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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留言，认为老徐研究富士康、华为这些企业，是不懂财经。我知道他们讲的财经就是一些人鼓吹的货币战争之类的，就是灰犀牛经济。 老徐懂不懂不要紧，但我想告诉大家的是，2700年前的管仲就把当今的金融难题都讲清楚了。 金融就要有货币，有钱。货币有四个基本问题： 一、货币是什么？ 货币是不是财富？管子认为，货币金玉是财富，但太多了，就不是财富，而是财祸。《管子·八观》说：“行其山泽，观其桑麻，计其六畜之产，而贫富之国可知也。夫山泽广大，则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饶，则桑麻易植也；荐草多衍，则六畜易繁也。山泽虽广，草木毋禁；壤地虽肥，桑麻毋数；荐草虽多，六畜有征，闭货之门也。故曰，时货不遂，金玉虽多，谓之贫国也”。不重视生产的国家都是金玉货币太多的国家。因此，管子反对积蓄货币金玉。《管子·枢言》说：“为善者，非善也，故善无以为也。故先王贵善。王主积于民，霸主积于战士，衰主积于贵人，亡主积于妇女珠玉。故先王慎其所积”。成王业的国君积聚人民，成霸业的国君积聚武将和战士，衰败的国君积聚官僚贵族，亡国之君则积聚珠玉与妇女。所以，先代圣王总是慎重地处理积聚什么的问题。 货币是流通手段，这是管子的基本观点。“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管子·国蓄》）“黄金刀币者，民之通货也。”（《管子·轻重乙》）“刀币者，沟渎也。”(《管子·揆度》)“黄金者，用之量也。辨于黄金之理，则知侈俭；知侈俭，则百用节矣”。（《乘马》）有市场，就有流通，有流通，就有货币。 二、货币的数量应多少？ 货币印多少，发行多少才合适？这是一个基本经济学问题。滥发货币必致通货膨胀，导致经济危机。管子还提出计算货币发行的数量和方法。《管子·山至数》：“始取夫三大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币乘马者，方六里。田之美恶若干，谷之多寡若干，谷之贵贱若干，凡方六里用币若干，谷之重，用币若干，故币乘马者，布币于国，币为一国陆地之数，谓之币乘马。”以六里见方的土地为单位，计算其好地贫瘠地各有多少，产粮多少，粮价高低多少，六里见方土地需要货币多少，以及就其粮食价格来计算应需要货币多少。货币的计算筹划，就是把这个需要量推算于全国，使货币的数字与全国的上地数量相适应。 货币能反映经济状况。《管子·国蓄》：“黄金者，用之量也。辨于黄金之理，则知侈俭；知侈俭，则百用节矣。故俭则伤事，侈则伤货。俭则金贱，金贱则事不成，故伤事；侈则金贵，金贵则货贱，故伤货。货尽而后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後知货之有余，是不知节也。不知量，不知节，不可，为之有道”。黄金是计量财用的工具。懂得黄金的道理，就懂得什么是奢侈和俭省。懂得奢侈与俭省，各项用度都能得到适度的满足。国家用度过少，对举办事业不利；过多，对商品资源不利。因为，国用过少，则金价低了，金价低则各项事业不好办，故对事业不利。国用过多则金价高，金价高则商品太贱，所以对资源不利。等到商品消耗光，才知道不足，这是不懂得适量的原故；等到事业完成后，才发觉商品过剩，这是不懂得合度的原故。不懂得适量，不知道适度都不行。而要懂得它们，也是有规律的。 国家对货币实行垄断与严格控制。《管子·轻重乙》说：“君守布，则籍于麻，十倍其价，布五倍其价，此数也。君以织，籍于丝，籍系抚织，再十倍其价。”《管子·国蓄》载“人君铸钱立市，民庶之通施也。”这就是说铸钱的权利是掌握在国君手里的，“民庶”只是使用货币。管子“轻重”就是指国家利用货币控制商品流通的理论。一是形成商品价格贵贱的原因，二是控制商品货币流通的方法。“弊也者，家也。家也者，以因人之所重而行之”。“聚则重，散则轻”；“藏则重．发则轻”；“寡则重．多则轻：守则重，不守则轻”；“君章以物则重，不章以物则轻；守之以物则重，不守以物则轻”等等。(见《侈糜》、《国蓄》、《揆度》、《地数》、《轻重甲》诸篇)意思是说，市场上供不应求时，或某些时兴商品出现，都会出现“重”的情况。反之就是“轻”了。