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作战：智能机器时代的战争

曼纽·德·兰达：《智能机器时代的战争》

刘昱东 石海明 编译

 

一、作者简介

曼纽·德·兰达（Manuel De Landa，1952-），1952年生于墨西哥城，1975年后生活在纽约，是美国当代作家、艺术家和哲学家。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助理教授，担任瑞士萨斯菲欧洲研究所当代哲学与科学的吉尔斯·德鲁斯教席、纽约布法罗坎尼苏斯学院讲师、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设计学院讲师、纽约布鲁克林普拉特研究院建筑学院兼职教授。

德·兰达的著作包括《智能机器时代的战争》、《非线性千年史》、《增强的科学与实用主义哲学》、《一种新的社会哲学：集会理论与社会复杂性》。他还发表了许多学术文章和散文随笔，并在欧美各地讲学。他研究的主要方向，一方面包括法国哲学家吉尔斯·德鲁斯的理论，另一方面，广泛涵盖了当代科学、自组织问题、人工生命与人工智能、经济、建筑、混沌理论、科学史、非线性动力学、网状自动机等。他通过申请德鲁斯的实体本体论教席，成为了“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此外，他的“模式论”研究已经成为许多学院和专业学科感兴趣的理论。

在写作学术著作的同时，20世纪7、80年代，他还制作了一些电影。当然，这些电影现在已经不流行了。经过电影制作人尼克·扎德在“推广电影技术”的宣传稿中的宣扬，德·兰达得以与众多有经验的艺术电影制作者交流，他的很多电影作品就表现了他在哲学和专业研究上的创造力。他还参与了由保罗·D·米勒主编的《无界的声音：节选数字音乐与文化》中一章的撰写。

 

二、内容概述

《智能机器时代的战争》包括四部分：简介、正文、注释和索引。其中正文为该书的主体部分，共分三章：“碰撞的历程”、“无血的转移”和“管理序列”。简介部分提出了本书写作的一个独特视角：将机器“拟人化”，把人类历史（主要是战争史）的演变作为一个大的、发展着的机器，人作为这个机器当中的一分子，从以技术为主体的角度论述战争的发展历程。他把这个视角称作一个“机器人历史学家”的视角。由此，人类所具有的能力，不过是各种技术在“人”这种“机器”上的表现，不论是计算、分析还是推理能力。与之相对的，在通常意义上被当作研究对象的人类战争，则具有“自组织”的能力，人，只是这个机器中一个并非不可缺少的环节或者“零件”。因此，在“机器人历史学家”的眼中，“进化不仅局限于有机物，而是不时从混沌中产生出秩序的发展历程”。在此基础上，作者展开了他的正文。

第一章“碰撞的历程”，即从简介中所说的视角对人类战争的性质进行了分析和概括，认为人类战争的发展就像一个混沌无序的系统通过内部的碰撞和“奇异性”的引导，产生了秩序，成为一个自组织机器；

第二章“无血的转移”围绕智能机器和计算机的发展，论述了人类智能逐步“机械化”的历程及其各方面，即在硬件、软件等各方面将人的智能转移到计算机和自动系统中去；

第三章“管理序列”介绍了现代智能信息系统的组成和组织。全书主体内容所表达的思想如下：

 

1、自组织的战争

 

此书虽然题为“智能机器时代的战争”，但作者把战争作为一个并非由人主导的自主系统来考察，是从战争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从最古老的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对抗开始，战争即按照它不随人类意志而转移的规律发展着。交战双方组织战争的方式不断“碰撞”，战争的组织者也不断学习对方好的方法。而决定发动一场战争和战争向什么方向发展的主要因素，不是政治或战争集团的领导者，而是实际的客观环境。譬如，游牧民族本身的行为，就契合着天气和气候的周期性变化：在天气没有发生异常变化的时候，游牧民族有他们自己的组织和体系，一旦反常气候出现，他们稳定的组织体系将被打破，他们就可能流散于农耕文明之中，给那里带来灾难——一场普遍的灾荒可能导致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入侵。任何时代的指挥官，都是着眼于消除“战争摩擦力”，按照客观规律行事。这样，混沌系统中的“奇异性”通过影响与战争和武器有关的人，影响了整个武装力量的调动和战争的进程。

