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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斌武 【题记】近十余年来，关于伍子胥经由云梦奔吴的“传说”，间或以“史著”亮相。这类作品，如果作为文学创作进入艺术领域，未尝不可；但作为“史著”则掩盖了历史的真相，有必要加以澄清。十年前，本人曾撰《伍子胥奔吴路在何方》一文，发表在《云梦报》上。后来以“传说”称“史”者不绝如缕，使伍子胥其人其事及地方相关历史皆湮灭殆尽。故有同仁建议在前文的基础上，充实内容，揭示伍子胥的身世及其奔吴真相，遂成此文。 春秋晚期楚人伍子胥奔吴的行进路线，《左传》、《国语》、《史记》等经典历史文献都有明确记载，两千多年来史家没有任何异议。然而云梦县地方史志却有另说，赫然记载着伍子胥经由云梦奔吴的“历史”，把伍子胥逃离楚国后辗转多国、跋涉数千里的奔吴路线，微缩到云梦城一带仅十多公里的路段，把伍子胥奔吴的真相全部掩盖了、歪曲了。要弄清伍子胥奔吴的路线，揭示其真相，还得从伍子胥的身世以及为何要奔吴说起。 一、伍子胥是哪个时代的人 关于伍子胥是哪个历史时期的人，这是历史常识；既然要写伍子胥，起码应该掌握这个历史常识。然而，这个本来没有疑义的常识，在作者们的笔下，却出现了异义。《伍子胥到此心安的心安寺》一文称：“战国时期……伍奢及长子伍尚被楚平王杀害，次子伍子胥投奔吴国。” 还有一篇史著称伍子胥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人。 那么，伍子胥究竟是哪个历史时期的人呢？ 《中国历代名人大辞典》载：“伍子胥（？——前484年）即伍员。春秋时楚国人，名员，字子胥。” 《辞源》（修订版）：“伍子胥 公元前？——前484年。名员，春秋楚人。” 《辞海》释伍子胥：“（？——前484年）春秋时吴国大夫。名员，字子胥。” 电子版《中华辞海》：“伍子胥(?-前484)春秋时期吴国大夫。名员。” 以上所引工具书，都是国人公认的权威典籍，对伍子胥所处时代的记述，无一例外地称之为春秋时期人。 “春秋”作为时代名，是因鲁国编年史《春秋》而得名。《春秋》编年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迄鲁哀公十九年（公元前476年）为春秋时期；也有以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为春秋结束年代的。此两说差别不大，相差只有5年。伍子胥生活的年代就正处在“春秋”的起迄年代之中，其生年虽不可考，但是他的卒年十分明显是在春秋时期之内。《左传·哀公十一年》载：伍子胥向吴王夫差进言，说越国是心腹大患，必须灭亡越国。吴王夫差不听，派伍子胥出使齐国。伍子胥知道吴国要走向灭亡，便把他的儿子托付给齐国的鲍氏。吴王夫差知道了这件事，等他出使齐国回来，便派人把属镂宝剑赐给伍子胥自杀。伍子胥自杀后，吴王夫差把他的尸体装在革囊里，抛入江中。这一年是鲁哀公十一年，即公元前484年，如果按前说，“春秋”结束于鲁哀公十九年（公元前476年），就是说伍子胥死后8年，中国历史才进入战国时期；如果按后说，“春秋”结束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就是说伍子胥死后3年，中国历史才进入战国时期。这两说都证明伍子胥是春秋时期人，与战国无关。 如果抛开《左传》来查对战国的起始时间，则与伍子胥距离更远。