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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起全面冲突的，是关于徐阶主持起草《嘉靖遗诏》的过程，以及对《嘉靖遗诏》部分内容的理解和评价。 关于《嘉靖遗诏》制作过程的曲折，以王世贞的叙述为最详细，言： 上大渐，遂崩。当大渐时，阶念上英断类高祖，独斋醮、土木、珠宝、织作不已，民力小困。而一时抗言廷诤得罪者，虽其志若已伸，而未牵复，欲自登极诏发之，不能无疑于改父，而上克终之德未光。时门人张居正为学士，方授经裕邸，夜召与谋，具遗诏草，不以语同列。质明，谒王请入临毕，遂以诏草上，报可。诏下，朝野举手相贺，至有喜极而恸者；同列惘惘若失。 王氏这一段记载，说明了四点：第一，《遗诏》是在嘉靖咽气以前，即已进行认真酝酿的；第二，《遗诏》论点的推敲成熟，是徐阶和当时身份仅为翰林学士的张居正连夜秘密商定并起草成文的；第三，《遗诏》受到朝野的普遍欢迎；第四，起草并颁布如此重要的文告，未按一般程序通过阁议，反而将阁僚们完全排斥在外，及至诏下，他们才知道一切已成定局，难免“惘惘若失”。 问题主要出在第四点上，它导致内阁阁僚之间公开的分裂，并极大地激化了徐阶与高拱、郭朴之间的矛盾。 公平地说，借嘉靖去世的时机，公开否定了已为祸数十年的乱政，是顺时势合人心的，也为隆庆御位铺垫好政治基础。《嘉靖遗诏》受到全国普遍的欢迎接受，就足以证明此点。徐阶之所以在极秘密的方式下酝酿和完成起草工作，在当时也是有其必要的。因为遗诏的内容，无异是采取特殊的方式对嘉靖进行“鞭尸”，稍一不慎，或者得不到隆庆的理解和同意，说不定会被扣上“大不敬”的罪名，罹上无妄之灾。兹事体大，通过阁议，一则难以立时取得共识，二则亦害怕泄露于外，徒增混乱。但另一方面，在阁僚之中，虽然李春芳一向唯徐阶的马首是瞻，陈以勤为人淡泊谦退，对颁布《嘉靖遗诏》的内容和方式都未有异言，但对性格骄亢、自视甚高而且自尊心极强的高拱，以及性格倔强的郭朴，反映就大有不同了。遗诏刚颁下，“同列皆惘惘若失，而朴尤椎，时语人：‘徐公谤先帝，可斩也。’拱亦与相应和。” 高拱和郭朴相交甚密，在内阁中本来就与徐阶的关系比较疏远，对徐“于礼稍倨”，加以“两人皆河南，为乡曲。而拱以朴早贵，事推之；朴念拱侍经裕邸，冀得其力。两人相与欢甚，阶微闻之，不怿”。因早有隔阂，又经胡应嘉的挑动，遂借遗诏问题大造文章： 龙驭上宾，华亭公于袖中出草诏，欲以遗命尽反先政。公（指高拱）谓语太峻，与安阳公（指郭朴，河南安阳人）对案相向，曰：“先帝英主，四十五年所行非尽不善也。上，亲子，非他人也。三十登庸，非幼小也。乃明于上前扬先帝之罪以示天下，如先帝何？且醮事先帝几欲止矣。紫皇殿事谁为之？土木之事，一丈一尺皆彼父子视方略，而尽为先帝罪乎？诡随于生前，而诋詈于身后，吾不忍也。”相视泪下，语稍闻外廷，而忌者侧目矣。 高拱这一番言论当然有很浓厚意气用事的因素在。为嘉靖开脱，从两代皇帝父子亲谊立论，用以贬斥遗诏，都是与绝大多数人的意愿违忤的。嘉靖的所作所为，实已达到了千夫所指、偕汝俱亡的地步。高拱未尝不知道这一点。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其所有带煽动性的言词，实在锋刃所向，都是指向遗诏的作者徐阶。