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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天下，这的确是一种全新的家国观念。 国家是李唐赵宋朱明们的王朝，是朝廷；而天下，则是包含着“朝廷”、“土地”和“臣民”的“普天之下”。 如果在现代的社会制度下为它寻求对应物的话，那也就是顾炎武所说的“国家”相当于今天的偏重于“政府”意义上的国家，而“天下”则相当于今天的偏重于“民族”意义上的国家。 顾炎武的主张非常鲜明：政府意义上的国家的兴衰是有拿着国家俸禄的政府官员负责，而民族意义上的国家则要有每一个社会成员负责。 作为社会成员，必须对全社会的福祉予以关注，但这一点决不等同于对政府和国家的忠诚。 “匹夫”们的忠诚不应该奉献给一姓一氏一个集团的王朝而应当奉献给最高的利益——民族和人民。  公元1657年，清王朝顺治14年，45岁的顾炎武决计逃亡。 最初的逃亡的确是为了避仇，然而，整个后半生的逃亡则是对流亡生活的甘之如饴的生命体验。 “与天地精神独往来”，也许，只有那种将“流亡”视为一种“美学”的人才能真正领悟到这种阔大、高远的境界。 开辟鸿蒙，攘攘熙熙，在恒河沙数的人群中真正能体验此境的有几人欤？ 不幸而又大幸的是，历史选择了顾炎武。  一  他是一位世家子弟——江南有名的富户，然而，生当乱世，这个富裕的世家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荣耀，相反，带给他的是缠绕其一生的烦恼，剪不断，理还乱。 他相貌奇丑，瞳子中白而边黑。 他性情耿介，一生耻于随分从时。 他天分极高，6岁在家随母读《大学》，7岁入塾发蒙，9岁读《周易》，10岁读兵书及史书。 他身份奇特，本有自己的生身父母，却承祖父之命过继给堂叔为子。旧家庭的劣传统为他的一生埋下了无尽的祸根。但他却并未因此而看破，相反倒是老而弥坚。 他是学问的渊薮，整个清代都尊他为鼻祖。 他是道德的高标，其对特操的坚守一以贯之。 他是灵魂的大纛，在黑幕重重的时代看出了“天下”与“国家”的分别。 他是精神的旗帜，首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他是思想的丰碑，17世纪的中国思想赖他而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然而，他却不得不流亡了。 当普天之下容不下他的一个小小书斋的时候，他却以整个天地为书斋。 流亡的砥石，砥砺出了思想的锋芒，向着几千年的壁垒铠甲刺去，即便是玉石俱焚。 二  回首顾炎武作为思想家的一生，是早年的慈母身教、中年的家难国破、晚年的天涯流亡成就了他一生的辉煌。 顾炎武的嗣母王氏，实乃中华之奇女子也。 其一奇奇在对妇道的坚守。她原本也是大家闺秀，系太仆寺少卿王宇的孙女，太学生王述的女儿，昆山儒生顾同吉（顾炎武嗣父）的未婚妻。顾同吉18岁时未婚先卒，这时的王氏才17岁未满，在征得父母的同意后过府吊祭。在祭奠完未婚夫的亡灵之后，王氏决计不再返回娘家，并说过这样的话：“闻之礼：信，妇德也。以请期，妾身为顾氏人矣，去此安住？”决定与其太姑及姑相依为命，终生不嫁，从一而终。 “信”岂止是“妇德”？它应该是一切人伦道德的底线，尤其是在一个“诚信”成为稀缺的资源的时代。在一个“礼”而成“教”的国度，你当然可以轻巧地批判王氏的“愚昧”，“妇道”的害人，“礼教”的残酷。然而，在一个“爱情”成为稀缺精神资源的国度，我们实在不忍心苛责一个“望门寡”的17岁少女不懂爱情。 未婚而守节，这对一个正处妙龄的少女来说的确是太残酷了，然而，生当彼世，她能如此认真地用自己实在的青春和肉身去践行一个飘渺的理念，在一个信仰危机的时代，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婚约也是契约，她别无选择地用一生去坚守，批评与表扬是不是都不太人道？ 其二奇奇在对学问的信仰。恪守妇道的王氏并未因丈夫的早夭而心灰意冷，她把一生的心血都花在了对顾炎武的培养上。