因此，作者认为，要深刻认识智能机器在战争中的真正作用，必须从战争史的角度来考察。在简要介绍了古代战争随客观规律变化的背景之后，作者的考察重点从机械化火器——能量转化的工具——开始。随后，从战争机器的三个层面——战术、战略、后勤——考察了战争的自组织历程，并认为，这一历程的主要特点就是“去中心化”过程。

第一部分的考察是火器革命以及由此拉动的数学工具对战争、甚至是对人类社会组织方式的影响。19世纪来复枪的出现，标志着火器的成熟。而为这一成熟奠基的因素，包括火药、机械点火装置和金属锥形子弹。金属锥形子弹的产生使后装火药相比前装药具有了优势，最重要的是，与金属子弹和机械点火装置有关的一系列新发明推动了枪械生产的标准化和规模化，从前手工作坊式的枪械加工模式逐渐被淘汰，由军事工程师主导的机器制造时代，在军事领域首先到来了。19世纪初，这种生产方式在美国的兵工厂中就已经初现端倪。从此以后，制式化的管理、生产流程和质量管理，逐渐进入生产领域，武器生产的制式化向民用领域推广，带来了真正的“工业化时代”。而这一推广过程，是通过民用企业与军队订立契约完成的。工人、工程师、管理者，随之都成为了庞大生产机器上的一个个零件，一整套的组织管理方式，则构成了这个庞大机器的灵魂。

这个时期，对弹道的研究使得数学和军事的联合也走上了制式化的道路。不仅如此，数学作为一种工具，不仅用于具体的军事装备制造、军事行动部署上，在自组织领域，数学还被用来计算混沌系统在某些“奇点”产生秩序的复杂问题。由于战争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变动着的系统，一个自组织机器，数学也就成为了从整体上描述这一机器的工具。因此，数学家广泛渗透到从战术到战略、到后勤的各个层面。从前是弹道学家计算弹丸的飞行，帮助火器修正弹道；后来是电气工程师推动着军事通信、侦察的进步；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及其后，是计算机和信息科学家发展了计算机和计算机网络，更重要的是，运筹学随着战争发展的需要诞生了，这种从整体战略角度进行分析的数学工具，成了战争“机器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伴随这些发展过程的，是军事和战争组织、乃至人类社会组织的演变，也就是：

第二部分——战术、战略、后勤三个层面的自组织分析。“一个战术团体可以被看作一个信息处理过程的机器，为了使一个领导者能够控制这个团体，战术构成必须使上级的命令能够在不同等级之间传递，并将执行情况返回到指挥者的层级。”所以，战争机器中最重要的“摩擦力”就来自于信息传递的问题。一方面，信息的缺乏会导致不确定性，军事行动就面临着风险；另一方面，海量信息在短时间内“爆发式”的出现，会导致信息过载，让决策者难以做出判断，同样会导致不确定性。为应对这种“信息摩擦力”的方法，人类有两种选择，其一是集中式的信息处理，其二是网状分布式的信息处理。数千年的历史中，前一种信息处理方式一直占据主导，后一种方式直到最近百余年甚至是数十年才真正付诸实施。在战术层面上，集中式的信息处理就意味着指挥官或指挥机构的绝对权威。以指挥官为中心，形成严格的等级，所有的信息最终都汇集到指挥官那里，由指挥官根据这些信息做出判断和决策，指导部署行动。这样做的优点是一个战术单位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来行动，就像“钟表式机械”（clockwork machine）一样，每个士兵严格听从指挥官的命令，不许有丝毫个人行动的自由，就像钟表的每一个齿轮严丝合缝，作为一个整体，发挥其作用。

