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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焱林 阎文 第六十一 言伊尹称字于太甲为误仿缁衣亦兼为序误 君前臣名，礼也。虽周公以亲则叔父，尊则师保，亦自名于王前曰予旦。召公亦名之为旦曰，断未有敢自称其字者。或君于臣字而不名，所以示敬，如王若曰父義和之类，亦未多见。何晚出书所载太甲，既稽首于伊尹也，伊尹又屡自称其字于太甲，岂不君臣交相失乎？，君之失缘误仿洛诰，臣之失则缘误仿缁衣。何者？缁衣两引咸有一德，一曰惟伊躬及汤咸有一德。一曰惟躬先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此篇郑康成序书在汤诰后，咎单作明居前。马迁亦亲受逸书者，即系于成汤纪内，是必于太甲无涉矣。康成注书序于咸有一德下云伊陟臣扈曰，此颇不可晓。要王肃注云，言君臣皆有一德。是必当时臣工赞美汤君臣之辞，故君则号，臣则字，不必作于汤前。伪作者止见书序为伊尹作咸有一德，遂将缁衣所引尽窜入其口，又撰其辞于前，曰惟伊躬克左右厥辟宅师。喋喋称字不已，不大可嗤乎！或曰然则伊尹宜曷称？曰称朕，孟子朕载自亳是也。称予，予不狎于不顺是也。称臣，若召公予小臣是也。称挚，若周公予旦是也，至于称字，乌乎敢！ 何按 一、夏、商、周，三代礼仪有差。 《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朱熹注：“杞，夏之后；宋，殷之后。征，证也。文，典籍也。献，贤也。言二代之礼，我能言之，而二国不足取以为证，以其文献不足故也。”征有验证，证明等义。孔子此段话在说明，夏、殷时之礼，他知道一些，能言之，但夏之后杞国，殷之后宋国之文献皆不足证明他之所知，实则说明，他对夏、殷之礼并不确知，因而无从谈起。可见夏、殷两代之礼，至春秋时代，人多不知，即如孔子，知也不多。 《八佾》孔子又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监于二代”，周借鉴二代，而有所损益，创为周礼，故郁郁乎文哉，达于大全，故孔子从周。其时周为宗国，诸侯宗周，列国之礼，多从周礼，孔子能不从周？夏、商悠远，其礼之遗存渐以式微， 三代之礼不同，不辩而然。例言之，西周封建，大封同姓诸侯，周初几半天下，晋、燕等大邦，尽姬姓子弟所据。夏、商立国，其诸侯皆旧时部族，未曾大换血。夏传二代，至太康即失国，未闻其同姓诸侯起而勤王，少康虽复国，亦非借同姓诸侯之力。周初武庚叛乱，徐夷、淮夷复叛，除武庚为殷商后裔，徐、淮等皆非子姓同宗。足见夏、殷不封建。即此已见夏、殷与周礼制大不相同。 二、周礼为历代所宗 孔子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昔人称周公制礼作乐，周礼是否全为周公所作并不重要，但周公在周创建之初，设官委吏，厘定制度，擘划文饰，多有建树，则为不争之史实。其制成条成贯，汇集成册，如周之三礼，虽至西汉始定型，其肇自周初，人无歧议。其流传后世，影响深远，历朝虽有损益，但皆奉为圭臬，不辩自明。 三、古文《尚书》五十八篇，后世，尤其入清后，指名道姓，称其伪作者，历数魏晋间人，魏王肃、魏晋间郑冲、皇甫谧等皆入选。此三人皆高才硕学，著述流传千古。除皇甫谧布衣终身，王肃为魏之大僚，晋之外祖；郑冲虽出身寒微，但学术有成，魏为帝师，晋官太傅。王、郑久在官场混迹，虽未必尽知“三礼”科条，官场礼仪应当熟悉。尤其魏、晋交替间，朝政变幻，波诡云谲，动罹不测。君前臣名，君不稽首于臣，虽在魏晋交替之大变动中，亦保持常例，寻常士人，亦知仪轨，王、郑焉能不知？尤其郑冲，处权力上层，岂敢胡编乱造，授人以柄？ 四、君前称字，太甲稽首，鉴之后世礼仪，皆为出格，甚或犯大不敬之罪，周不能犯，魏晋间尤不能犯。王肃、郑冲为时大僚，皇甫谧为古今通儒，其能犯如此低级错误？犯如此低级错误，不仅可能飞来横祸，亦可能招来时人讪笑，后代讥嘲，阎若璩不就以此为据，而证《太甲》之伪？ 夏、商初，人文初立，国家草创，礼仪简略，不可能有所谓君前臣名那些章法。且古人之姓氏称谓，传于后世，多有歧议。如尧、舜、禹耶？放勋、重华、文命耶？圣君尚且如此，至于伊尹，称谓更多，《史记·殷本纪》曰：“伊尹名阿衡”，尹为字也，阿衡名也。《史记·索引》引孙子兵书曰“伊尹名挚。”《吕氏春秋》曰：“母居伊水，命曰伊尹。”尹为其小名也。无论尹为名为字抑或官称，在商早期，如何在君前自称，皆不是问题。 至于君向臣稽首，余在前议中已说明，太甲初从放地桐返亳，未上位、称王，尹与其祖共事，辈份远较太甲高，三年勤理国政，三年殷勤训诲，太甲始有今日之悟，殷商初期，等级不如后代森严，礼仪不如后代繁缛，以太甲当时之情，向尹稽首亦为寻常礼仪，谈不上过分，更谈不上僭越。阎若见得清华简《傅兑之命》，必定暴跳。 前已说明，魏晋间寻常士人不会犯之错，王、郑、皇甫更不会犯，又“断断也”。《太甲》篇如此写，正说明其非魏晋人伪作，亦非等级森严之周代人所敢伪造，周人已经习惯了君前臣名那些过场，与太甲相去已数百年，上千年，连想象也想象不出这些情节。只能有一个结论，《太甲》三篇，正是商初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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