《史记·六国年表》记载战国始于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年），这时伍子胥已死9年；林春浦《战国编年》和黄式三《周季编略》记载战国起于周贞定王元年（公元前468年），这时伍子胥已死16年；司马光《资治通鉴》记载战国起于周考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这时伍子胥已死81年。现在流行的战国起迄时间是根据《史记·六国年表》起于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年），止于秦始皇统一全国（公元前221年），历时254年。 以上所引资料证明，无论从哪一说，伍子胥均与战国时期没有关系。 那么，能否说伍子胥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人呢？这是一个笼统的说法，一般不宜于使用。但有两种情况可以用：一是某个历史事件历时久，跨越了春秋与战国的分界线，方可将春秋与战国联用，但伍子胥不属这种情况；二是因为资料缺乏、情况不明，不能作精确判断，只能作模糊处理时，方可采用这种表述；而伍子胥的情况非常清楚，不宜作模糊表述。 二、伍子胥出自忠良世家 史籍记载从他曾祖父伍参起，直至他的祖父伍举、父亲伍奢，以及他的胞兄伍尚和他本人，堪称一脉相承的忠诚耿介之士。说他们忠诚，是因为他们对楚国王室忠贞不渝；说他们耿介，是因为他们为了国家利益，不计个人得失、敢于冒着生命危险，向楚王谏诤言。《左传·宣公十二年》载：郑国叛楚附晋，楚庄王亲率大军攻克郑国都城，郑襄公袒肩牵羊迎接楚庄王，卑词乞降。晋国得知楚国攻郑，发兵相救。楚庄王听说强大的晋军已经渡过黄河，想撤军回国。在这决定楚国霸主地位的关键时刻，伍子胥的曾祖父伍参挺身而出，站出来说话，他要令尹孙叔敖迎战晋军。孙叔敖说，战不胜，吃你伍参的肉也难以弥补！伍参说，如果打了胜仗，就是孙叔敖没有谋略；打不胜，我伍参的肉将在晋军中，你能吃得到吗？孙叔敖不理伍参，下令把车辕转向南方，把军旗也调过头来，准备班师回国。伍参赶紧对庄王说，晋国的统帅荀林父刚上任不久，没有威信，说话不灵，三军之帅得不到主帅的命令，士兵们无所适从，这次晋军必败，是楚国称霸中原的天赐良机。他见庄王还未下决心，便说了一句刺痛的话：如果楚国退兵就是君王逃避臣子（楚庄王是君，荀林父是臣），这对楚国是个莫大的恥辱。庄王听了“君王逃避臣子”的话，感到不快，于是命令孙叔敖改变战车的方向，向北前进，与晋军决战。 晋国军中的情况，完全不出伍参所料，新任统帅荀林父犹豫不决，驾驭不了众副帅和诸将领，对于是进是退，是战是和；要战如何战，要和如何和，内部争吵不休，乱成一团。因此，晋楚两军一经交锋，晋军便溃不成阵，士卒争相逃命，死亡惨重。这是自城濮之战楚国败于晋国之后晋楚争霸35年来楚国的第一次大胜仗，也是楚庄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的决定性战役。史称“邲之战”。 伍子胥的祖父伍举，也是一个为了楚国利益不顾个人安危的诤臣。庄王即位以后，三年沉湎于淫逸之中，荒朝怠政，且下达命令说：“有敢谏者死无赦！”而伍举却冒死进谏。他见庄王左抱郑姬，右搂越女，便打谜语庄王猜，说：“高山之上有只大鸟，身披五彩多么荣耀，三年不飞三年不鸣，请问大王是什么鸟？”庄王回答说：“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伍举：我知道了，你退下去吧！”大夫苏从入谏。