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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的语言学转向在过去数十年间已经让位于“文化”或者“实践”转向。对其拥护者而言，这一发展预示着意向性主体的回归以及对社会场域动态本质的重新关注。各种尝试围绕着实践的概念展开，强调日常行为是社会组织及其稳定性的支柱，特别寻求消解社会科学中结构与能动性之间持续的概念张力。通过考察以实践为主题的标杆性著述，并将实践何以介入史学分析的目的也纳入思考即可看出，尽管对实践理论实现其目的的有效性应该保留地持有乐观态度，但是这种介入方式在稳步落实的同时仍存在尚未克服的缺陷。 迈克尔-波利亚科夫（Michael Polyakov），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 程利伟, 台州学院人文学院讲师； 顾晓伟，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历史研究在过去40年间出现了两次重大的转向。20世纪70年代初，“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曾经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的方法。语言从一种易理解的表征媒介到一种构建现实的工具的转变，动摇了历史研究的认识论基础。如果语言——连同我们对现实的感知——是一种成规，那么诸如真理与证据这样的概念将很大程度地丧失其基础性作用。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许多实践者来说，语言学转向的社会理论仍然受到两组概念性张力的限制：这种限制既发生于诠释稳定性的同期目标与社会场域的转换之间，也体现在总体结构与个体能动性之间。在社会科学领域，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回归实践与语境分析，以取代理性主义与非历史性的方法，这种转变形成的理论追寻两个议题：意向性主体（intentional subject）的回归把转换的机制重新整合到静态的历史文本中，将物质世界纳入历史分析而不是单纯的符号学方法中。其中一组议题是围绕实践的实质性概念（substantive concept）出现，强调日常行为是社会组织及其稳定性的支柱。本文将引用布加里埃尔·斯皮格尔（Gabrielle Spiegel）最近主编的一本书，调查“实践转向”（practice turn）最有影响力的来源，并考虑该方法在复原意向性主体与对物质世界进行历史考察时所带来的影响。作为这项工作的一部分，本文还将文献中的当前争论纳入考察，并扼要阐释有关主体与结构最棘手的问题。 语言学转向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上半叶哲学、语言学和人类学的融合发展。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法国知识分子中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与后基础主义（post-foundationalism）兴起以及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的新实用主义（neo-pragmatist）著作催化了语言学转向。这场去自然化（de-naturalizing）的运动使历史学中最基本的要素受到质疑——例如，历史学的证据、真实、意义与客观性的概念——构成了布加里埃尔·斯皮格尔所说的对历史学的“符号学挑战”（semiotic challenge）。人类学和历史学的分析焦点从历史人物的信仰与意图转向空洞的社会制度与话语。随着克利福德·吉尔兹（Cliffford Geertz）在其出版的著作中将“文化”重构为可观察的符号与仪式网络，“文化”也脱离了任何物质基础，并摆脱了马克思主义遗产中的早期经济结构主义（earlier economic structuralism）与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 如上所述，尽管语言学转向在认识论方面做出了宝贵贡献，但是语言学转向后的社会理论也受到两大难题的困扰。第一是结构主义残留的共时性偏见使其倾向于将主体视为无时间性（timeless）的文本，从而阻碍了社会转型（翻转）的理论化。自然地，理论框架越有效地解释社会场域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就越不能解释变动性、多样性与个体性。吉尔兹的文化体系即以此为标志，他假定在社会中存在不受时间与内部变化影响的同质性和固定性的群体特征。第二是结构施加的约束与历史个体意向性之间的理论性张力。结构与能动性之间的鸿沟一直被认为是社会理论的首要困境。这种鸿沟的核心是后结构主义对主体解构，主体在话语网络中被降格为“主体地位”（subjectposition），致使传统的能动性与意向性范畴几乎变得不甚连贯。 