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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某种意义上，产生复古运动的风潮，与长期的文化积淀和恰当的政治时机密不可分。如同众多溪流共同汇聚在一起形成大河的浩瀚，前后七子的复古也是有源有流的，且其源头应该不止一个。相较于前后七子时常被批评“泥古不化”，浙东文人则表现出了较为通达的复古观念。| 复古”是明代文坛的重要风景，文人士子倾其毕生精力投入古文复兴大业，令中国近世文学蒙上了神秘的面纱，也让演进到近世的中华文化带有了厚重的底色。前后七子是明代最为重要的复古文人群体，在弘治至万历的百余年间，深刻影响着明代诗文的发展。对于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若不细加究察，我们很容易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标签所蒙蔽，而造成对这一段史实的误解。近读郑利华先生《前后七子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让我对前后七子的复古宗尚系统、具体层次及内在脉络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进而对复古前的明初文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明弘治十一年（1498），前七子文学复古正式拉开大幕，李梦阳从事的复古运动开始形成一定声势。既对上古经典文献娴熟，又对民俗文化具有浓厚的兴趣，这造就了一位生活和创作都极为丰富的文人。李梦阳的古典诗文行间，时时可见炽热真挚的情感抒发以及来自民间的白话口语的声韵。其诗“追宗《诗经》、汉魏古诗和盛唐诗歌”，其文宗法先秦两汉，对文坛盛行的台阁风习产生了强烈冲击。《明史·李梦阳传》记载：“弘治时，宰相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梦阳独讥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李梦阳的出场，意味着致力于古文辞创作的士子的真正苏醒，标志着明代文坛新时代的到来。
文学复古大业，过程艰辛。据《明史·李梦阳传》记载：“（李梦阳）与何景明、徐祯卿、边贡、朱应登、顾璘、陈沂、郑善夫、康海、王九思等号十才子，又与景明、祯卿、贡、海、九思、王廷相号七才子（按：史称“前七子”），皆卑视一世，而梦阳尤甚……迨嘉靖朝，李攀龙、王世贞出，复奉以为宗，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前七子”的风姿神韵，在多年后的李攀龙、王世贞、宗臣、梁有誉、谢榛、徐中行、吴国伦等结成的“后七子”文人集团那里不断地被追述，成为激发他们一起为古文复兴而奋斗的力量。他们孜孜不倦地析文授业，把整个时代的复古风尚传达给懵懂初开的青年一代。前后七子两大文人集团共同奏响文学复兴的时代乐章，他们的诗情文才在中华文化史上留下深深的烙印。
在某种意义上，产生复古运动的风潮，与长期的文化积淀和恰当的政治时机密不可分。如同众多溪流共同汇聚在一起形成大河的浩瀚，前后七子的复古也是有源有流的，且其源头应该不止一个。披文入情，沿波讨源，开有明一代文学新气象的浙东一支无疑是值得关注的文人群体。
明初浙东文人主要有宋濂、方孝孺、刘基、王袆等，不但有史识诗情，更具文采风流，在明代诗文领域，首揭复古大纛，自有不容轻忽的地位。
宋濂，号为明初文臣领袖，其论诗十分重视取法最具古典诗歌“第一义”典范性的《诗经》。他在《林氏诗序》强调：