管子用供求关系解释商品、货币的“轻重”，指出：货币、谷物和万物之间存在相反的“轻重”关系：“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主张国家通过“号令”控制货币、谷物和万物，以调节其“轻重”关系，实行“敛轻散重”的物价政策，平衡物价，抑制兼并，打击商人贵族，巩固统治，增加国家收入，以达到“无籍而赡国”、“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的目的。管子已经认识到货币和物价的关系，并能够熟练运用。 三、利息率应多高？ 货币不只是交换的工具，它也是资本，分割财富利益，高利贷就出现了。《管子·治国》说：“凡农者月不足而岁有余者也，而上征暴急无时，则民倍贷以给上之征矣。耕耨者有时，而泽不必足，则民倍贷以取庸矣。秋籴以五，春粜以束，是又倍贷也。故以上之证而倍取于民者四，关市之租，府库之征粟十一，厮舆之事，此四时亦当一倍贷矣。夫以一民养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无积也”。凡是农业，其收入的特点是按月算往往不足，按年算才可能有余。然而，官府征税却急如星火，没有定时，农民只好借“一还二”的高利贷来应付上面征课。耕田锄草都有季节限制，但雨水不一定及时够用，农民又只好借“一还二”的高利贷来雇人浇地。商人秋天买粮的粮价是“五”，春天卖粮的粮价是“十”，这又是一项“一还二”的高利贷。所以，把上面的征索算进来，成倍索取农民的地方就达到四项，因为关市的租税、府库的征收、十分之一的征粮和各种劳役放在一起。—年四季加起来，也等于一项“一还二”的高利贷了。—个农民要养四个债主，所以对于外逃者处刑，国君也不能制止农民外流，这乃是粮少而农民没有积蓄的缘故。 管子反对高利贷，用借贷办法，阻止豪强用高利贷对贫民掠夺。“春赋以敛缯帛，夏贷以收秋实。是故民无废事，而国无失利也。”（《管子·国蓄》）春天向蚕农发放贷款，用以收取他们的丝绸织品，夏天向农民发放贷款，用以收取他们的秋粮谷物。因此百姓不会有荒废的农事，国家也不会有流失的财利。管子主张，国家蓄藏一定量的粮食和钱，农民困难时借贷给农民，以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待农民收获再以实物还贷。《管子．山国轨》也说每年“泰春”、“泰夏”、“泰秋”、“泰冬”的“物之高下”，“相并兼之时”，国家都要贷给农民粮食。并说：“无赀之家皆假之械器、胜、籯、屑、糉、公衣、功已而归公衣，折券。故力出于民而用出于上。”无钱的农家都能借贷到各种农用器械，农事结束后归还公家，并销毁借贷凭证。因此劳力出自百姓，物品出处君主。 《管子·轻重丁》“鐻枝兰鼓”讲的是管子对付高利贷者的故事。桓公要“令衡籍吾国之富商蓄贾称贷家，以利吾贫萌、农夫，不失其本事”。派官员向富商蓄贾和高利贷者征收赋税，来帮助贫民和农夫维持农事。管子说：“唯反之以号令为可耳。”只有运用号令来改变这种办法才行。于是派出官员调查四方各放贷地区的情况，调查那里负债的人有多少人家，回来报告，高利贷非常严重。“凡称贷之家出泉三千万，出粟三数千万钟，受子息民三万家”。总合起来，所有高利贷者，共放债三千万钱，三千万钟左右的粮食。借债贫民三千多家。而利息很高，有的“其出之，中伯二十”，利息20%，有的“其出之，中伯伍”、“中钟五釜”，利息50%。管子说：“不弃我君之有萌中一国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国之无贫，兵之无弱，安可得哉？”不料我国的百姓等于一国而有五个国君的征敛，这样还想国家不穷，军队不弱，怎么可能呢？ 四、货币轻重 “弊也者，家也。家也者，以因人之所重而行之”（《管子·侈糜》）。“家”即“价”。价格是货币的价值表现。然而管子对价格的认识更为深入。“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管子·小匡》)。这是价格在商业经营中的作用。 管子经济学和经济运行的核心的是轻重之术。所谓轻重之术就是运用价格手段操控市场和国家经济运营。 “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则市朝闲，市朝闲则田野亢，田野充则民财足，民财足则君赋敛焉不穷。今则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轻；民轻而君轻，轻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则君轻、民轻则君重。此乃财余以满不足之数也”（《管子·揆度》）。这是国家在价格经营中的所为。“省有肆”，是指由国家直接经营的商业；“民”，是指商民，即私商；“君”，是指国家。