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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报告会上，一件全身由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组合而成的龙形器引起了与会人员的极大关注。这件器物为总长超过70厘米的两部分构成：总长65厘米的“龙”形首、身、尾和一个与尾部垂直的条形饰。 2002年二里头宫殿区出土绿松石龙形器 整个身体呈波曲状，并以菱形纹路似为鳞片，尾尖内卷，跃然欲生。 兽面龙头 整体略呈浮雕状，面中用三节实心半圆形的青、白玉柱组成了中脊和鼻梁，蒜头状的鼻尖硕大醒目，弧切出的眼眶轮廓呈梭形，并以白玉点睛，整体动感十足。 器物整体原本应由木或革类有机质塑成，再用多达2000余片的绿松石进行拼合粘嵌，每小片松石的大小仅有0.2-0.9厘米，厚度仅0.1厘米左右，可谓巧夺天工。从清理后的遗存来看，原有的有机质载体虽然已经不存在了，但整体的轮廓得到了很好的保存，而龙首、龙身、龙尾、条形饰的细节清晰可辨。 绿松石，一种古今中外都被用作装饰品的蓝绿色艳丽装饰品，一直被视为文化意义上的“玉”而受到关注，作为社会上层身份地位的标志品，绿松石镶嵌制品在二里头之前的时代还见于城址或大型聚落，而到了二里头时代便只见于二里头文化的核心都邑。 二里头出土嵌绿松石牌饰 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藏二里头风格绿松石牌饰细节 碧龙惊现、松石闪耀的二里头，还有与“礼仪之邦”密不可分的独家创造。 据说酒的麻醉致幻作用，使得世界上不少古代人群都把它当作通神的手段。在号称“礼仪之邦”的古代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所谓“礼以酒成”，无酒不成礼金。文中“禮”字的本意，就是以“醴（酒）”举行的仪式，所以有学者把始于龙山时代、兴盛于夏商时期的礼制概括为“酒礼”。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酒为谷物发酵而制成的酿造酒，属粘稠的浊酒，可以加入香草提味，在加热后饮用。 有酒，则必有酒器，酒器是酒文化及其背后礼仪制度的重要载体。 二里头时期，除了在以前其他文化里已见的陶质酒器外，初创了爵杯，一种小型温酒和注酒器。并且，率先用青铜制造出了爵、斝、盉这些影响深远的器物。 1975年偃师二里头出土 “中华第一爵”
其杯身为细腰瘦腹的筒状，一侧有便于端握的把手，下部为三根扁长尖足。杯口有窄长流、尖长尾，倒酒时，酒从长流中流出。流口部位乳钉状双柱矮小，既好看，又实用，呈现出一种既均衡对称又活泼俊俏的艺术风貌，纤细潇洒。 国家博物馆藏二里头出土青铜爵 二里头遗址地处中原腹地洛阳盆地东部的偃师市境内，遗址上最为丰富的文化遗存属二里头文化，其时代约为公元前1800-前1500年，相当于古代文献中的夏、商王朝时期。在这里，发现了：
其中，9件青铜酒器和1件青铜鼎的出土，将二里头推向了“中国青铜时代开端”的高位上。因为，在中国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区，青铜时代的大多数器物是用锤揲法锻造或失蜡法铸造而成的，而在世界青铜文化中，中国古代青铜的范铸技术可谓一枝独秀。 目前已知最早的本地合范铸造的青铜器虽已在甘肃马家窑文化中发现，表明中国五千年前便有了青铜冶铸技术，但，使用内范和外范合成的复合范铸造法制作复杂容器，始见于二里头，从这一阶段起，中国青铜时代真正发端，显现出绝无仅有的原创性与独特性。 此外，大型“四合院”建筑，玉质礼器，各类龙形象文物、白陶和原始瓷的发现，以及骨卜的习俗、鼎鬲文化的合流等，都是“中国”元素的大汇聚。 因此种种，创造了这些灿烂的文化、留下了这些丰富的遗物的二里头人，进一步被指向了古史中的“夏”王朝，和所谓“最早的中国”。 “中国”一词虽早在先秦文献《尚书》、《诗经》以及西周青铜器“何尊”的铭文上就已出现，但该“中国”指的是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史记》中“夏商周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的记载也将早期的“中国”局限在了一定的时空范围以内，这和近现代以来形成的中国概念是不同的。 何尊
何尊上最早的“中国”一词铭文 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是我们有确切纪年的开始，但显然，河洛之间的“中国”的历史与文明不会只从这里开始。古史中对“三皇五帝”和夏商周三代的记载，亦不会都是虚言。刻有商王世系的甲骨文的出现，向世人证明了商代的存在，而古史中“夏”的存在，却因为没有文字记载的问世，一直饱受质疑。 二里头遗址，便是在考古学家对“夏墟”的寻找过程中发现的。自其1959年被发现至今半个多世纪以来，围绕它是否为夏王朝都邑的讨论持续不断，成为学术界长期关注的热点议题。因为缺少文字材料的实证，其是否姓“夏”至今没有一个板上钉钉的定论，但它作为“东亚地区最早实现较大范围内区域社会整合的复杂的政治实体”呈现出来的与后世商周文明直接挂钩的发展脉络这是很清晰的。无论是否姓夏，二里头都为探寻商代前的“中国”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其实，在被古代文献称之为“王朝”的夏商周三代形成之前的天下形势，是一个“群雄竟起”或“满天星斗”的时代，在广袤的黄河、长江流域，还有众多相对独立的部族或古国并存且互相竞争，这一时期里的众多史前文化，虽然还达不到国家的水平但已不属于平等的简单的社会，它们对后世阶层分化、国家的形成、文明社会的演进，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众多的邦国，实际上也都是“最早的中国”形成之路上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并不应因“夏”的存在而与后世的“中国文明”有所隔断。 *学术参考： 徐旭升：《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第11期 邹衡： 《中国文明点诞生》，《文物》，1987 年第 12 期 许宏：《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年 许宏：《关于二里头为早商都邑的假说》，《南方文物》，2015年3月 | 作者简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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