君子之言，贵乎有本，非特诗之谓也。本乎仁义者，斯足贵也。周之盛时，凡远国遐壤、穷闾陋巷之民，皆能为诗。其诗皆由祖仁义，可以为世法，岂若后世学者，资于口授指画之浅哉！先王道德之泽，礼乐之教，渐于心志而见于四体，发于言语而形于文章，不自知其臻于盛美耳。王泽既衰，天下睹古昔作者之盛，始意其文皆由学而后成，于是穷日夜之力而窃拟之。言愈工而理愈失，力愈劳而意愈违，体调杂出，而古诗亡矣。非才之不若古人也，化之者不若，而无其本也。（《朝京稿》卷五《林氏诗序》）
在此，宋濂强调作诗应有其“本”。此处的“本”指的是两周时期的《诗经》，更进一步讲是要取资于“第一义”的诗歌创作养料。沿着这一思路，宋濂的另一论诗名篇《答章秀才论诗书》则把可供学习的“第一义”的范围从《诗经》扩大到了汉魏盛唐，即谈到汉魏，拈出苏武、李陵为汉代作者之首，“观二子之所著，纡曲悽惋，实宗《国风》与楚人之辞”；论及建安诸子，认为是“诗道于是乎大盛。皆师少卿（李陵）而驰骋于《风》《雅》者也”。至于盛唐诗歌，则可谓宋濂心中的典范：
开元、天宝中，杜子美复继出，上薄《风》《雅》，下该沈、宋，才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真所谓集大成者，而诸作皆废矣。并时而作有李太白，宗《风》《骚》及建安七子，其格极高，其变化若神龙之不可羁。（《潜溪后集》卷四《答章秀才论诗书》）
宋濂对“李杜”的推崇，让元末以来诗歌复古的宗唐浪潮在明初达到了新高度，无疑为前后七子的出场拉开了序幕。值得注意的是，宋濂对盛唐诗格外青睐，对盛唐而下的诗歌，则评价逐渐降低，自然不会作为取法对象了。在对先秦汉魏盛唐之诗的推崇方面，前七子的诗学主张与宋濂相通，取法“《诗经》、汉魏古诗和盛唐诗歌”等，恰如郑著所指出的，前七子之所以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他们重视从这些具有 ‘第一义’的诗歌谱系中去汲取养料的文学期望有关”。可以说，在诗歌写作的取法上，宋濂是开七子复古先声的。而在《答章秀才论诗书》中出现的鄙薄宋诗的明显倾向，更是值得注意：
宋初袭晚唐五季之弊，天圣以来，晏同叔、钱希圣、刘子仪、杨大年数人，亦思有以革之，第皆师于义山，全乖古雅之风。迨王元之以迈世之豪，俯就绳尺，以乐天为法；欧阳永叔痛矫西昆，以退之为宗。苏子美、梅圣俞介乎其间……王介甫之原三谢，虽不绝似，皆尝得其仿佛……然终不离天圣、元祐故步，去盛唐为益远。下至萧、赵二氏，气局荒颓，而音节促迫，则变又极矣。
宋濂作为一代文坛领袖，他对宋诗的看法，无疑影响着天下士子习学的宗尚径路与选择。宋濂对宋诗的批判，在某种意义上，无疑是被前后七子继承下来了。李梦阳在《潜虬山人记》中明确提出“宋无诗”，鼓扬唐诗而极大地贬低了宋诗的价值。流风所及，后七子亦多执持此种观点（见羊列荣《明代“宋无诗”说考论》，《文汇报》2017年1月6日）。在明代中后叶，“宋无诗”成为七子文学群体中的一种普遍流行的观念。
宋濂而外，方孝孺是明初著名文臣，建文朝的文坛领袖，亦是浙东值得关注的一位诗文大家。方孝孺在文章的取法上，重点学习圣贤之文，尤其是以“三代秦汉为法”：
某于文虽尝学焉，然志不好也。少之时学作文，自度其不可。窃独慕乎圣贤之道，以为斯道非文则无以传，故又于文发之。既而复以道之不至者，不足以言文。故尝用心于三代秦汉之书，考其气运之高下，参其言语之醇疵，以观其世之盛衰得失，要其归于道与否，而准绳之以圣贤之规矩。（《逊志斋集》卷十一《答钱罗二秀才书》）
这比前七子“文必先秦两汉”（王九思《渼陂续集》卷下《刻太微后集序》）的口号，早了一百多年。只是方孝孺更多地从复兴古圣贤之道的角度强调三代秦汉文章，有别于前后七子的古文辞视角，共同的则是师法先秦两汉文章这一复古的对象。