最近的回顾把下一个发展的种子称为“文化”“历史”或“实践”的转向（其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物质结构主义的回应），它萌芽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与语言学转向的一些权威文献同时出现。其中最突出的特点是“实践理论”，它将人类活动及其语义学效力解析为实践：稳定且结构化的行为集群、交往行动以及伴随而来的精神活动使世界对参与其中的人来说变得有意义。这些理论强调情境性和非命题性的理解，并揭示社会系统的表面稳定是偶然的主体驱动的再生产。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把他们的目光从不受时间影响的结构与事件作为永恒不变的主体转移到实施的过程（process）中。到80年代初，这些观点已经得到极大地发展，以至于谢里·奥特纳（Sherry Ortner）在其描绘人类学领域的文章中强调实践理论是最有前途的新方法之一。在此框架下，实践受到结构的“弱制约”（weakly conditioned），主体是“相对自主的”（relatively autonomous），并且文化被视作意向性主体的表现，而非脱离实体的话语。 在过去20年里，以实践为导向的理论已经以各种形式被运用到诸多学科。它起源于社会学与人类学，并在组织与管理研究以及专业教育方面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在哲学、社会学与心理学中都提出了复杂的实践理论。历史学也经历了对物质与意向性的关注，尽管它对这样的实践缺乏检验（或许是因为相关的很多方法是观察性的，所以在此应用起来比较困难）。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是由加布里埃尔·斯皮格尔主编的著作《实践史学：语言学转向后的历史书写新方向》（Practicing History: New Directions in Historical Writing After theLinguistic Turn），该书审视了过去40年的相关发展。迄今为止，这是同类书籍中仅有的一部关于实践导向社会科学的杰出的介绍性著作，并针对该学科的更大趋势提出了解决方案。该书是一部反思性的历史作品，捕捉了一门学科演变的一个阶段，也为历史学提供了一部以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诸学科领域为根基的实践导向集锦。在接下来的部分，本文将根据他们的策略来回顾和组织这些根基，然后再继续考虑该方法在历史学及当前最紧迫的理论争议中所扮演的角色。 二 在文献中，解决结构与能动性之间紧张关系的常用策略分属两个阵营，但他们都未能完全放弃结构主义的陷阱。一种路径是把握结构的本体论实在性，并在实践之时又以某种方式弥合结构与能动性之间的鸿沟。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对日常实践的解释即采取了这条路线，他假设我们的行为通常是由一套根深蒂固的认知结构所驱动，由个人的“客观条件”所灌输，并作为行为的倾向而被现象性地体验。这些被他统称为惯习（habitus）的倾向，通过构建我们的日常行为来延续自己，并反身去强化原初的倾向。布尔迪厄认为，个人在将过去的经验应用于新情况时所要求的共时性不断地改变着惯习，这就是能动性最明显的表现。 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在其有关波利尼西亚群岛的著作中，也运用了类似的基于文化特殊性的虚拟结构及其在实践中实现的二元论（它以高度删节的形式出现在斯皮格尔的著作中）。在采取索绪尔（Saussurian）的语言（langue）与言语（parole）二元论的同时，萨林斯指出，符号在被制定之时就可能已发生“功能位移”（functionally displaced）——或者通过能动性的变化，或者通过情境的改变。他含糊其辞地写道：“将已接受的文化理解运用到特定的世俗语境中，总是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即事物再也不会和以前一样——恰恰是因为'客观’事物以及社会的人……也有自身的原因。世界没有义务去对应它所依据的思维范畴。”在布尔迪厄的描述中，完全不同的术语装扮运行着相同的二元结构的稳定性逻辑，其间穿插着个体的变革性表现。 对于萨林斯和布尔迪厄而言，“实践”按照字面意义是指结构和能动性之间的结合点，当一个人被迫将所接受的意义应用于实际情况时，由于意义自身的模糊性和语境呈现的丰富性，结构的僵化就被打破了。尽管他们有明确的反向意图，但结构与能动性的二分法仅仅只是被取代（例如，变为惯习与实践的二分法）。理查德·比尔纳奇（Richard Biernacki）批评这种方法仍将意义定位在符号间的共时关系中，而非实践本身产生的那一刻。相反，他认为只有在能动性之间实施的行为才拥有结构并产生意义。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其著作中探讨了这种选择，其中至少有三部著作研究了结构、实践和主体之间的关系。