（每个实体在每项决策中都拥有平等的权力，或均匀分配权力）。虽然有时在小型集团内存在完全的集中或中央集权以及理想的平等或完全地方分权，但在不可能出现这两个极端情况。即使理想的“现实世界”政治民主国家采用个体（他们拥有平等的选举权)选举代表制度，以做出权威的决策，因此，为了理解军事组织或军民企业内决策权的分配，感兴趣的价值范围是在中央集权以及地方分权两个极端端点之间的部分。 工业时代军事决策权的分配反映了该时代管理与知识结构的基本原则。首先，利用指挥、情报、作战、后勤、计划等“拿破仑”系统将军事决策问题分解为专门的功能任务。其次，使用分层系统确保恰当的控制范围（即中级管理人员将来自上级的指示转化为命令，监视并报告作战环境中的行为）以及部队及其内部发生的事情，并作为控制代理确保指导被理解与遵从。 因此，工业时代军事组织的决策权集中于那些负责指挥功能的人，并分配给在各层次工作的功能专家(如后勤专家），假如他们做出的选择与指挥官的所有指示相一致。军事组织决策中央集权化的一个体现是以指挥官的名义签署命令，即使这些命令可能涉及某些专门的功能领域。参谋部成员以及下属指挥官对确保其理解上级指示方面负有重大责任，这也是工业时代非常重视指挥官意图（与信息时代重视指挥意图不同）的原因之一。 那么信息时代决策权的分配又是什么样呢？包括军事组织在内的信息时代组织，其决策权的分配都具有最小集权化的特点。可以想象一个极端例子：只有紧急的决策权分配而没有正式的或基于规则的决策权分配。网络中心战理念表明：在适当的条令前提下当共享意识达到“临界点”时，将实现自我同步。网络中心战以及前沿指挥与控制方法的成功取决于更广泛的信息分发以及不同的交互方式（指挥与控制方法的另一个重要变量），但它们也同时假设独立的实体具有实施有效决策的能力、信息以及手段。因此，同工业时代相比，信息时代的军事组织不仅要求更好的信息、更好的信息共享与协同机制、知识更加渊博的指挥官以及训练更加有素的士兵，还要求采用不同的指挥与控制方法。 另外，信息时代军事组织要求的领导能力也不同。首先，在部署之前保证部队成员的能力是领导的职责。在创立并维护一个企业时，领导的任务或功能包括征募、装备并训练一支能够履行分配任务的部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马歇尔将军因成功地履行这一职责而受到赞许。其次，当即将部署一支部队时，领导的功能还包括使所有相关人员清楚作战任务以及行动方案或完成任务的方法，并确保部队人员受到鼓舞。第三，当部署一支部队时，领导还必须认识到：一项任务涉及的所有领导并不都在指挥链的同一层中，其指挥链也未必汇集于一点。 不管焦点是军事盟国（其中部队成员最终将由部署部队的主权国家控制）或包括非政府组织和/或国际组织的军民力量，最终可能都没有能够领导所有各方的明确领导人。此外，虽然盟军部队经常出现于各层组织，但每一国家的部队目标、交战规则或其国家领导层的限制往往不尽相同。类似地，跨部门行动中的不同部门可能在国家整个指导方针中追求些许不同的议程，或者可能受到与军事组织不同的法律或预算限制。尤为显著的是，国际组织、私人自愿者与组织或东道国政府的宪法与议程不可能总与美方的完全一致。 因此，为了强调在21世纪军事行动中决策权的分配可以截然不同这一事实，在十余年前就开始讨论指挥安排。现在任何一个相当大的任务空间中仅靠一个指挥官进行指挥的情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即使在具体的战术环境中存在例外）。相反，多个领导与指挥官分布在相关的功能、组织以及层次。相比信息时代的决策权，工业时代的决策效率是极低的，特别是在不熟悉的情况下简直无效。正是信息时代的技术与过程实现了信息的互连，从而使同步和基于效果的作战成为可能。对于这些互连，需要倍加重视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语义上的互操作，进而促进共享意识，并最终实现共享理解与同步行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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