“民重君轻”、“民轻君重”，皆谓国家所经营的商业主动地操纵市场，控制价格。 价格已经成为政府加以利用的工具。所谓“财余以满不足”即指调控价格达到夺富予贫，实现财富的再分配。《管子·国蓄》指出：“夫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人君知其然。故视国之羡不足而御其财物。……视物之轻重而御之以准”。这就是说，各种商品都是多则贱，寡则贵，抛售则价跌，囤积则价涨。君主懂得这个道理，可以根据国内市场物资的余缺状况来控制国内市场的财物，再观察物价的涨落而用平准之法来控制。这样既可以调节物价高低，又可以从中获利。 管子的价格运用是多方面的。寓税于价是其中之一。国家发行货币、掌握自然资源，控制物价。采取专卖产品，价格加码，运用隐蔽征用的形式，即足以代替明显的税收征收。 盐铁专营之外，管子也将价格调控运用到了农业方面。古代生产以农业为主体，而农业生产又以粮食为其主要内容。“谷贱伤农”，这是对农业的最大损害之处。《管子·轻重乙》说：“请重粟之价釜三百。若是则田野大辟，而农夫劝其事矣”。粮食每釜提高价格三百钱，则荒地可以广为开垦，农夫也努力耕种了。这就是通过提高粮食价格促进农业生产发展与增加农民收入的措施。管子又说：“请以令与大夫城藏，使卿、诸侯藏千钟，令大大藏五百钟，列大夫藏百钟，富商蓄贾藏五十钟。内可以为国委，外可心可以益农夫之事”。命令大夫们都米存粮，规定卿和附庸诸侯贮藏一千钟，令大夫贮藏五百钟，列大夫贮藏百钟，富商蓄贾贮藏五十钟。内可以作为国家贮备．外可以帮助农民生产。储藏粮食先要收购粮食，以合适的价格将农民耕种的粮食收购起来，这样农民才有种粮食局的积极性。而要求这些人必须藏粮多少，粮食的需求就扩大了，粮食价格也就上涨了。 价格运用也是管子对外贸易的重要策略。《管子·轻重乙》说：“善为国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天下多我寡。”就是说，天下的物价低，我们的价格高，货物就会流向我国；其他国家轻视的商品我们重视，就有可能造成独霸市场局面；其他诸侯国市场上多的商品，市场价格肯定低，我们就少上市，等其他国家这种商品匮乏时再推向市场，卖高价。“因天下以制天下”，主要是调节物价的高低和物资的多少。就是现在所说的转手倒卖，把自己没有而别国生产的东西买进来，然后高价卖出，从中谋利。不过一定要包销，把别国生产的东西全部买进，从而独霸市场，操纵市场的价格。 稳定物价是管子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主张。据《管子·国蓄》载：“凡轻重之大利，以重射轻，以贱泄平。万物之满虚出随时，准平而不变，衡绝则重见。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以重射轻”，物价下跌时，官府就要收购市场上的货物；“以贱泄平”，物价上涨时，官府就要以较低的价格将所掌握货物投放市场，以平抑物价。《管子·乘马数》记载：齐桓公欲立“乘马”之策，管子提出要发布平准号令，即“出准以令，守地用人策”。守，指掌握或控制。农业生产为土地之用，故称地用；物价政策为人的筹谋，故称人策。实行“高下之策”，即指物价政策。 管子将国家控制谷物价格的方法称之为“准平”。《管子·国蓄》说，“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而重之，故人君敛之以重。敛积以轻，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财之櫎可得而平也。”又说：“凡五谷者，万物之主也。谷贵则万物必贱，谷贱则万物必贵。两者为敌，则不俱平．故人君御谷物之秩相胜，而操事于其不平之间。故万民无籍，而国利归于君也。”国家在民间物资有余时，低价购进；在民间物资匮乏不足时，再以较高的价格售出。这样，君主不但有十倍的盈利，而且物资财货的价格也可以得到调节，避免巨商大贾操纵市场。 读读《管子》的金融学，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坎蒂隆效应，亚里士多德的货殖论、配第、洛克、休谟的利息论。威克塞尔的货币数量论，等等，西方主要的金融学理论都包含在了里面。 老祖宗2700年前就把金融、货币讲得这么清楚，你们那一套灰犀牛的金融理论拿得出手，讲得出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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