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30日，中纪委官网公布了北京大学关于巡视整改情况的通报。通报显示，北大已免去8位校长助理和10位“三长”(教务长、总务长、秘书长)副职的相关职务，目前北大副校长高松兼任教务长职务，负责本科、研究生教育，学科发展规划、继续教育、体育等工作。 任大学教务长，是喜还是忧？教务长们都有哪些忧虑和困惑？ 2017年初，“高等教育内参”与盖洛普联合发布了针对美国大学教务长（College and University Chief Academic Officers，本文中将College 和 University统称为大学）的调查报告。此次调查共收到654位大学教务长的回答。调查形式是匿名的，但每个问题的答案由统计分析机构进行编码，并被允许在某些情况下进行分类分析。尽管工作中面临了这么多挑战，大部分教务长对于自己从事的管理工作还是颇为满意的。 这些被调查的美国大学教务长对自己所在学校的学术环境评价较高，86%表示学校的学术环境“优秀”或“良好”。12%认为他们学校的学术环境“一般”，只有1%说自己学校的学术环境不佳或“很差”。不过，当涉及与其工作相关的若干挑战时，他们并不总是信心满满的。在回答一些问题时，教务长们多多少少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和困惑。 学生评教的重要性 许多人都在质疑，学生对教师的评语与其教学效果的相关性究竟有多大？ 越来越多的研究似乎表明，学生们对教师的评语中含有偏见，这些偏见在评师网站“评价我的教授”上特别盛行。许多学生参考这类网站来选择课程和教师，甚至有人指出这种偏见还被用于其他地方，比如学校评估教职员工的表现。 调查结果显示，无论学生对教师的评价有效性如何，这些数据对教师的职业发展都很重要。 85%的被调查大学教务长说，他们所在的学校使用学生评价结果作为决定教师任期、晋升或加薪的参考依据。这一比例在私立学校中尤其高。26%的教务长认为学生评价“非常重要”，66%认为学生评价“很重要”。 教务长对学生评教结果遭受质疑这件事情心知肚明。调查显示，近三分之二（64%）的教务长“非常担心”或“有点担心”学生的评价可能不够准确。50%的教务长担心这些评论“可能会导致对女性或少数族裔教职员工的不公正批评”。 调查表明，眼下可能正是学生评教改革的阶段。32%的公立院校教务长和53%的私立院校教务长称，他们正在考虑如何改进和更好地使用学生评教结果。 终身教职体系要打破吗？ 73%的教务长认为他们的学校对非终身教职的教师有很大的依赖。当终身教职“名额”越来越少时，终身教职制度的可行性就受到了质疑。 教务长往往在审批终身教职和制定教师聘用政策中发挥关键作用。调查表明，许多教务长对于改革持开放态度，但在一些问题上不一定真正去推动改变。在教师任期和终身教职的问题上，教务长们对于改革持保守态度。 71%的教务长（公立院校比例高于私立院校）说，现行的终身教职制度在其学校仍然是可行的，并且是重要的。大多数教务长不认为依赖非终身教职的教师的现状将在未来几年发生改变，甚至有些人认为大学将越来越依赖非终身教师（见表 1）。 不过，61%的教务长希望在现有的终身教职体系基础上，增加一个“长期教职合同体系”，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矛盾。 有人认为，在许多学科领域，学术类工作供小于求的一个解决办法是减少博士的录取人数，特别是那些难以让博士毕业生顺利就业的专业。许多行政和学术方面的大学领导认为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悄悄地谈论这个问题。 但教务长们似乎认为这是一个可行的方法。虽然目前还不清楚他们是否会采取行动。但调查发现，49% 的教务长“同意”或“非常同意”研究生学位授予的学生太多， 只有30%“不同意”或“强烈反对”。 博雅教育还是就业准备？ 近几年，文理学院和人文学科的日子都有点不好过。许多普通文理学院难以吸引学生，甚至许多大学已经关闭了一些传统文科专业，转而增设一些与社会需求结合 得更加紧密的专业。在许多大学的专业审查报告中，往往是一些文科专业被列为需要裁撤或削减预算的目标。 不过，根据调查，教务长们是传统文科的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但也有持批评和悲观态度者。 90%的教务长“同意”或“非常同意“（65%“非常同意”）博雅教育是本科教育的核心——即使对于一些与职场联系紧密的专业。这个比例在社区学院的教务长中是最低的，但即便如此，也有81%表示“同意”或“非常同意”。 但教务长们认为，目前还没有看到文理学院有什么好的前景。54%的教务长“同意”或“非常同意”“在未来的五年内文理学院的数量将显著下降”的说法。