在信息匮乏的古代，这种指挥官为中心的指挥管理方式也许还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但随着武器的复杂化，战争本身的复杂性增加，信息量骤增。指挥官一个人，甚至连同他的参谋机构，也无法面对超量的信息过载。其实，很多信息都是无用的“垃圾信息”，夹杂着或许个别有用的信息，使指挥层难以做出有效判断，并做出决策。面对这样的问题，有两种处理方式：一是增加指挥机构的信息处理能力，使他们能够筛选有用信息，指挥战斗；二是改变战术团体的组织。其实，第二种方式就意味着向“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的方向迈进，即削弱指挥机构的权力，将信息处理分散在不同层级的组织中。这一方法有自组织理论上的支持：在一个中等混乱程度的系统中，如果有若干个“稳定岛”（island of stability），则大量信息就可以通过这些稳定岛处理，减少不确定性，系统就能达到有秩序状态。作者在内燃机和战术单位之间作了一个有意思的类比：从前的战术单位，如前面所说，就像一个钟表式的机械一样，死板僵化，它的运转需要外部不断给它上紧发条；而经过了机械化革命，战术单位应该成为依靠内部能量运转的机器，就像内燃机一样，让士兵们自己成为能量的来源，发挥出机器整体的力量。这种新的战术组织方式，要求给下层官兵更多的自主性，让他们能够根据战场环境的多变因素自己做决策。这一革命性的转变，是由19世纪的普鲁士军队带来的。进入20世纪中叶，战术组织的第二次“革命”，导致了它的第三个阶段——“分散网络”化的指挥管理，这次革命以二战中纳粹闪电战的创造为标志。

这种转变的发生并非指挥官或者士兵的意愿，而是技术上的进步导致的：便携式无线通信装置的产生，是“分散网络”组织产生的前提。只有当小的组织单位、甚至士兵在分散开以后还能够保持他们组织上的联系的时候，这种组织方式才能真正得到应用。这样，每一个战争平台都能找到自己发挥作用的位置，而不必像在通信不便的时代，要列成一队，才能保证指挥信息传递的顺畅。而规范有序的编队，正好给现代化武器提供了最好的打击目标。因此，这一战术革命从根本上说是技术的联合，而不是简单的武装力量的组织联合。

要保持分散网络之间的互通是一个复杂的技术难题，在那个时候只有纳粹德国突破了这一难题。闪电战，也并非代表一种战术观念，而是一种征服敌人的方式——不是通过摧垮敌人，而是通过对各个点的打击，瓦解各个层次、各个地点的敌人的意志。这个系统要起作用，关键正在于指挥链的“去中心化”。这样，系统中的“稳定岛”就能发挥作用，使得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严密组织的军队，具有它自己内部的组织，即“有组织的混乱”（organized chaos）。

然而，去中心化并不是解决信息过载、消除不确定性的万用良药。它有它自身的局限性——“如果历史确实证明通过有效的指挥系统分散不确定性的路径是成功的，为什么军队还在试图通过中心化寻求最高层的确定性呢？一个很明确的原因是，尽管在战场上它成功了，去中心化的战术允许更多的基层组织加入了指挥链。这种做法增加了战争机器对民心和人类技术要素的信任。‘信任’必须在机器路线中流动，从上到下、从下到上，信任（民心也是如此）对国家战争机器来说是昂贵的。”也就是说，只有高层指挥系统充分信任他的每一个属下、信任与之相关的各个要素，这种去中心化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而持有这种信任的信念，是要承担风险和代价的。

因此，计算机和计算机网络的诞生，为指挥重新“中心化”提供了技术基础。由于计算机在串行迭代计算处理方面超出人类无数倍的能力和海量的信息存储能力，使它成为中心指挥系统有力的技术支撑。从前必须由人面对的困难，现在由计算机可以轻易解决。由此，计算机代替了指挥官的很大一部分工作，成为了中心化指挥系统的主要设备。为了进一步减轻指挥官的压力，作为决策咨询装备的专家系统也诞生了，它是用机器模拟人类的专家，负责给指挥官提供有建设性的建议，帮助指挥官制定决策。

然而，在更广阔的层面上，去中心化趋势是不可逆转的。计算机和计算机管理网络的出现并不能在任何岗位上取代人的地位，人的自主性仍然是主导。因此，作者判断“长久来看专家系统仅仅是具有执行能力的咨询机器”。作为一个实例，在美国由于中心化指挥结构已经广泛应用于民用生产，中心化的影响已经超出了军队。正因如此，日本迅速上升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经济力量，甚至影响到了美国的地位，就是因为日本在所有工业层次的管理中都较少地实施了中心化。

