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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彭城宋代金银器窖藏

 天宇楼33 2017-09-09

随着城市的兴盛与商品经济的发展,金银器在宋代已不再是王公贵族独享的奢华,而逐渐进入了酒楼妓馆以及殷实百姓的家中。宋代金银器中并非没有繁复华丽的器物,但总体呈现出清新简约的特征。唐代雍容华贵的艺术风格逐渐演变为宋代世俗化的面貌;外来文明的特征渐趋淡化,中国传统文化的韵味愈益浓厚。


彭州市西大街窖藏南宋树叶形银托盘


1993发现的彭州市西大街窖藏是迄今所见最大规模的宋代金银器窖藏,共出土各式器物350件,展现了宋代金银器的整体风貌。这些器物造型极富变化,不少器皿直接模仿自然界中花果草木的形态;装饰以花鸟纹为大宗,题材几乎遍及所有象征美好吉祥的植物、动物;工艺则继承了唐代的传统并加以改进,锤揲技法获得了更为巧妙的利用。


彭州宋代金银器窖藏文物共出土351件,器物品种丰富,制作精美,一经发现即震惊了国内考古界。专家介绍,发现金银器窖藏非常偶然。一个窖藏中为何会有如此多的金银器,究竟什么原因使之埋藏在彭州,至今还是一个谜。


1993年11月,彭州市区天彭镇繁华的商业区西大街进行基建工程。在历街居委会的基建工地上,几位农民按照工程要求挖基坑,挖了2米多深后,挖基坑的工作快接近尾声,此时天色已晚,农民也准备收工。突然,一位农民发现在基坑底部的坑壁上有一块规整的石板,他叫来同伴,准备一起把石板撬回家。这一撬,撬开了一个惊天大发现。


彭州市西大街窖藏南宋弦纹银瓶


几位农民小心翼翼的把石板撬下来后才发现,在石板的下面还有一个大坑。借着黄昏昏暗的光线,他们眯缝着的眼睛看见大坑里堆满了各式各样黑乎乎的锅碗瓢盆。掏出几件仔细观察,竟然发现这些东西都是非金即银,当即意识到,他们在无意之间发现了文物。一时间,地下发现宝贝的消息传遍了彭州城。


文物人员在挖掘清理时发现,这个金银器窖藏离地面有两米多深,窖底、窖壁都用青砖砌成,上部用3块长条形石板覆盖。砖窖长1.2米,宽1米,深0.9米,窖内装满了金银器,金银器表面还有明显用麻纱布包裹过的痕迹,但麻纱布早已灰飞烟灭。顶部中间的一块石板经年累月,已被泥土压塌,部分金银器也被压坏。由于窖藏上方有一根不停漏水的自来水管,当文物人员打开砖窖的时候,金银器已经发生了严重的锈蚀。


彭州市西大街窖藏南宋十曲银盘


通过清理,共出土文物351件,可以辨认器形的有343件。其中金器27件,其余都是银器。这些器物种类丰富,造型独特,纹饰精湛细腻,在国内十分罕见。


在一个窖藏中发现350多件金银器,并且是迄今为止全国发现的最大规模金银器窖藏,因此被誉为“天下金银第一窖”。后经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这批文物中有115件国家一级文物,彭州金银器从此名扬四海。在断代上,器物的器形和铭文给专家们提供了直接证据,确定这批文物是宋代的金银器精品。但这批金银器是何人之物,为何藏于地下?很难找到确切答案。


据专家介绍说,因突发事件而埋藏,后因种种缘故被人们遗忘,重被发现就称之为“窖藏”。金银器窖藏现在国内已经发现几十处,其中宋代有十几处。金银器加工工艺在唐宋时期达到最高水平,由于其质地本身具有货币的珍贵性和多次利用的特殊性,因此一种器形形制和纹样不会被长期保留,它往往会随社会风气的改变而改变。这次出土的菊花形金碗、莲花纹银碗、斗笠银碗等器形已经在绵阳窖藏、德阳窖藏、福建邵武窖藏等处均有发现。在菊花形金碗上,明确有“绍熙”的纪年款,而“绍熙”也就是1190年以后。由此专家推断,彭州金银器的器物年代其上限应该不会早于“绍熙”年间,几乎所有的器物都表现出明显的南宋特征,其下限不会晚于南宋末年。但器物的年代不一定就是下窖的时间,是什么原因促使主人埋掉这一批珍贵的财宝?