庄王说：“难道你没听到我的命令吗？苏从说，只要把话对君王说明白了，我死也愿意。”伍举和苏从的耿耿忠心感动了楚庄王，他于是罢淫乐，理朝问政，杀数百渎职犯罪的官员，晋升了数百忠诚效国的官员，对伍举和苏从委以重任，楚国人民无比高兴。 伍举在从政活动中，十分注意维护楚国的尊严，但对楚王的过失却不留情面地直陈己见。《左传·昭公二年》载：楚国公子围出使郑国访问，伍举为副使，还没有走出国境，公子围听说楚王犯病，便返郢探视楚王，委托伍举作全权代表访郑。公子围回郢后发动了宫廷政变，勒死病中的楚王。派使者到郑国发讣告，伍举拦住使者，问如何向郑国说明继承人的问题。使者说：“继承人是我国大夫公子围。”伍举觉得大夫继承王位悖理，有伤楚国尊严，立即更正说：“继承人公子围，是共王的儿子，排行老大。”这一更正就合理合法了。 《国语·楚语上》载：楚灵王与伍举同登刚刚落成的气势宏大、装饰豪华美丽的章华台。灵王说“这个台美呀！”而伍举不仅没有隨声附和，反而长篇大论地把建章华台批评了一通，说：“所谓美名，唯其施美德于远近，大小都获得安宁。如果搜刮民利以满足其私欲，使民利耗尽而不得安乐，民心叛离，其作恶就夠严重了，哪里还需要用眼睛看呢？如果大王认为这台美丽，以为是做的正当事，楚国就危险了啊！”伍举的话虽然逆耳，但表达的是对国家、对国君的一片忠诚。 三、伍子胥为何出奔 楚平王本人是一个典型的小人性格，所以，小人为王就宠小人，害贤臣。楚平王身边有一个奸猾的小人费无极，把楚国有贤德良才的人一个个离间出走，伍子胥就是其中之一例。楚平王还在当公子时，就与蔡国郹阳封人之女私奔，生太子建。平王即位后，任命伍子胥的父亲伍奢为太子建的太傅，费无极为少傅。费无极见太子建不相信他，便利用他到秦国为太子建娶亲之际，怂恿平王“父夺子爱”。费无极做贼心虚，害怕平王死后太子建即位报复他，又怂恿平王命太子建去驻守北部边境要塞城父。 此后，费无极又对平王说：“太子建因秦女的缘故，不能没有怨恨。尤其是驻守城父，握有戈矛，又与列国诸侯交结，恐要入郢作乱，请大王稍加提防”。于是，平王召太子太傅伍奢审问。伍奢继承祖德，为人忠实正派，知道是费无极在搞鬼，说：“大王为什么竟凭借谗贼小人拨弄是非的话而疏远父子骨肉之亲呢？”费无极知伍奢出言是冲着他来的，便在平王面前进谗：“如不早作防备，他们（指太子建、伍奢）的阴谋就要得逞，大王将会被逮捕呀！”平王听信谗言，一怒之下，便把伍奢关进了监牢。同时，派城父司马奋扬去杀太子建。奋扬不忍加害无辜，还未到城父就先派人告知太子建：“太子赶快逃走，不然就会被杀死！”太子建立即逃往宋国。 伍奢被关进监牢后，费无极进一步对他加害，对平王说：“伍奢有两个儿子，都很有本事，不杀掉将成楚国的祸害。可以用他们的父亲作人质，把他们召来问斩。”平王对费无极言听计从，派人对伍奢说：“能召回你的两个儿子，你就能活命；若是不然，就只有死路一条。”伍奢实话实说：“伍尚为人仁慈，我叫他，一定来；伍员（即伍子胥）为人刚强猛烈，他知道来了一定被捉，势必不来。”平王不听，派人去召伍尚、伍子胥，以谎骗加威胁的口气说：“你们来了，我饶你们父亲不死；不来，现在就杀死伍奢。”伍尚打算前往。伍子胥知道这是一个阴谋，说：“楚王叫我们兄弟去，并不是想保全我们父亲的性命，而是担心我们逃脱了恐生后患。我们两人一去，就会一同被处死，这对于父亲的死有何作用？去了，就报不了仇，不如逃奔他国，借兵来为父亲报仇雪恨。”伍尚说：“我知道去了也不能保全父亲的性命，但是，这是一件恨事啊：父亲因保全性命召我，我不去，以后又不能报仇雪恨，终究被天下人所耻笑。”伍尚对伍子胥说：“你走吧！你能夠报杀父之仇，我将去就死。”