在战略层面，人们寻求将各种战斗集合起来赢得整个战争。然而，战略不仅于此，它还包括与外交、政治等的广泛合作。总的来说，政治为战斗指明了方向，当单纯的武力斗争和政治、外交分离的时候，它也就没有了任何意义，战略也就彻底消失了。

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战略要比战术复杂得多，处理战略问题也有它独特的数学工具——博弈论。博弈问题面临着两个选择：利益的最大化或者损失的最小化。一个国家的战略，就是与其它国家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多领域的博弈。不过，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对博弈的任何一方来说，最有利的选择都是合作，然而因为造成合作的博弈关系需要很长时间，所以大多数国家都选择了对抗或者竞争。“人为造成的事先偏见阻碍了通往合作的道路，这使得我们在合作战略达成之前就已经自我毁灭。”

但是，毕竟博弈在很多情况下，在处理国际问题，尤其是广泛涉及到政治、外交等领域问题的时候，还是人们常用的数学分析工具。作者概括了两种博弈的模式：约米尼式和克劳塞维茨式。约米尼式的博弈将战争看作“政治真空中发生的核裂变”，认为战争和政治、外交没有关系，自成体系。克劳塞维茨则相反，众所周知他的名言“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依赖于博弈的时候采用哪种理性角度：其一是独立的理性，即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或损失最小化，而不信任对方；其二是合作的理性，即相信对方也是理性的，并趋向于合作。在这种复杂背景下，博弈论作为战争机器的运转规律之一，也发挥着作用，数学方法、系统分析方法连同博弈论理论，共同构成了战略层面战争机器的运转机制。

实施战略和战术所依赖的，就是后勤。作者将战争机器和生物体作了一个类比：战争机器作为身体，则战术代表肌肉，战略就是大脑，后勤就是机器的消化和循环系统。如果说战术和战略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用中心化的管理方式实施的话，那么后勤就必须依靠网络化的方式管理。尤其是在现代战争条件下，无论是和平时期的装备研制和采办还是战争时期的后勤供应。因此，有效的后勤管理必然要求网络的去中心化。实际上，这意味着后勤相比于战术、战略，成为战争最大的限制。进一步，后勤还反过来限制战术的运用和战略的制定、发展。而一直贯穿始终的“战争阻力”，也是在后勤领域表现得最为明显和突出。为了应付这样的局面，管理科学、线性规划等方法和理论应运而生。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使计算机网络在遭受核打击的情况下，某一点被破坏之后还能正常运转，对军队实施有效的保障，去中心化的网络建设也就首先在军用领域出现，而后才推广到民用领域。

不论是从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的发展来看，还是从战术、战略、后勤这样的层次划分来看，作者的论述已经表明：去中心化的网络建设和指挥、控制管理，是未来的必然趋势。最开始也许计算机和计算机网络的诞生看起来使得去中心化没有必要，但它们的进一步发展反过来更加迫切地要求去中心化。很多军事技术专家和工程师追求的目标，就是让机器能够做更多的事，将人类从繁忙的军务中释放出来，或者叫做把人从决策环节中排除（take human out of the decision-making loop）出去。这就要求机器的高度智能化。因此，不但每一个计算机要具有智能，在未来，每一个独立的程序都将具有类似于人的独立智能，使得它们能够独立地思考、判断和决策。假如真的达到了这一点，那么由于计算机和计算机程序在物理上的网络互联，它们必然比人更具有合作理性，进一步地，在计算机程序能够根据外界环境自主地改变自身的数据结构和信息储存的时候，它们就真正构成了一个可能通向和平的“机器世界”。这就意味着运筹学中描述的“联合理性”在事实上的胜利，一个世界范围内的自组织的战争体系就建立起来了。

 

2、聪明的计算机

 

关于智能机器的论述是本书的主线，对战争和军事技术、武器装备发展的探讨就一直贯穿着对智能机器的讨论。而且，在论述战争的时候，作者就已经广泛涉及了智能化的计算机及计算机网络。在第二章中，作者着重阐述了智能计算机的发展历程和趋势。

