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永华 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前日病腰疼，卧床休息，利用半个晚上的时间，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之所以读得快，一则因为这本小册子仅有六万字，再就是在对话中的布尔迪厄，一改其著作中晦涩的文风，用相对浅显的表达方式，道出较为抽象的学术思想。 《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布尔迪厄与夏蒂埃对话录》 皮埃尔·布尔迪厄、罗杰·夏蒂埃著 马胜利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本来以为这本书是前两年写成的，读了夏蒂埃的序言，才了解到此书原本是1988年两人在法国电视上的现场对话，2010年方整理成文字，交付出版社印行。因此，书中的内容，已是二十多年的东西了，谈不上新。 不过此时布尔迪厄最重要的著作如《实践理论纲要》、《区隔》等均已先后问世，他在国际学术界的声望已渐达巅峰，因而书中还是触及到他学术思想中若干核心理论和概念。同时，由于是与一位史学家对话，中间难免不时谈及他对法国史学界和近代欧洲历史进程的看法，这些信息，在他的专著中是不易读到的。 1988年两人的对话，是法国某电视台《名人直白》栏目制作的系列节目，夏蒂埃与布尔迪尔共做了五期。这五次节目的主题，大体可分为两大类：第一、二次，对话的内容主要是社会学和社会学家在法国社会中扮演的社会角色；第三至五次，对话的重点转到布尔迪尔提出的几个关键概念，比如惯习（habitas，本书译为习性）、场域等（第五次对话主要围绕艺术场域）。 这些概念，布尔迪厄在自己的著作中已经多有讨论。不同的是，由于传播形态的差异，对话中的布尔迪厄更倾向于用简明的例证、浅显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观点。阅读相应的对话内容，读者可少几分阅读其著作的挫败感，而多了几分阅读的愉悦。 1979年，《区隔》一书首次付印后，布尔迪厄成为舆论界争议的中心，书中对审美趣味背后的社会区隔机制的讨论，激怒了不少吃艺术饭的人。 制作对话节目时，相隔已经将近十年，但从布尔迪厄的谈话看，他自己还身陷于这场论战当中。他对社会学家之社会角色的定位，对其敌人而非对手（布尔迪厄认为他的批评者根本不是自己的对手，他们只是一味地攻击自己的看法）的批评，都表明这仍是他念念不忘的一件事。 在对话中，他反复申说社会学家的社会角色，这种角色，并非如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那样，视自身为先知、救世主，布尔迪厄对社会学家角色的定位是康德式的反观，“如果说我有一种理论模式，这便是康德的模式，即反观性地批评自己用于思考现实的工具”（第34页），这一学术定位，其旨趣在于“工具的批判”。但利用批判的工具，进行工具的批判，谈何容易！难怪布尔迪厄不无自嘲地说，社会学家与其研究的关系，“完全符合人们对精神分裂症的描述”（第39页）。 夏蒂埃，布尔迪厄。1988年，一个是暂露头角的史学家，一个是如日中天的社会学家。地位有异，两人的对话也不尽对等。当然，作为《名人直白》节目，对话的主角自然非布尔迪厄莫属。 皮埃尔·布尔迪厄 （数据源于百度百科词条） 在对话的主题上，明显是以布尔迪厄、以社会学为中心的。作为历史学家（在第一次对话中，布尔迪厄说“我面前是个可怕的历史学家”），夏蒂埃自然要尽量将话题引向社会学与历史学、社会过程与历史进程之间的关系，不过布尔迪尔却像狡猾的猎物不轻易上当，经常在打太极拳。 不难看出，布尔迪厄对历史学，包括年鉴派史学有不少保留意见。“我们有世界上最强的历史学派，这并不只是口头上的恭维”。说完这句，他话锋一转，“但奇怪的是，历史学家们在运用范畴时往往表现出离奇的天真”。他指出，“我们用来思考历史的所有观念、词汇、概念都是在历史中建构的。 而奇怪的是，历史学家所犯的时代错误无疑是最多的”（第33页）。布尔迪厄在此批评的，就是将历史分析的概念当做先验的、不需检视的对象，这种做法在年鉴派的系列史研究中相当普遍。布尔迪厄志在进行工具的批判，对这种做法自然是不以为然。他所从事的主要工作，正是破除这些范畴的先验性，将之视为一种社会建构物。对这一批评，夏蒂埃是深以为然，他在一篇文章中，称这种做法是“社会的范畴化”（social categorization），将之视为年鉴派传统中三个必须加以摒弃的方法之一。 社会范畴化的问题，固然在社会学中也存在（布尔迪厄称之为“类别中心论”），不过两人都同意，这个问题在历史学中显然比较突出，何以如此？布尔迪厄的理解是，这个差别与学科的特性有关，尤其是与是否面临认识论实验的处境有关，其中的一对主要关系，是相关研究中认知主体与认知对象之间的关系。 “由于研究对象不同，认知主体和认知对象的关系不同，客观主义倾向或主观主义倾向的力度也会有所不同。”（第70页）社会学家分析的多半是自身的社会，他们不是旁观者、局外人，对社会的反观，也令他们自身感到切肤之痛，这种处境，就为认识论实验提供了可能，为研究者反躬自问，为追问在日常语境中想当然的范畴、逻辑提供了契机。 相比之下，在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中，认知主体多半是旁观者、局外人（除了研究当代的史学家），与研究对象“总会有一定的距离”，他们“在其考察的游戏中没有赌注”，因此“很少会陷入认识论实验的处境”（第70-72页，又参第74页）。 我的看法是，这一学科区分不宜过分强调，史学研究、民族志都不是玄学，而是扎根于本土、当下，精彩的史学著作和民族志之所以引起学人的注意，其中一个原因是它们在异域、过去与本土、当下之间建立了较为清晰的关联，为读者拉开与本土、当下的距离，变熟悉为陌生，将习见的概念、逻辑相对化提供了契机。想想米德笔下的萨摩亚人，想想近年对“中国”、“汉人”的思考...... 在对话三的开场白中，夏蒂埃很明显是有感而发。结构与个人的关系，在80年代的史学实践中，成为一个必须进行探讨的问题。系列史、心态史研究中的客观性、结构性，已受到诸多的批评；对微观层面尤其是个体的生活世界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结构史的逻辑，引发了史学研究何去何从的讨论。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提出这个主题，其用意应是引出对“惯习”（“structured structuring structure”，“被结构化的、同时起建构作用的结构”）的史学效用的讨论。不过依我看，在这种意义上说，这次对话不太成功，两人的对话慢慢被转换为社会学与历史学学科差别的讨论，转换为认识论实验的讨论，史学研究中结构主义与个体主义关系的话题，似乎被撇到一边了。 在接下来的有关惯习和场域的对话中，夏蒂埃试图换一种方式来进行提问。仍旧是惯习，但这次要设问的是惯习的起源，这牵涉到社会化过程，也牵涉到历史进程。他甚至追问布尔迪厄：“你使用‘习性’的概念是否旨在对抗另一种传统，即此前的心态史传统，以及更早形成的《年鉴》杂志的传统？”（第81页） 对后面这个问题，布尔迪厄避开了。但对惯习的生成，他是这样评论的：“行动者有其成长的历史，他是个人经历和环境教育的产物，他也是集体历史的产物。尤其是，思想类别、知性类别、感知模式、价值体系，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归并社会结构的结果”（第82页）。好，这里提到了个人经历，又提到了集体历史，看来至少在后者的层面，惯习似乎与跟历史搭上关系了。 可惜的是，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布尔迪厄又退回社会学的解释。在进一步的对话中，夏蒂埃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在《文明进程》中，埃利亚斯建立了个人心理结构与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之间的关联，你说“是否有可能对精神分析的对象进行历史化”？考虑到这里的个人心理结构与惯习之间的相似性，我想夏蒂埃是在延续开场白中提出的追问。 这次讨论稍有进展，布尔迪厄认可埃利亚斯的研究，同意国家在权力行使、垄断暴利中扮演的积极角色，不过很快他又将话题引向自身对场域的理解，一段刚要开始的讨论嘎然而止。 同样的问题，在最后一次对话中也存在。这次对话的主题是场域，尤其是文艺场域。由于话题是马奈、福楼拜等历史人物，还是有可能就历史进程展开讨论的，但实际的讨论围绕的是场域而非过程，是福楼拜何以是个“社会学家”，而非他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时代性。 最后谈到米什莱，又绕回到社会学与历史学差异的老话题。布尔迪厄对米什莱没有好感，认为他太过注重优雅的文体，“不能与原始经验和美学追求一刀两断，也不会停止从自己与研究对象的关联中获得享受”（第113页），他们应该像社会学家那样，去讨论结构。对此，夏蒂埃的反应是表示赞同。 在对话行将结束时，他指出，史学界对社会行动者的理解方式的强调（如体现在微观史中的做法），“助长了历史学家再现他们经历的欲望”，“历史学家担负起死去的亡灵复活、用故事重现他们一生的任务”。他担心，“这种做法也会阻碍旨在将结构与个人、地位与习性衔接起来的研究”（第114页）。说到底，和同事如雷维尔不同，夏蒂埃似乎更愿意与微观史保持距离，强调兼顾结构与个体的重要性。 文章来源：刘永华个人新浪博客。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