伍尚被逮捕，使者又要逮捕伍子胥。伍子胥拉满弓，搭上箭，对着使者。使者不敢上前，伍子胥就逃跑了。他知道太子建在宋国，逃往宋国跟随太子建。 四、伍子胥出奔的起点 从前述伍子胥出奔的起因中，我们可知三点历史信息：第一、伍子胥及其兄长伍尚均不在楚国内陆（今湖北省），而在楚国边疆。费无极和楚平王要杀伍尚、伍员，如果他们兄弟俩在楚国内陆，就用不着把伍奢作人质诱骗伍尚、伍员回郢都。第二、伍尚、伍员都在楚国北部边防前线。《左传·昭公二十年》在记述楚平王派人诱骗伍尚、伍员时，称伍尚为“棠君尚”。“棠”是棠谿城，在今河南省西平县西北百里；“君”与“尹”古通用，可理解为棠谿的县长；棠谿正处楚国北部的边防线上，说明伍尚肩负着防务重任；楚平王的使者来召他们，竟然毫不费力就见到了他们兄弟俩，说明伍子胥也在北部边境，而且是在离伍尚不远的地方。第三、伍子胥也有防务重任。伍奢是太子建最崇敬的老师，协助太子建经营城父（在今河南省平顶山附近）防线，实际上是统理楚国北部整个边防任务；伍尚、伍子胥都在北部防线，当是太子建精心的组织安排；既然伍尚镇守棠谿城，太子建一定会给伍子胥相应的防务重任。 以上是根据《史记》、《左传》提供的资料所作的推理，有无文献证据呢？有！《吴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传第三》载：“平王谓伍奢之誉二子，即遣使者驾驷马，封函印绶往许召子尚、子胥……”这说明伍子胥所镇守的是许，离棠谿不远，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春秋楚、吴、越分图》标示“许”在城父与棠谿之间。 明确了伍子胥出奔的起点在许，就排除了伍子胥出奔后在楚国内陆（今湖北地区）逗圈子的任何可能性。伍子胥知道太子建在宋国，就立即奔宋。宋国在今河南商丘；商丘在许的东部偏北，根本不需要经过今湖北省的任何地方。伍子胥奔宋不久，宋国因华氏专权引发内乱，宋国请求楚平王出兵干涉，太子建怕殃及池鱼，立即跟伍子胥奔郑。郑即今河南新郑，从商丘笔直往西走就到新郑，也用不着到湖北。郑国表面上热情接待他们，但内心不愿得罪楚平王，便怂恿太子建到晋国去。晋国在山西，从新郑往西北走就是晋国，更加与湖北无涉。晋国教唆太子建去颠覆郑国的政权，不料泄了密，太子建刚到郑就被郑国宰相子产杀了。伍子胥见势不妙，便携带太子建的儿子王孙胜奔吴；吴国在今江苏南部，国都在姑苏，即今苏州城，在新郑的东南方。从新郑到吴国去，要经过安徽北部的黄淮地区，那里分布着几十个无力设防的袖珍小国，伍子胥携王孙胜一路绿灯。他们到了今安徽东部的含山县，就遇到麻烦了，因为春秋时的吴楚国界犬牙交错，这里是楚国的边关，楚国在县北小岘山设卡，名叫昭关，人们耳熟能详的伍子胥《文昭关》的京剧，就是以这里为背景演义出来的。 五、伍子胥姓芈不姓伍 有人撰文著书，说伍子胥的籍贯在今应城市伍架山下的黄姓村落，并说是楚王下令抄斩伍家满门,伍子胥急忙东渡府河,逃走了，伍姓村民为免灭族之灾便连夜改为“黄”姓,因此,这个村就叫“一夜黄”，等等。 先秦时期的姓与氏还有一个不同点，即姓是一成不变的，而氏的称谓可以随着政治地位的变化而变化。例如伍子胥的祖父伍举，早年称伍举，后来得以迁升，受封于椒邑，又称他椒举。其父伍奢曾任连尹（楚国主管射事的大夫），又称他连尹奢。其兄伍尚受封于棠谿，人称棠君尚。伍子胥奔吴后，受封于申邑，《国语》称他申胥。其子为避吴难，以王孙氏适齐。这说明“伍”并非伍氏家族一以贯之的称谓。 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现在的姓氏是合一的呢？