自到顾府之后，她平日不出大门，数年不回娘家。白天纺绩，夜晚看书，每至深夜方才休息，对《史记》、《资治通鉴》和明朝政纪诸书尤感兴趣。没有这些学问底子，6岁的顾炎武是断然读不了《大学》的。 其三奇奇在对道统的命殉。明清易代，多少须眉男子都纷纷改装易服由“我大明”改口为“我大清”了，可这位顾门王氏却给顾炎武留下了遗言：“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我可瞑目于地下！”于是，绝食15天而亡。 用短暂的生命践行其所信奉的“真理”，在一个轻诺寡信的族群和时代，常常是被那些自以为聪明的后人所不屑的。我不知道该如何评价顾母这样的“列妇“，取笑她的“牺牲”吗？那未免是一种残忍之上的残忍、双重的没有人性。言教身教，其母其子，如此返观20多年的流亡生涯，顾炎武能“死在路上”当不为怪矣。 三 孰使我六十年垂白之贞母，流离奔迸，几不保其余生乎？ 孰使我一家三十余口，风飞雹散，孑然一身，无所容趾乎？ 孰使我遗赀数千金，尽供猱攫，四壁并非己有，一簪不得随身，绝粒三春，寄餐他氏者乎？ 孰使我天性骨肉，并畴萋斐，克恭之弟，一旦而殄兄，圣善之母，一旦而逐子，谗人罔极，磨骨未休，怨不期深，伤心最痛者乎？ 孰使我诸父宗人，互寻仇隙，四载讼庭，必假手剪屠而后快者乎？ 孰使我四世租居，日谋侵占，竟归异姓，谢公辞世，不保五亩之家，欲求破屋数间而已亦不得者乎？ 孰使我倍息而举，半价而卖，转盼萧然，伍子吹篪，王孙乞食者乎？ 孰使我一廛不守，寸亩久遗，夺沁水之田则矫烝尝为号，攘临川之宅则假庙宇为辞，巧立奇名，并归鲸罟者乎？ 孰使我旅人焚巢，舟中遇敌，共姬垂逮于宋火，子胥几殒于芦漪者乎？ 孰使我父母之国，邈若山河，凡我姻友，居停半宿，即同张俭之辜，接话一茶，便等陈容之僚，绝往来，废吊贺，回首越吟，凄其泪下者乎？ 孰使我岁时蜡腊，伏地悲哀，家人相对，含酸饮泣，叫天而苍苍不闻，呼父而冥冥莫晓者乎？ 一口气连续11个反问和追问。这是顾炎武晚年给其从兄顾维的一封信，由家及国，字字泣血，声声蕴泪，家仇国难，一并喷涌。 回顾自己的流亡生涯，不是别的，正是自己的这种无良本家使自己倾家荡产，由富甲一方的大户而沦为乞食者从而不得不流落他乡。 公元1641年，明崇祯14年，顾炎武嗣祖顾绍芾去世。由于顾是绍芾继嗣而非嫡孙，其从叔顾叶墅与从兄顾维便彻底撕下了大家庭子弟的虚伪面纱，为争夺财产继承权，不顾居丧守制的哀痛，挑起了家难。为达目的，父子二人不择手段，百计陷害，最终告到官府，迫使顾炎武对簿公堂。公元1644年，为一家三十余口的生计所迫，顾炎武将祖上遗田八百亩低价典押给了当时的富豪叶方恒。家难未已，又遭国变。这对未届而立又有着非凡抱负的顾炎武来说，打击是空前的。于是将一家安顿好之后，他便投笔从戎，卷入了声势浩大的抗清潮流中去。然而，自“弘光”至“隆武”，朱明余脉连当年的阿斗都不如，生当此世，英雄怎不气短？儿女焉不情长？ 国难未已，家仇又起。 顾叶二家，原有远亲，急人所难，当为常情。谁曾想到叶氏竟是为富不仁之徒，非但不急人所难，反而乘人之危仗势鲸吞顾氏田产。典押之初，叶方恒就百般压价，价款仅是田产价值的一半，迫于艰窘，顾炎武只好接受了这一不平等协议，然而，即便如此，叶氏款项仍迟迟不肯兑现，虽经多次讨要，才肯付少许价款。接踵而至的是国难骤临，叶氏见顾家一蹶不振，越发加紧了霸占的步伐。适逢顾家有一家仆名叫陆恩，服侍顾家已有三代，眼看顾家已非托身之地，转而投靠了叶方恒。为将顾家彻底击溃，叶陆主仆加紧策划，定下了一条极为阴毒的计策：让陆恩出面以暗通东南沿海义军之罪名讼顾炎武于清庭。正为国事四处奔走的顾炎武听此消息，急忙从南京赶回故乡昆山，率同众亲友将陆恩沉水。 新主子叶方恒见新奴才陆恩被沉，逮住机会，会同陆恩的女婿私设监狱，囚禁了顾炎武，逼顾炎武自杀抵罪。并买通官府必欲置顾炎武于死地而后快。经历了三个多月的囹圄之苦，在友人归庄及路泽溥、路泽浓兄弟的帮助下，顾炎武终脱险境。对于顾炎武的无罪释放，叶方恒耿耿于怀，随又派遣刺客尾随顾炎武至南京，在太平门行刺顾炎武致使其头部受伤。见刺杀未达目的，气急败坏的叶方恒又唆使陆氏遗属公然抢劫，将顾炎武昆山故居洗劫一空。 