《实践史学》包含的章节正是从上述著作中精心挑拣出来的，也是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structuration theory）最为成熟的地方。吉登斯认为，“结构”是一种最富有成果地归因于社会过程（processes）的属性，社会过程不断地为这种模式化重新创造条件（因此有了这个贴切的词）。通过聚焦实际的行动，例如模式化定位（locationof patterning），可以吸引人们注意其物质情境和其他一些现实情况，而这些现实情况通常可能不会在历史文本或成型的心理结构中捕捉。在吉登斯看来，结构以“实践知识”的形式影响着能动性，这在许多方面与惯习（habitus）相似，但他坚持认为有些事物不是铁板一块，对能动性来说更容易理解，能动性在某种程度上监控着他们的活动，如果受到提示，就可以自我解释。但是，与布尔迪厄和萨林斯一样，吉登斯也将转换的引擎（engine）定位于人类活动不可预测的结果。 威廉·休厄尔（WilliamSewell）关于结构概念的著作，呈现出将吉登斯称为“图式”（schemes）独特要素的实践性知识与萨林斯对“主观和客观风险”（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risk）中结构转型机制的识别进行了有趣融合。休厄尔的理论通过将结构拆分成更小的通用语义单元，为结构的演化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他将结构描述为虚拟（符号）方案与物质资源（physical resources）的二元性，在应用时可以多种方式进行转换。他在关于文化的著作中也展现出语义单元可互换的思想，即试图打破那种在吉登斯的追随者中甚嚣尘上的静态的全社会意义体系观念，形成了一个仅保留“微弱连贯性”（thin coherence）的网络。这种分散对分析实践的演化具有重要意义。布尔迪厄认为变化必须由外部条件驱动，而休厄尔和安·斯维德勒（AnnSwidler）的最近研究也已表明，不稳定的社会条件（“不稳定的时代”）是如何消除现存的意义（当它们不再是一个整体时），并为意向性的语义创新打开空间的。尽管对外部条件的概念性依赖并未完全消除，但他们的观点却为实践如何随时间而变提供了一种更为深入和微妙的理解。 最近，西奥多·沙茨基（Theodore Schatzki）提出了一种深受维特根斯坦影响的实践理论。维特根斯坦认为言语的意义完全源自我们的“生活方式”（forms of life）及语言在其中的功能。在沙茨基看来，通过在现实世界的活动模式和与人的境况相关地具体体验中字面上定位意义（他还借鉴了海德格尔对存在的关注），实践首先使我们能够理解这个世界：“例如，当一棵树被理解为可以攀爬的东西时，它就成为可以理解的攀爬场所……X所在即X行为发生得以理解之所在。”他对意义与情感复杂的新行为主义（neo-behaviorist）解释是建立在一种心智理论基础上，该理论将意向性定位于社会可见的行为。沙茨基在肯定前辈的理论的同时，也承认他们的不足，批评布尔迪厄过分依赖无意识的过程与索绪尔的意义观念，而吉登斯则对实践中宗旨与目标的激励力量没有足够的认识。在协调结构和主体的长期争论中，沙茨基是近期的主要参与者。 三 实践理论至少在两个方面与史学写作相交。第一，作者意向与历史主体问题在学科中依然存在。语言学转向的后结构主义消除了能动性，并有效阻止了理论化变革；这不是一个可持续的立场。正如埃利亚斯·帕尔蒂（Elias Palti）所指出的那样，尽管后现代社会理论中的主体已经发生理论崩溃，“但只要主体是构成伦理、政治和历史的前提，它就不可能完全消失”，就必须找到不同的解决方案。帕尔蒂认为，人们可以将主体这个更复杂、更有问题、“同时既是经验的又是先验的”概念，与能动性被理解为更简单的、“先于结构和主体之间的对立”的现象学概念区分开来。如上所述，一些实践理论家已经开始朝这个方向努力。例如，吉登斯提出在话语意识之下存在一种认知与记忆模式，并注意到我们的日常活动常常在这种“实践意识”中只有潜意识动机，且可能缺乏明确的（在话语上可识别的）意图。在精神哲学和认知科学的帮助下，可以很快阐明这些假设。例如，我们可能会为一个多元主体找到一个坚实的本体论基础，它可以在交互时优雅地将社会结构与个人联系起来。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可能途径是利用最近发现的所谓“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s），该镜像神经元激发了人们将同理心视为一种社会联系机制的新兴趣。在下一节中，将讨论一些有关意向性主体争论的线索。 第二，通过关注实际的实践，历史考察可以重新建立与物质空间及环境的联系，我们的活动也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尽管在现象学中，在世在场作为纯粹符号话语的一种替代方式的重要性由来已久，但它也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社会学和历史学。