从“机器发展史”的视角来看，智能计算机的研制不过是把人推理和思考的技能作为一种程序或是硬件构成上的特点转移到机器中去，也许这也是作者将第二章命名为“无血的转移”的原因。从这样的视角来看，人类的DNA序列，不过是很好地经过编辑的计算机程序，它通过复制和编码指导蛋白质的合成。因此，智能计算机的研制也在很大程度上遵循着这样的路径：首先是能够模拟不同模式的计算机取代了高度专门化的计算机，后者也就因此失去了存在的理由；然后是能够自我复制乃至自我再生、自我生产的计算机，也就是由机器来生产机器。不同于工业时代的机器生产机器，此时，生产的意愿、决策和管理过程都是由机器来执行的。这种情况下机器可能转而操纵它们自己的命运来和人类竞争。不过，不论这种结果对人类是福音也好，是灾难也好，它只是一种设想，真正实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计算机硬件层面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人类理性中抽象逻辑思维的进化。占据人类历史大部分时间的“钟表式机械”的组织方法（主要是战争组织方法），代表着一种能量传递机械。就像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一样，结论所说的内容，已经包含在前体之中，不能产生新的知识。人类对于机器模式的思维方式，也就在这种限制中走过了两千余年。直到燃气机出现，尤其是当卡诺将内燃机的工作流程和组成部分以理论形式描述出来以后，人类的认识发生了进步：从“钟表式机械”走向了“自动式机械”（motor），可以从机器内部产生能量，而不是借助外部能量的传递来运转。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自动机”（automata machine）诞生了。在逻辑上为这一思想革命开路的是19世纪的逻辑学家布尔。他改造了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创造了一种新的逻辑，用“与”、“或”、“非”进行计算，它能够通过对不同元素的推理产生新的知识。这一逻辑上的进步为计算机原理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种思想在各个领域都找到了它的对应：在战争领域，作为“钟表式机械”的军队，各个子系统之间只能传递信息，不能产生新的信息，士兵的一切行动都要听从长官的指挥，而随着战争模式发展，甚至随着战斗的进行，新的信息不断出现，战争机器内部开始产生信息，成为一个“自动机”；在天体物理领域，就人类对宇宙的认识来说，经典物理时代人们还把太阳系看作一个钟表式的机械，由上帝的第一次推动，给这个机械上了发条，它由此运转下去，而后来星云假说的出现，太阳系的形成成为一个在物理规律限制下的自组织过程，也成了一个自动机；在计算机领域，逻辑系统内部，三段论作为智能传递逻辑事实的“机器”，在发展到布尔代数之时，就具有了产生逻辑事实的能力，成了一个自动逻辑机器。

当然，这距离真正具有归纳推理能力的机器还相当遥远，而这种逻辑机器在物理层面上的实现，也是在布尔之后数十年，经过图灵和申农等人的努力，通过电路中继、真空管、电子管、三极管、集成电路、大规模集成电路一步步发展起来。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人类大脑内的推理模式也逐渐被转移到了计算机里，不过有一样东西是无法转移的——计算机原理的奠基人之一图灵，发现了计算机“不可计算”问题的出现：至少在图灵机上，这些问题不能解决，而一个聪明的人脑就能够解出这样的问题来。因此，将人类排除出决策领域的幻想暂时破灭了。

在计算机硬件的发展历程中，有几个事情很有意思：三极管和硅晶片都是在民用领域首先研制出来的，但是由于最初它们成本太高，根本没有经济效益，因此首先应用并给它们的进一步发展提供资金支持的，是军事部门。随着人们对计算机计算能力的要求，更多的三极管要被焊接起来，最终达到了一个数量上限，似乎无法再突破了。然而，集成电路的出现，又打破了这一限制，计算机的运算能力获得了飞速发展。集成电路诞生之初，又重演了三极管和硅晶片的历史剧。而且，这一历史剧并不能算一个喜剧：虽然军事部门最初的支持给这些发明提供了好的成长环境，但由于军队特有的等级制度和保密制度，反过来限制了它们的进一步发展：分割的军事机构制止了技术和观点的自由交流，保密的需要妨碍了产品的生产和推广。这样导致的结果是，哺育它们成长起来的养父母，又成为阻碍它们成长的人，它们只能重又回到生身父母那里，才能重新获得生机。电子技术和电子产品，在民用领域重又蓬勃发展。此时，它们的成本已经大大降低。