60%相信“政治家、总统和议会将对博雅教育越来越无情”。此外，45%的教务长认为，在各种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中博雅教育的比重都是下降的。 许多教务长认为，博雅教育的一个明确的挑战，就是与学生的职业目标（以及父母希望子女从事的职业）脱钩。在调查结果中，三分之一（33%）的教务长“同意”或“非常同意”博雅教育“已经变得太脱离学生和毕业生的职业需求”。在社区学院，这一观点的比例为 45%。三分之一（33%）也同意“人文学科教师对父母和学生关于就业准备的期待不感兴趣”。 如何衡量本科教育质量？ 调查结果显示了一种近年来的持续趋势：询问教务长们所在的学校提供的本科教育质量如何，他们很为自己学校的总体表现感到骄傲。但要问本科教育的具体方面，他们就会变得没那么有信心，例如如何评估学生的学习成果或使用数据来指导决策。 教务长们非常自信地认为自己的大学为学生的职业准备做了一些工作——尽管教育专家们经常提出质疑。但只有1%的教务长说，所在学校的做法都“非常有效”或“有效”。 有几个数据揭示了显著的差异。私立大学教务长不太可能比公立大学同行们在控制教育成本方面做得好。不过，当涉及“培养了合格公民”时，私立大学似乎比公立大学更有信心。 评估的价值何在？ 管理者和教师的看法不一样 近年来，因为教育者看到了评估价值，加上一些认证机构的要求，衡量学生的学习成果已经成为高校的“规定动作”。调查结果显示，教务长意识到了评估的压力，但也看到了评估为大学的教学带来了积极的改变。 “高等教育内参”网站曾经对各个大学中所有职级和学科的教师询问了类似的问题。教务长对评估的态度明显比教师们更加积极正面。 以上数据可以表明，教务长和教师在评估问题上的观点几乎隔着一道“鸿沟”。但是对教务长的调查表明，他们都知道（即使不一定同意）教师们的观点。 当被问及大学教师是否重视他们所在大学的评估工作时，只有35%的人说“是”。当询问教师们，应对评估工作是否带来了很重的工作量时，81% 的人说“是”。 关键点来了：教务长们更认同评估工作，可能源于评估结果的实际使用。大多数教务长（59%）表示，他们“经常”在高校教学实践中基于评估结果做出改变。也有一部分教务长（40%）认为，评估带来了对教学技术更好的利用。 这两项调查的其他结果表明，教务长和教师的分歧在很多方面还有体现：例如，69%的教务长说，大部分专业的经费来自于现有资金的分配，不打算新增经费。 或者，29%的教务长预计明年将在校内削减专业计划。 总之，48%的教务长认为，教师和管理人员的观点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 在某种程度上，教务长们还在寻找新的收入来源和生源，在线教育可能是一个优先事项。82%的教务长说，他们计划在未来一年增加在线教育课程的开设。 能力本位教育 几年来，“高等教育内参”一直在询问教务长们对能力本位教育的态度。“能力本位教育”即让学生在习得一定的知识和能力的基础上，获得相应的学分和证书。教务长们对此的兴趣一年年增长，而且公立和私立大学的情况不同。与私立大学教务长相比，公立大学教务长更支持能力本位教育。这种趋势仍在继续，尽管一些私立大学，如南新罕布什尔大学在促进能力本位教育方面发挥了示范作用。 今年，91% 的公立高校教务长表示，他们赞成对学生授予能力学分，但私立大学教务长中只有72% 赞成。 不过这些比例每年都上升几个百分点。近三分之二的公立大学教务长说，他们所在的学校已经开始授予能力相关的学分（即进行能力本位教育），这一做法在私立大学的比例仅为38%。（一个关键点是，这个调查问题中对能力本位教育的要求很低——只需要学校授予一些学分，而不是将能力本位教育作为一个主要项目。）公立大学教务长中，49% 称自己的学校正在进行相关课程的开发，而私立大学中这一比例仅为26%。调查表明，公立和私立大学的这些差距还将继续拉大。 教务长们还对其他能够对传统课堂教学起到补充作用的课外活动颇有兴趣，例如实习实践、海外交流和顶点项目（capstone projects，指的是针对即将毕业的学生进行的大学生涯巅峰教育，即将学生所学的知识应用于现实问题，让学生感受到学习的价值，为进入社会做好准备）。其中，实习实践环节是最重要的。 做管理，是喜是忧？ 尽管工作中面临了这么多挑战（本文只选取了一部分，此外还有一些对于中国高校来说不重要的问题没有涉及），大部分教务长对于自己从事的管理工作还是颇为满意的。 教务长有时会感到非常矛盾和困惑，他们的日常工作更多集中在财务和行政问题上——这是在讨论工作满意度时的一个关键问题。 38%的教务长认为他们的工作重点是财务方面而不是学术或教学，但37%的人并不认同。 总之，82%的教务长说，他们很高兴他们从事了行政管理工作。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