正如安德烈亚斯·瑞克维茨（Andreas Reckwitz）所指出的，实践网络中包含物质的东西是为了抵消“将社会秩序还原为非物质化的符号秩序和将物质还原为解释对象。它使人们能够不再将物质理解为一种社会结构或符号对象，而是作为'艺术品’（artefacts），作为社交网络或'实践’的必要组成部分的'事物’（things）……（这可能使一个人）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超越'制度’的概念来掌握文化与物质之间的'联系’（constitution）。”物质世界是人际关系的媒介，是人格（personhood）发展的关键因素。它的“物性”（thingness）不能通过符号表象被捕捉，甚至不能被最广泛地解释。安·斯威德勒（Ann Swidler）甚至辩称，公共事件及其物质残余可以在未来数年锚定实践，这意味着物质领域不仅在实践的实例化方面很重要，而且在实践的持存性方面也很重要。 四 虽然实践理论的研究工作进展迅速，但是仍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当然，最直接的问题是什么才算是实践？像其他社会科学概念，如文化、结构、政治一样，实践也不太可能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定义。斯蒂芬·凯米斯（Stephen Kemmis）详细描述了各个学科赋予它的不同属性（实现社会团结，获取非天生的技能和技巧，表达价值观和社会规范等）。安德烈亚斯·瑞克维兹在《实践史学》一书的结尾部分讨论了定义一种实践的重要元素，并将其与同类方法区别开来。但是在“实践理论”可以充分解决这些基本问题之前，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例如，如何界定一个特定的实践？精神（不管我们的选择意味着什么）和实践的行为模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在另一个方向上，借用瑞克维茨的话，我们是否会像现象学家和文化唯心主义者（culturalmentalists）那样，只关注了主观经验而忽视了某些不可替代的东西？ 一些学者也对整个课题的可行性提出了质疑。例如，琼·斯科特（Joan Scott）认为，“经验”（一个经常被当作实践的同源词的概念范畴）本身就与语言学范畴相关联，因此，它作为历史学的基础是一种隐性基础主义（crypto-foundationalism）的征兆。还有学者警告说，当“实践”被应用到社会范围时——我们会不可避免地论及团体实践——结构主义的唯物论者必须重新确立自己，而与行动实体的关键联系就会被打破。哲学家史蒂芬·特纳（Stephen Turner）也是最顽固的批评者之一，他质疑像惯习这样的集体社会主体的可能性，认为它必须以某种方式被每个人“下载”下来。否则，行为知识的任何局部转移都会受到个体历史学习的调节和制约，个体间的历史学习永远不会是相同的，因此获得的行为也将永远不会完全相同，从而导致习惯表面上的一致性，即“一种字面上肤浅的、外部的相似性问题，而内在的或个体的影响（例如认知结构）则因人而异”。尽管这些疑虑如果持续下去会很严重，但可以证明这是一个充满创新的活跃领域（从援引的著作中可以找到可行的答案。例如，对特纳的回应将重新思考实现有效分析不同人心智结构之相似性的必要范围）。 在这些叙述中，也许最有争议的仍然是意向性行为的场域问题：什么是实践主体的恰当概念，既能容纳持续的行为模式，又能容纳行动在这些模式之外并对抗它们的永久可能性？事实上，谢里·奥特纳（Sherry Ortner）称实践理论为“后施特劳斯主义（post-Levi-Straussian）而非后结构主义”，以强调其在这方面的犹豫不决。甚至精确地构想问题的初始步骤也是具有挑战性的。“能动性”（甚至“意向性”）这个词的外延范围很广——包括语义创新、发起行动、理解和解释一个人的行动与动机的能力。但是，如果我们考虑以下两个问题，许多重大问题都可以得以阐明：实践是否约束和/或预先决定一个人的行为？能动性是否可以通过内省来有意识地检视与反思？后者尤其影响到历史学家即作者的地位（例如，作者在认识上享有特权）。 如果按顺序考虑这两个问题，那么在历史考察的背景下，没有任何问题比这两个问题更基本：可否通过引用实践的内容或作者的意图与目的来更好地解释行动和话语？借用休厄尔的例子，巴士底狱的暴徒是在以“人民”的名义塑造自己的新形象，还是正在扮演一种实践的联结？我们是自己行动的作者，可以自由地发展与重新评估我们的理解，这种信念不仅显而易见，而且已经融入到我们最基本的社会实践与交往中。与此同时，贯穿生活各个方面的模式和结构的持久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正如约翰·扎米托所指出的那样，“历史方法论面临的挑战在于找到一种语言来表达这种极其丰富的辩证法”。 休厄尔和吉登斯等人的社会学实践理论坚持认为，意义体系并不决定能动性的行为或话语，而仅仅只是组织了一个可能性的领域。实践提供了行为范本或我们日常生活所依赖的可能意义与行动的曲目（repertoires）。