最初的软件程序，是工业化生产中用来记录生产信息的打孔卡片。真正的计算机诞生之后，控制从程序领域转移到了数据领域，计算机能够根据外界数据的变化做出反应，引起内部的数据结构变化，这是它产生智能的标志。作者认为，要使计算机真正具有智能，“我们不仅要觉得它们有信念和欲望，还应该觉得它们有产生这些信念和欲望的趋势。”[6]要突破智能瓶颈，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变计算机的串行处理为并行处理。本来并行处理的问题是一个硬件问题，但是事实上这一点在硬件上无法实现，因此问题就从硬件转移到了软件，也就是程序控制方面了。人的并行处理也许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人类大脑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神经网络来存储和处理信息的，而不是一个区域处理一个问题，一个区域存储一个信息。因此，计算机和计算机程序的“去中心化”仍然是发展智能的关键问题。当计算机能够根据大量数据和信息进行归纳推理的时候，它的智能时代就到来了，这就是专家系统。当然，到目前为止“专家系统”真的名副其实，它们的确是某一方面的专家，能够提供非常有效的策略咨询和支持，但是它们还不具备起码的一个普通人足以正常生活下去的智能，是“白痴专家”。所以，人仍然是战争机器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到目前为止的机器功能也还是人类功能的放大器而已。

 

3、侦查和情报工作

 

在智能机器时代，情报的获取，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军事信息的获取，比起其它时代，也有很大的不同。最初，作战双方利用间谍搜集对方情报，并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欺骗。通信技术产生以后，截获敌人的无线电报码以至后来的无线电通信监测，都成为了重要手段。不过，搜寻关键词的信息过滤方法还是不够好，人们的下一步设想是计算机能够懂得人类的语言，并且能够自动翻译外语。

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虽然技术取得了进步，但是传统的间谍从古至今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现代战争的情报搜集就包括两个主要的途径：一是通过图像获取和密码文本获取，二是通过间谍。间谍作为传统的获取情报的途径，有着它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它也有自己的局限性：间谍的行动高度机密，很多时候是单线联系，只有和他联系的内部的人真正了解他，因此他的行为也就面临着风险。这也就要求间谍具备常人难以达到的素质：他们必须有极好的心理素质和绝对忠诚的品质。正因如此，虽然人类文明早期许多类似于间谍的组织都是政府管理、而不是属于军队的，但间谍的行为更像是坚定而狂热的宗教化的“魔鬼”，比军队的组织和纪律以及对自身的要求更加严格。

随着科学技术、尤其是现代高技术的发展，图像获取和通信密码截获越来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计算机模拟技术的出现，比单纯用眼睛观察绘制地图或者用照片拍摄进行分析，都有其独特的优点。数学领域，密码学的进步为侦查和反侦查、窃取和反窃取提供了广阔的竞争舞台。密码学的蓬勃发展引导人们开始考虑用计算机分析文本、直接获取情报，这和前面的计算机翻译同出一辙。但是，语言比起数字就复杂得多了。尽管破译一套密钥很困难，但是真正从句子、篇章的文本角度，而不是逐字逐词地翻译，对于目前的计算机来说不是很困难，而是根本做不到。因此，智能计算机的需求又出现了。

所以，军事技术专家和工程师们梦寐以求的旨在让人袖手旁观，完全由机器管理、决策和执行的系统还是行不通，人们的想法最终落实到用智能化的机器当人的有力助手，放大人的作用，而不是用来取代人。只有人和机器更好地结合起来，整个战争机器才能发挥它巨大的作用。人机交互界面的发展，也是着眼于这一目的。通过交互界面，人类真正了解到了计算机，也真正理解了计算机智能的本质。而真正的具有“生命”的程序软件，也就是在这种观念下才获得了发展的动力。如今，随着自我复制的自主程序在“黑客”手中诞生，计算机能够通过网络进行自我升级，当然，随之让人谈之色变而又痛恨不已的计算机病毒，也诞生了。