如选举排名次往往“以姓氏笔划为序”。应该说，这是秦始皇的功劳。秦国早在商鞅变法时就废除了传统的世卿世禄制度，推行耕战政策，对作战立功者和农业生产贡献大的人实行重奖，授官赐爵，这就使氏族特权制度丧失了政治基础。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秦国也因此而强盛起来，进而统一了全中国。秦统一后，以郡县制取代了分封制。从此，氏族特权制便在中华大地上风光不再了。随之而来的是姓氏合一的变化。秦汉以后，“或言姓，或言氏，或兼言姓氏”。司马迁顺应了这一变化，他写《史记》时，开了姓氏合一的先河，后人因袭至今。 2000年，《云梦文史资料》第十八辑刊登的《伍洛地区的伍子胥传说》一文，以伍子胥骑马的行进路线为经，以伍洛沿途村庄名为纬，写成故事，这是很不恰当的。特别是说伍子胥骑马，使人莫名其妙。 “胡服骑射”是一条颇有历史含量的成语，反映的是战国中后期由赵武灵王掀起的军事装备、作战技术的一场大变革。此前的中华大地上，只有胡人即少数民族人精于骑马射箭，而华夏民族（汉族的前身）只会车战。到公元前310年后，赵国的边界向西推进，向北拓展，直接与“三胡”等少数民族作战，赵武灵王发现胡人骑马作战的机动性、灵活性比车战优越，便产生了危机感，下决心学习胡人骑马射箭。骑马射箭必须着短打服饰，改换中原人习惯的宽袍大袖；然而习惯势力是一种最顽固、最可怕的力量，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遭到了强大的顽固势力的抵制，他的叔父、臣子都反对改变祖宗之法。赵武灵王是一位坚定的、能干的改革家，他耐心地做他叔父和群臣的思想工作，从赵武灵王十九年（公元前308年）开始，他身体力行胡服骑射，到二十一年（公元前305年）就初见成效，赵国的军队中就有了骑兵，作战时车骑并用，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北部边界拓展到了今内蒙古自治区，几年后又消灭了令他最为头疼的国中之国——中山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成功，带动了整个华夏族民族的作战装备和作战技术的变革，各强国都相继组建了骑兵，实行车战与骑战并用的战术，到汉武帝时与匈奴作战，就全部改用骑兵不用战车了。 以上事实说明战国中期以前，华夏民族都不会骑马；伍子胥是春秋时期人，更不可能骑马；如果春秋时期的伍子胥会骑马，就不会在170年以后发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历史性变革。由此可见，云梦伍洛所谓“上马石”、“抹铃巷”、“马房”等以伍子胥骑马为题材的系列故事，都是子虚乌有。 至于伍洛一带与“马”有关的地名，当与秦汉以后的驿道有关。明清时，湖广通京师的驿道就是从伍洛寺通过。驿道是古代为传车、驿马开辟的交通大道。沿途按一定距离设置驿站。传车、驿马即是驿站备用的车辆和马匹。古代传递公文的人或来往官员中途换马、歇宿的地方，设立驿站。《云梦县志略·舆地》载：自湖北省出境至河南驿站，道里自江夏（今武昌）起，渡江十里至汉阳县，八十里至黄陂县，七十里至杨店驿，五十里至孝感县，四十里至云梦县，六十里至安陆县，九十里至应山县，七十里至平靖关，八十里至河南信阳州，出境。可见湖广通京师的驿路，伍洛是必经之地。云梦县驿站旧额设人夫七十名，马夫十名，马二十匹。县志还记载有与驿路相关的桥梁：戴公桥，邑东驿路，明戴华建；石堰桥，邑东通孝感驿路；王浩桥，邑东旧驿路；谢家桥，邑东旧驿路。