在这个范围内，人们可以（适度地）执行原初的行动与话语，并（依据某种程度）了解他们的动机与意图。因此，休厄尔对文化“缺乏连贯性”（thinly coherent）的描述，给能动性留下广泛的行动自由。休厄尔认为，个人能够创新并超越现有的结构，这不仅是偶然的，而且还可以通过巧妙地塑造已接受的意义使其适用新情况（尽管这种反思性的操作通常局限于不寻常的历史事件，这些事件部分地将背景信仰外化为那种人们有意识地并常常强烈地坚持的意识形态）。此外——这种解释对吉登斯尤其正确——实践似乎暗示着一种缺乏明确的自我监督的心理状态——这便是日常生活与习惯的转义。通过这种方式，传统的反思主体在实践（至少在每个特定实践）中暂时从参与中解脱。尽管偶尔会根据这些路线进行详细地推测，但是关于传统意义与意向性意义是如何融合在一起的解释实际上仍然是难以捉摸的。 由于缺乏有说服力的以经验为基础的理性解释，马克·贝维尔（Mark Bevir）主张恢复自由哲学传统中的主体，其具体目标是从过度“语言学转向”的历史学中拯救出作为一种因果力的意向性。他为一种“基于情境的能动性”（situated agency）辩护，这种主体寻求将一种充盈着个人文化和传统的发展性起点与一种最终无限的、有力的自我反思的主体结合起来——这一前景对任何富有成效的实践理论的威胁不亚于后现代主义对主体的消除。如果这些描述恰如其分，那么实践理论的解释力将受到严重限制，因为故事成为完全关于个人的信仰，不受基于实践的语义约束。这就需要在一个有影响力但不具有决定性的结构和一个有创造性的主体之间达成妥协。 关于第二个问题，能动性在从事实践时对其行动的理解与监督的程度应该是可以通过经验加以验证的。正如吉登斯所述，如果我们是“结构化的推动者”（motors of structuration），那么我们对自己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又了解多少呢？一方面，对于布尔迪厄来说，有些认知结构是根本无法通过内省获得的；能动性常常不理解他们行动的“真实”原因，这些原因不透明地根植于他们的“客观条件”。和萨林斯一样，他也认为，个人在日常环境中必然会临时改变惯习，因为现在和过去是不一样的，从而导致结果的长期不确定性。然而，这种即兴创作本身就受到惯习的引导和限制。在另一个极端，像贝维尔（Bevir）这样的人文主义者（以及罗尔斯阵营中的原子主义者自由派）似乎认为，当探究我们行动的意义和目的时，心灵是完全透明的，我们可以一直向下到达“底层”（stack）。但是，当一个人完全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自己的行为时，它肯定不能被称为“行动”，对普通话语（例如，我们如何选择特定的转折词，如何处理抽象的隐喻）的瞬间反思表明，这是一个极高的标准。 五 考虑到这一动态领域的种种不确定性，可以体会到斯皮格尔在《实践史学》的导论中对历史学家实践理论的谨慎认可，书中她采取了一种暂时的乐观态度。她警告，该书的“理论不连贯”提供了概念的多样性和灵活性优势，但是也对研究人员构成了明显的挑战（自该书2005年出版以来，情况没有明显改变）。此外，她指出实践的多维本质包括概念、表达、物质资料、行为模式等，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是一个独特的挑战，因为他们面对“传统的感受（traditionally felt）需要用某种叙述逻辑来代表过去”。 尽管存在这些障碍，斯皮格尔仍然认为这种推理形式是解决该学科面临的理论挑战的最佳机会，因为它包含了社会活动的情境性，并明确地将个人作为变革的主体。尽管反对意见和未解决的含糊不清仍然在不同层面上继续存在，但是大多数实质上是可测试的，所以可以通过密切参与“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研究来解决。最近精神哲学、认知语言学和实验心理学的融合，也推进了我们对社会实践心理主体的理解。由于身体与具身的倾向（body and bodily dispositions）在社会生活的实践理论中起着核心认识论的作用，因此这种参与还可以阐明其他要素：作为社会黏合剂的共情、内隐学习、限制（或缺乏）内省与语义创新、心理图式与物质行为的联结等等。 约翰·扎米托在最近出版的关于后实证主义哲学的书中总结了安德鲁·皮克林和彼得·格里森（Peter Galison）有关个人在科学进步中所起作用的分歧过程，并写道：“我们需要一种理论，将根深蒂固的实践、工具和观念视作结构……（以及）历史中的事件与主体在具体层面爆发出激进的新奇感表达出来。”从20世纪70年代的开创性著述到近十年来激增的一连串实践导向的跨学科研究，这篇文章试图展示这种对语言学转向的持续挑战是如何启发以实践为导向的理论，该理论在行为自身中定位变化与稳定的意义和机制。至少，社会理论现在必须超越文本转向物质世界，在那里，真实的人做真实的事。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2年第4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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