 

三、简要评述

曼纽·德·兰达的《智能机器时代的战争》充分展现了他广博的知识和独特的研究视角。他广泛涉猎的哲学、经济学、计算机、数学、信息科学、历史学、军事学等等，在这本书里得到了充分的利用。把战争本身作为一个自组织的机器，以机器作为一个“生物”类别（machine phylum），贯穿人类战争史的主线，这种思维方式打破了传统上以人为中心的战争研究模式。但是，作者的高明之处不仅在于此，他没有成为一个极端的“机器主义”者，并不认为将战争看作机器或者把机器和客观规律看作自我发展的过程就意味着人的因素的排除。正如书中自始至终强调的，人是战争机器中的一部分，即使不像有些人强调的那么重要，也是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而某些“专家”，尤其是一些看似悲天悯人者，不论是愿意也好，还是不愿意也好，总是觉得人类似乎总有一天要被机器取代，要被计算机打败，不光是一般的信息处理，甚至连管理、指挥和决策，有一天都要完全由计算机来完成，人类，将成为彻底落伍的活化石。通过对历史上各种武器系统，以及今天的自动化指挥系统、计算机网络系统的研究分析，作者在书的每一处似乎都使读者觉得人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少，但是最终，人还是在他最不可被替代的时候和地点出现了。如果说古代的士兵因为要绝对服从指挥官的意志，还在一定程度上被当作纯粹的“战争机器”上的齿轮看待，没有丝毫的独立性，那么今天的战争，尤其是智能机器时代的战争，每个士兵将真正成为战争机器中不可替代的一环。

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人类民主文明的进程，这一点在人类战争的组织指挥方式上也得到了体现。古代中心化的战争指挥，使得士兵完全依赖于指挥官，方阵就是一个方阵，按照指挥官的意志行动，方阵中的士兵没有自己自由行动的权力。虽然出于管理和指挥的方便，管理层一直希望所有的权力、所有的信息都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且很多技术发明在某种意义上也能够帮助这种愿望的实现（如有线和无线通信、计算机网络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但是更进一步的事实往往证明，“去中心化”的趋势符合世界客观发展的规律，不论是人的意志，还是人对技术按照主观愿望的利用，也无法改变这一现实。这里面的制约因素包括信息量的爆炸、信息在各个层次之间的流通，这些本身都是无法人为阻止的。因此，除去让信息消散于各个层级、每一个体之中，别无他法。而信息被每一个个体掌握，一方面促进了民主，另一方面，也才能促进真正的合作理性的产生，进而是合作行为的出现。人类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与和谐。

本书出版至今，虽然里面分析的技术和观点有些已经落后于时代，但是放眼四周，我们发现，不论是科技发达的国家，乃至军事强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落后国家，都强调人在战争中的重要性，也强调技术在放大人类力量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我们还可以推测，在可预见的将来一段时间内，这种境况不会改变。与其说这是人类不愿放弃自己“万物之灵”的中心地位而持有的美好的一厢情愿，还不如说这正是客观规律告诉我们的：战争机器，永远不能缺少人这一部件。

当然，作者的总体观点如此，但在细节论述上仍然难免让读者产生一些误会。这也许不是作者的本意，甚至不是作者能够左右的。本来人与人之间看问题的角度就不相同，更何况以一个“机器人历史学家”的角度来描述由人指挥和实施的战争。作者对客观规律加给人类的限制在某些个别段落的论述中或显夸张，人似乎完全没有了主观能动性，仅仅以具有机器不可替代的智能要素的角色出现。尤其是，把人的智慧简单地归结为处理信息的技能或者“智能”，可能还是在很大程度上低估了人类自身。诚然，所有的人必须遵循客观规律办事才能获得成功，但从另一个角度上讲，并不是客观规律限制了人，而正是因为人有利用客观规律的能动性和智慧，才使他们成为真正不可替代的。

来源：心读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