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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辰:如何成为更优秀的医学教师

 lcyteacher 2021-02-01
医学的传承发展和医学生的成长成才都离不开优秀的医学教师,医学教师的个人素养和教学水平直接影响着医学教育的效果和成果。

那么,怎样才能成为更优秀的医学教师?围绕这个话题,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王辰院士在一次公开发言中结合学医、从医、传医的经历阐述了个人的思考和体会。

我们分享王辰院士的发言,希望能对医学教育从业者有所启发。
——编者

讲一个深存心里的故事

我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这所学校曾名“北京第二医学院”,后来更名为“首都医学院”,再后来就是现在的“首都医科大学”。

1960年北京第二医学院创建的时候,首任校长是吴阶平大夫,李光弼老师是教务长。吴阶平校长主持构建医学教育体系,李光弼教务长从教务方面作具体推进。

当时二医流传一个故事,某某老师上课,李光弼教务长坐在后面听课,老师备课不足,讲得不好。下课后李光弼教务长走上前去,盯着讲课老师看了几秒钟,然后一字一顿地说:“听你讲课,恶心。” 之后,转身走了。

这件事迅速传遍全校,“吓”得老师们不敢不认真备课——概念全部核准,逻辑条条理清,对待教学可谓无比重视。这对于将首医建成教学规范、治学严谨的学校,起到了至为重要的作用。从表面看,这对那位老师不太恭敬,但那位老师的确备课不够上心,讲课严重有失水准。一个学校,应当让教师知愧、知耻,而后,矫往正道。

李光弼老师身后死而未已,把遗体献给了学校,供学生学习解剖之用,以自己最后的物质形式做学生的无言良师。前不久,我曾专门到首都医科大学的解剖博物馆瞻仰了李光弼先生的肝脑,向他致敬。

如何为教,此例当以为鉴。

研究和教育是相合相应,相互支撑的

上世纪初,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将“具备研究能力”作为对教师的基本要求,做教授则必须有深厚的研究造诣与成就。为什么?知识创造是知识分子的基本属性,进行知识创造的方式就是研究。教师要教给学生的是“渔”,而不仅是“鱼”。“渔”的方法、路径就是研究。

如果教师不会研究,何以教学生研究?如果教师没有站在学科前沿,学生怎么可能站在学科前沿?研究和教育不是相斥、相悖的,而是相合相应,相互支撑的。只做教学不做研究就只能照本宣科,虽然可以“宣”得很有技巧,听起来似也不错,但必然会缺乏一个善于科学发现、技术发明的“研究者”在讲课、带教时由内而外呈现的思维和气质,而这种气质对于教育和引导学生是本质的、有深度的、高层次的、导向性的。

临床研究无所不在。医学界有人讲,医生可以只做临床不做研究,其实,这要看如何定义“研究”。临床研究有不同的类别。比如一名乡村医生需要观察某村某庄,即一方水土上的人们在什么季节、什么天气,吃什么、喝什么,男女老幼容易发什么病等;每个病例都表现有其特殊的医学现象,都需要用探究的方式,发现其特殊规律,并给以针对性处理;在预防诊治实践中需要积累认识,总结出今后能够对其他个体,在更大范围指导临床实践的规律。

临床实践本身即是一种研究,每一个病例都要用研究的态度、思维和方法去探究。你可以用质朴的方法去做研究:脑子想想,本子记记,“盘算盘算”。如果能懂一些研究设计、统计学、实验室的技术,更好地掌握了方法学,就可以写出论文,进而写出更高水平的论文,还可以站在国内外学术舞台上,这是更高层次的研究。

准聘长聘教职和临床医学教职同等重要

临床教师队伍中有两类人才,一类既做临床和教育,还用很多乃至大部分时间做很深入、高端的研究。这类教师会用比较深刻的、有讲究的方法学,做出前沿的,代表国内、国际水平的研究。同时,还有一类教师,他们的时间主要用于临床,有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高超的临床技能,非常好的临床悟性,也做一定的研究工作并有一定成绩,但不一定发表过很多论文,不一定在科学共同体中有更响亮的声音以及更具导向性的思想,但他们精于照护患者,深谙临床医学之“渔”道,可以精妙地教会学生临床方法,掌握临床规律,科学诊治患者。

为了体现临床医学教育的这一特点,协和医学院近年来对临床教师设两个教职系列:上述第一类,即花大量时间从事研究工作,并具备国际上同学科排名前20名的学校相应职称水平者,纳入准聘(tenure track)-长聘(tenured )教职系列。同时,设立专门针对后一类临床教学人才特点的临床医学教职(professor of clinical medicine)系列。两大类医学教学人才,同等重要,难分仲伯,学校要让大家都有努力的方向和空间。

教师应将现代医学教育改革引为己任

教师,我们要谋划如何更好地把握医学教育规律,精于现代医学教学教法,求得医学教育的善果。我们要看到,我们的医疗体系和医学教育体系与国际有巨大的差别。在这种差别中,有我们的长处和特色,但我们更需要检省的是,我们是否把握了时代脉搏,跟上了形势和时代潮流。

改革开放以来,一批从事基础、临床、流行病学研究的中国留学生将国外的一些研究方法带回国内,因此我们在研究方法和观念上,是相对比较国际化的。但在临床和教育教学体系方面,我们对国际尚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我自己也深感眼界与思想领悟不够。我们在教学方法上,还主要采用的是因循于上世纪中叶美欧、苏联体系的“混血”模式,后来又自行发展出“传统的”独立、隔绝的板块式教学模式。院校教育如此,毕业后医学教育亦如此。

我们在现代医学,特别是临床医学教法上只是做过尚不系统、较为肤浅的尝试。协和医学院开始推进的新型八年制(包括“4+4”学制)教育改革,作出了“系统-器官-功能一体化模块式教学方法”等一些尝试,但还远远不够,需要深入推进。在教改问题上,老师们要深刻认识其必要性、急迫性,引为己任,弘毅为之。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医学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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