彭州市西大街窖藏南宋菊瓣形金碗


仓促的“窖藏”往往都把东西藏在罐中、木盒中,甚至直接埋入土坑。但彭州的金银器却埋藏在规整的砖室内,器物放置整齐有序。多数器物还用纱布包裹,贵重金器都装在一个大的银钵中,下窖的时候还按先大后小的顺序依次放入,一些相同的器形重叠在一起。砖室的大小刚好能够装下所有的器物,既没有留下大的空间,又不会因空间太小而压坏器物,而且埋藏在2米多深的地下。这说明主人在下窖的时候时间很充裕,没有丝毫的慌张。


专家发现,在大量的金银器中出现了“董”、“董宅”等铭记,估计这应该是这批金银器的主人,一个姓董的大户人家。尽管宋代奢侈之风盛行,一般老百姓都以有几件金银器而自豪,能够拥有数量如此之多的精美金银器,显然“董”是有较高社会地位和财力的家族。一般的社会事件不会对这些庞大的家族产生多大影响,致使其不得不将珍贵金银器埋入地下,肯定是他们难以控制和预料的严重事件。


彭州市西大街窖藏南宋五曲金盏


诸多线索让专家思路逐渐清晰。在“绍熙改元”之后,彭州的确发生了足以令当地富豪仓促出走、埋藏珍宝的事变。南宋端平三年,也就是1236年,蒙古铁骑占领成都附近,大批蜀人匆忙逃亡。浮现在我们眼前的是这样的场景:彭州一董姓大户人家提前得知蒙古兵南下的消息,并料定成都迟早会沦陷,于是早早的就将多年积聚的金银器埋藏好,想等战乱过后再取出来。但没想到的是,当蒙古兵杀到的时候,一家老小均被屠戮或者逃走之后,却再也没有机会回来,倒给现代人留下了通往南宋的实物资料。


但最准确的推测,尚需更多史料佐证。彭州金银器的发现地现在已成为繁华的商业区,清代是寺庙所在地,在此之前,已无从可考。


“彭州金银器代表了宋代金银器的最高水平。”这是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徐苹芳对彭州宋代金银器窖藏的评价。在这批稀世珍宝中,金银器上的铭记落款成为研究宋代工商业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据专家介绍,“象纽莲盖溜肩银执壶”代表了宋代银器制造业的最高水平,曾入选中国考古精品文物,也是彭州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在彭州350多件金银器中,现在可辨别器物上有铭记的共有近250件,占这批金银器的七成,这在宋代窖藏中极为罕见。铭文中,“罗祖一郎”、“汪家造十分”、“寺街陈家”等制造工匠、制造商家、制造地的名款只出现在某一种或某一套器具上,表明当时的分工已经很细,一个作坊只打造一种或少数几种金银物品。更为重要的是,很多金银器上都标明了成色和重量,如“袁家十分”、“注子一付重叁拾壹两”等,可见古时人们对质量的追求与现代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铭文通过錾刻、压印、刻划等方式留在器物上,无不体现出持有者的尊贵和珍视。


彭州市西大街窖藏南宋金钗及局部


在彭州金银器中,除了金簪、金钗两类首饰外,其余的器物都是容器。有碗、盘、盏、壶、瓶等15类,有三成以上的金银器有生动的纹样作为装饰,这说明宋代金银器在民间已大量使用,装饰已经变得世俗化,已经不在装饰上多加注意。在制作工艺上,彭州金银器虽然多为私人作坊和个体金银匠人制造,但做工却很精细,宋代金银器制造的各种技术在彭州金银器中几乎都有体现。另外,出土的这批金银器中,多件物品上錾刻有带“官”字的铭文,这些器物造型复杂,工艺精湛,应该是官府作坊的产品。专家推断,在宋代的成都平原,金银器的制造已经非常先进,彭州作为古蜀先民早期活动的核心区域,出现如此众多精美的金银器也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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