相较于前后七子时常被批评“泥古不化”，浙东文人则表现出了较为通达的复古观念。方孝孺《时习斋诗集序》：“体之变，时也；不变于时者，道也；因其时而师古道者，有志于诗也。而师者寡矣。唐之杜拾遗、韩吏部皆深于诗，其所师则周公、吉甫、卫武公、史克之徒也。其体则唐也，而其道则古也。世之言之诗者而不知道，犹车而无轮，舟而无柁也，虽工且美奚以哉！”方孝孺此处提倡的“因其时而师古道”，因时代的不同而灵活处理“师古道”的问题，无疑为前后七子提供了某种可资借鉴的参考。同时，还能注意到文章的创作风格因人而异，即“昔称文章与政相通，举其概而言耳。要而求之，实与其人类”（《逊志斋集》卷十二《张彦辉文集序》）。
浙东另外一位著名文人，是与宋濂并称一代文宗的刘基，其复古理念也较为通达，强调“学古务成己”（《诚意伯文集》卷五《送黄叔旸归金华觐省序并诗》）。此种较为开放的学古理念，恐怕是后世复古者多难以企及的。
浙东一支对复古的倡扬，在明初及其后的影响，不容忽视。先看在文化上的影响。宋濂、王袆俱为《元史》总裁，元代一朝众多文人的评价由浙东文人盖棺定论，这无疑会影响到后人对元代文士的看法；一代礼乐，多由宋濂等人制定，大明王朝制度上的重开国运，浙东文人贡献良多。
在文学上，无论是正面的接受，还是负面的抨击，都体现着浙东文人无处不在的影响力。浙东文人在明初文坛上可以说是“大有力者”，仅宋濂一门，著名弟子便有方孝孺、王绅、郑渊 、郑济、郑楷、郑洧、郑柏、郑格、郑棠、楼琏、楼希仁、刘刚等。而一代文坛新风的形成，正是赖有此等“大有力者”方能实现。宋濂的复古宗尚及诗文的习学路径，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其弟子，乃至再传弟子。
同样，浙东文人的文学理念对前后七子的影响是深远的。以后七子领袖王世贞为例，他在回顾有明一代文章之时，认为：
文章之最达者，则无过宋文宪濂、杨文贞士奇、李文正东阳、王文成守仁。宋庀材甚博，持议颇当，第以敷腴朗畅为主，而乏裁剪之功，体流沿而不返，词枝蔓而不修，此其短也。若乃机轴，则自出耳。（《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四十八说部《艺苑卮言五》）
王世贞所列的明代文章四大家，宋濂居于极为重要的地位，且王世贞能够知悉其文章的优劣之处，并鉴于其文章的“枝蔓不修”而十分注重剪裁与锻造，以期获得更为理想的艺术审美效果。
浙东文人的复古价值，还体现在对明代文章正宗的创立方面。黄宗羲《〈明文案〉序》云：“有明文章正宗，盖未尝一日而亡也。自宋、方以后，东里、春雨继之，一时庙堂之上，皆质有其文。”此处，黄宗羲明确指出浙东的宋濂、方孝孺对一代明文的奠基作用。
清人薛熙选明代诗文两千余篇，成《明文在》一百卷，其为该书所作的《序》则把有明一代文章的兴废皆归到宋濂身上：
明初之文之盛，潜溪开其始；明季之文之乱，亦潜溪成其终。盖潜溪之集不一体，有俊永之文，有平淡之文，有塗泽之文。洪、永以及正、嘉朝之诸公善学潜溪者得其俊永而间以平淡，此明文之所以盛也；隆、万以及启、祯朝之诸公，不善学潜溪者得其塗泽而间以平淡，此明文之所以乱也。
此说虽不免有夸大之嫌，然以宋濂为代表的浙东文人在有明一代的影响（自然包括前后七子）昭然可见。
正如前后七子不断把宗尚的对象向前追溯，以树立学习的“第一义”的复古绪次，我们也不妨把“复古”这一研究对象向前推移，以见复古运动正式开展前的文坛情势。
明初的浙东文人虽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了复古主张，然而只有零星细碎的论述，够不上体系，没有形成声势浩大的复古运动，却为前后七子的复古奠立一定的基础。闪烁着复古思想的光芒，同样值得关注。若能把明初的各种复古理路与绪次详加梳理，复古在有明一代的呈现将更加完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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