这些桥梁，当是伍洛沿途的建筑物。 七、伍子胥的传说与史实 前文讲了伍架山下所有黄姓村民反对“一夜黄”的说法，证明“一夜黄”根本就不是民间传说，而是某些文化人闭门造车的“杰作。”那么“女儿港”的传说是否来自民间呢？也不是。而是某些文化人从小说中剽窃来的故事片断。《东周列国志》第七十三回中有这样的描写：“伍员（奔吴）行至溧阳，馁而迄食。遇一女子，方浣纱于濑水之上，吕中有饭……伍员曰：‘某在穷途，愿乞一食以自活……’女子抬头，见伍员状貌魁伟，乃曰:‘妾观君之貌，似非常人，宁以小嫌，坐视穷途’！于是发其箪，取盎浆，跪而进之……(伍员)临行谓女曰:‘……倘遇他人，愿夫人勿言……’伍员别去，行数步，回头视之，此女抱一大石自投濑水而死。”这则故事不见于史。无独有偶，清道光年间编纂的《云梦县志略》载:“世传伍员奔吴，遇女浣纱，问路嘱女曰:‘后有追者，慎勿言也，女抱石自沉，以释员疑’，故港名女儿”。请看:二者的人物雷同——均为伍子胥奔吴途中遇浣纱女；事因一样——都是伍子胥嘱浣纱女“勿言”；结果无二——皆是浣纱女抱石自沉；仅将“濑水”改为“女儿”,移花接木,便大功告成。二者如此雷同,剽窃已是不争的事实。那么究竟是云梦县志剽窃小说,还是小说取材于云梦县志?时间老人最公正、最权威,许多历史疑案往往由时间老人裁决定音。云梦县第一部县志成书于明万历十六年,而“列国”故事早在元代就以话本的形式流传于世。明嘉靖年间，余邵鱼将“列国”故事平话本撰辑成《列国志传》,刊行于世。此后虽经冯梦龙、蔡元放等人改订，但均未增加新的内容,仅加了些批语和评论，删除了一些故事，改书名为《东周列国志》而已。云梦第一部县志比“列国”故事平话本晚出300年,比《列国志传》至少晚出半个世纪,显然是云梦县志剽窃了小说。剽窃小说情节冒充地方历史，无史德可言，实不可取。然而云梦某些人却如获至宝，乐此不疲，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同样，“伍洛寺”的故事也非民间传说。《伍洛地区的伍子胥传说》一文称：伍子胥逃避楚难 ，躲进一座古庙，避过了楚军的抓捕，因为伍子胥在庙里面落过，就得了个“伍落寺”的美名。后来这里出现了个集镇，就叫“伍落寺”，即今日的伍洛寺集镇。 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编纂的《续云梦县志略·杂识》中，对伍洛寺的来历有一段记述： “邑东十五里有伍落寺，旧为興安镇，今考寺钟则铸“武樂”字。查靳氏家乘所载，寺创自宋末，云邑土匪滋扰，靳悟元率乡人练勇禦贼，于此平定后，以练勇余资建寺，因武备修而成乐土，故以二字名之。” 这是说云梦城东15里有一古镇伍洛寺，历史上称为興安镇。而今考证该寺庙中的古钟为何铸“武樂”字样？经过调查，发现靳氏家族的家谱记载，该寺创建于宋朝末年，因云梦县土匪滋扰，一位名叫靳悟元的义士，率领家乡的青壮年练习武功，抗击土匪，当土匪平定后，用练武所剩余的资金修建寺庙，因为这里是由于练武御贼而成为安居乐业的地方，故以“武樂”二字命名该寺庙。 可见这个“武樂寺”才是真正的民间传说，是清朝末年《续云梦县志略》的编纂者们，本着对云梦历史负责的精神，深入民间调查得来的，不是闭着眼睛拍脑袋拍出来的。 至于“武樂寺”是怎样演变成“伍洛寺”的，可能与减笔图省有关。繁写的“武”8画，“樂”15画，两字相加23画；而“伍”6画，“洛”9画，二字相加才15画，比“武樂”要省三分之一强的笔画，尤其是繁写的“樂”，不仅笔画多，而且拐弯抹角多，很难书写，旧中国文化不普及，多数人不识字，少数人读了几个“麦黄雀”，识字不多，写字也难，嫌麻烦，图省事，弃繁就简，择易而从，“伍洛”便取代了“武樂”。