腐朽导致的国破，家丑引来的家仇，如此世道，如斯人心，迫使顾炎武不得不远走他乡，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 茫茫神州，乡关何处？ 45岁的顾炎武已是无国无家。好在，天涯对真正的游子来说并不以为远，也并不以为苦。从此，在北中国的阡陌间、山道上、草丛中便多了位踽踽独行，用脚步丈量河山的老人。他，就是顾炎武。流亡，成就了一代伟人。 四  自公元1657年，清顺治14年始至公元1682年，清康熙21年终，顾炎武到死也没有再回过故乡。25年的天涯孤旅，1∕4世纪的流浪长途。青山有墨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把兴亡看饱，将天籁聆足。两匹马，两匹骡，万里路，万卷书。17世纪中国思想的亏空就是靠着把“流亡”当作“美学”的顾炎武们来填补的，悲乎？幸乎？ 复国已是无望，新朝的橄榄枝却再向他频频挥舞，25年，靠什么样的信仰才能支撑得住？ 旧识中官及老僧， 相看多怪往来曾。 问君何事三千里， 春谒长陵秋孝陵？ 支撑25年流亡生涯的精神支柱就是这种不远千里不辞劳苦的频繁拜谒。 从南京到北京，从孝陵到十三陵，每当信念发生危机的时候，不管路途多么遥远，顾炎武都会跪倒在大明王朝列朝皇帝的陵前去寻找他继续流亡下去的勇气。 此时的皇陵已经不再是皇陵了，它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一种精神的旗帜，一种漂流无主的臣民的心灵皈依的家园。 对顾炎武们来说，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敌对营垒中刀枪剑戟的搏杀，而是来自自己内在的心灵的挑战。 你跪，他也跪。眼看着“励精图治”、“雄才大略”的康熙帝和故国的臣子们一样频频长跪在先帝们的陵前，顾炎武们傻眼了。这一招太厉害了，玉帛代替了干戈，康熙玩的是“釜底抽薪”的手段。你不是在为故国招魂吗？你不是与我爱新觉罗势不两力吗？我来替你祭奠，我看你还如何“势不两立”？康熙的这一招数，为顾炎武们抽空了坚守的理由，百炼刚化成了绕指柔，迫使顾炎武们自己跟自己对打，这是一种最残酷的心理战术。也正是这种残酷的心理磨砺使顾炎武明白了“国家”与“天下”的分野：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辩？ 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至于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 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 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日知录》“正始”条） 这便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语义出处，后经梁启超的发挥，将其高度概括浓缩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大字。然而，这一全新的家国观念、历史观念却常常被别有用心者篡改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国家≠天下，这的确是一种全新的家国观念。 国家是李唐赵宋朱明们的王朝，是朝廷；而天下，则是包含着“朝廷”、“土地”和“臣民”的“普天之下”。 如果在现代的社会制度下为它寻求对应物的话，那也就是顾炎武所说的“国家”相当于今天的偏重于“政府”意义上的国家，而“天下”则相当于今天的偏重于“民族”意义上的国家。 顾炎武的主张非常鲜明：政府意义上的国家的兴衰是有拿着国家俸禄的政府官员负责，而民族意义上的国家则要有每一个社会成员负责。 作为社会成员，必须对全社会的福祉予以关注，但这一点决不等同于对政府和国家的忠诚。 “匹夫”们的忠诚不应该奉献给一姓一氏一个集团的王朝而应当奉献给最高的利益——民族和人民。 如此看来，与其说把“频谒皇陵”看成是顾炎武25年流亡生涯的精神支柱倒不如把这种“保天下”的理想信念看成是顾炎武的精神支柱。再高蹈的理念也必须在现实中寻找依托，这种“频谒皇陵”的举动实际上也就成了一种形式、一种依托。 25年的流亡，彻底改变了顾炎武的身份——由一个“反革命”面目的“战士”到一个“文化神州袭一身”的“学者”，一个以天地为书斋的真正的“思想者”。 最能反映顾炎武作为一个学者型思想家实绩的莫过于《日知录》和《天下郡国利病书》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真切地看到顾炎武的治学精神和治学方法。 《日知录》是顾炎武从青年时代起就开始积累资料，花了30多年的心血才完成的一部读书笔记。初刻于1670年，8卷本，晚年的顾炎武检讨旧作，又作了大量的增补，扩充成了20多卷，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技、哲学、宗教、历史、法律、经学、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天文地理等。 “日知”者，日积月累之名也，它反映了顾炎武严谨、塌实的治学精神。知识是日积月累的结果，既要刻苦攻读又要实地考察。据他的学生潘来回忆说：“亭林先生没有一天不读书，没有一天不抄书。朋友们有时终日宴饮，他对这种消磨时光的做法表示讨厌，客人走后，他总是叹口气说，可惜又是一天白过了。顾炎武自己在《日知录·自序》中也这样说过：“愚自少读书，有所得则辄记之。其有不合，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逐削之。积30余年，乃成一编。” 《天下郡国利病书》是其27岁科场失意后就着手撰写的资料性较强的经济地理学的巨著。生前一直没有定稿刊刻。内容涉及农田、赋役、水利、盐法、矿产、交通和各地的疆域、关隘要塞、兵备等问题。“利病”者，“经世致用”也。为此，他历时24年，行程两、三万里，通读了21史，遍览了天下郡国志书、地方志书、名人文集、奏章典册等。 一生有此两部书对那些蝇头小楷万字如一的古人来说也就相当不容易了，可顾炎武远不止这些，他在哲学、史学、论理学、政治学、教育学、文学、音韵学、考据学等诸多方面都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称其为学术的渊薮，思想的丰碑当不虚也。 25年的足迹，倘若在地图上一一标志那是非常壮观的：江南江北、山东山西。一位自小就生长在江南的老人，晚年却把整个生命的足迹都留给了朔方的荒山野岭沟沟坎坎，就是为了心中的那个不该灭亡的“天下”，这多少有点悲怆。 25年里，他由一个世家子弟完全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劳动者。流亡生涯的费用除了朋友的接济其余的则完全靠自己的一双手了。齐鲁大地、长城关隘都留下过他开垦的荒田，垦荒的目的不在生计，一旦衣食自给他便把开垦的荒田交由朋友耕种，自己依旧陪伴着驴骡上路。这位旷世的大学者还有着足够的智商，他善于理财，倘若生在今世，当那么一个财政部长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山西能够富甲一方成为中国的华尔街，顾炎武功莫大焉，他是票号的发明者，中国银行业的始祖。 康熙21年正月初八，大病初愈的顾炎武兴致勃勃，出门答谢一方官绅的款待，不料上马失足坠地，旧病复发，正月初久，与世长辞，享年70。25年的流亡生涯总算到头了。 早年为国事奔走呼号，中年为匡复献计献策，晚年为天下四处流亡，一代鸿儒就这样写下了自己壮美的一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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