这也折射出简化汉字的客观要求和改革汉字的必然性。 其实興安镇的历史是很值得重视的的。《明史·地理志》记述云梦县只有两件事：“云梦府东南。西南有涢水。东有興安镇巡检司。” 堂堂一个云梦县仅记载了涢水和興安镇巡检司，可见当年的興安镇是云梦县首屈一指的重镇。巡检司是掌全县治安，辑捕盗贼，盘诘奸伪之事的执法机关。 岂止伍洛寺的“传说”荒诞，“心安寺”的传说更为不经。在一篇文章中，为文者竟然称：伍子胥骑着枣红马来到一座古庙，下马问庙里的住持，这里离吴国还有多远？住持指引他看前面的牌子，上面标着“吴楚国界”，伍子胥说：“我的心终于安定下来了。”伍子胥走后，人们就把这座庙改名“心安寺”。再后来，人们又叫它“新安寺”。 这段文字完全颠倒了历史，全是荒唐之言。说伍子胥下马见“住持”，“住持”是佛教寺院“主持”者的职称。意为久住护持佛法。这岂不是说中国在春秋时期就有佛教了吗？但是中国佛教史载，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佛教才从印度传入中国；唐代始置佛教“住持”职称；而伍子胥却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前589年就看见了佛教的寺庙，在中国设置住持职称之前1100多年就见到了“住持”，这怎么使人相信呢？据新安村三槐堂《王氏宗谱》所载一段文字，可推断出新安寺始建的大概年代。《王氏宗谱》称： “九世祖朋九公中年无子，深以为忧，乃修庙修桥广积阴德。尝施基地一段建修西天符庙，又施基地一段建修新安寺为社庙。庙成举一子，名庙生，即正之公也。又於新安寺庙侧修石桥一座，桥成更生一子，名桥生，即灵之公也。历今数百年。” 据称：此谱乃清末续修，上溯九代人，也不过三百年，就是说新安寺的始建年代，当在明朝中期，至多前期，与伍子胥相距两千年。 再说“吴楚国界。”《左传·昭公十七》载：楚平王4年（公元前525年），吴国和楚国在今安徽当途长江水面上发生了激烈水战，楚军俘获吴国先王的乘舟余皇号，吴公子光夜出奇兵，夺回了余皇号，史称“长岸之役”。证明楚平王时的吴楚国界在今安徽东部。楚平王7年（公元前522年）伍子胥奔吴，这3年间吴楚之间没有发生任何战争，怎么吴楚国界一下子从安徽东部变到云梦興安寺来了呢？孝感怎么就成了吴国呢？ 该文作者称“心安寺”是传说，可是1982年7月，云梦县地名领导小组“在完成地名普查成果的基础上”，编纂出版了《湖北省云梦县地名志》，志书中记载：“新安大队：依境内新安寺（已消失）得名。”民间亦有书写为“辛安寺”的，但未闻“心安寺”之说。可见所谓“伍子胥到此心安的心安寺”，根本不是民间传说，纯是随心编造。 《云梦县志略·舆地》载：“兴安镇，邑东十五里，旧有巡检司。以河淤废。”清朝时云梦县的基层组织为三乡七十二会，其中有“興安会”。興安寺之名，显然是由于这座寺庙在古興安镇的辖区之内，故而得名“興安寺”，根本不存在所谓“心安寺”。 那么“興安”是怎样演变成了“新安”甚至“辛安”的呢？窃以为，这个演变亦如前述“武樂寺”演变成“伍洛寺”之故事。繁体的“興安寺”之“興”，多达十六画，实在繁难，人们弃繁就简为“新安寺”，进而图省择易为“辛安寺”。于此暂备一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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