果然，翻出徐阶前此顺承嘉靖，积极参与赞玄拜醮修殿等事，加以“诡随于生前，而诋詈于身后”的恶名，无非是旧怨新愤的集中倾泻，是意图作为倒徐的一步骤。战端因此而扩大，阁内矛盾已公开暴露于朝臣之前，徐高关系亦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遗诏问题引发的斗争一直延续到隆庆朝后期，贯彻在徐高斗争的全过程中。 徐阶是富有内战经验的高手，他当然不能容忍阁内存在着高拱和郭朴联合组成的公然对立的势力。当此两方已剑拔弩张之际，徐阶仍釆取静以制动、后发制人的战略，部署言官以充前阵，选择有利时机予以反击。当时，朝中和阁内出现的许多问题，都带有徐高相峙对抗的敏感气氛。时在隆庆元年（1567）元月辛巳，又爆发一场更火炽的斗争，竟导致高拱被迫辞官，其过程是： 都给事中胡应嘉以数言得用，转横。而会吏部、都察院考察庶僚，应嘉亦参与焉。既得旨，复论救给事中郑钦、胡维新。非故事，于法当罚惩。而阶时已示公同列，使轮直笔而己酌之。时郭朴当执笔，曰：“应嘉小臣也，上甫即位而敢越法，无人臣礼，宜削籍。”阶度朴为拱报仇，而傍睨拱，则已怒目攘臂，乃不复言，而削应嘉籍为编氓。命既下，诸给事、御史合疏请留应嘉，其语有所侵擿。阶乃与春芳等具疏谓：“应嘉论救考察非法，所以拟斥；给事、御史谓上初即位，宜开言路，广德意，所以请留。臣等欲守前说，则涉违众而无以彰陛下恩；欲从后奏，则涉狥人而不能持陛下法，因两拟去留以请。”中旨薄应嘉罪，调外。而当阶具疏时，拱故不言，而目属郭朴复力持之，几失色。于是言路意应嘉谪出拱指，群上疏攻之。上以拱辅臣，且故尝受经，不听。归而言路益攻之不已。拱恚甚，……乘忿抗疏至与言者辩，而交相詈。 在对胡应嘉的处分应轻应重的问题上，高郭不避嫌疑而感情用事，恰好是示人以隙，集众怒于己身；徐阶则反其道而行之，乘敌之隙，再巧为运用，直将高拱推于炉火之上，本人隐居第二线，而默许言官辈勇袭猛击，坐收战果。谈迁敏锐地看出此中机括，从双方的攻防战略中透视出潜在的实质，此大师之独具史眼也。他说： 上甫即位，遽谴言路，何以杜将来之口？安阳不解事，其右新郑，适所以喙之也。华亭元宰，初不出一语，阴饵拱于丛棘之上，诚智老而猾矣。 果然，内讧越深入，徐阶借重言官以为前锋的策略收到越来越大的效果，而高、郭则陷入被动的劣势亦越加明显。当高拱看出此点，为时已晚，他曾“大怒，面訾阶结言路必逐己而后快”，徐阶“遂引疾不视事，四上疏乞骸骨”以为反制。适于此时，高拱的门生御史齐康袒高攻徐，更激起众言官的愤怒，纷纷上疏要求罢斥高拱。兵科都给事中欧阳一敬、工科给事中李贞元、南京吏科给事中岑用宾、南京广东道御史李复聘、湖广道御史尹校等都口径一致，指高拱“专擅国柄”、“刚愎褊急”、“反指言官为党”，等等，“九卿大臣、南北科道纷然劾拱，甚者称为大凶恶。寺丞何以尚请剑诛拱”。在密集攻击之下，高拱只得亦引疾求退。高退，徐阶才复出视事，算是在本阶段中暂胜了一回合。但其中尚埋藏有局势发生反复的危机： 穆考初政，新郑以藩邸之旧，即欲自用，华亭积不堪，因百计逐之。自太宰杨公（指吏部尚书杨博）、御史大夫王公（指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及六官之长各率其属上疏，至台省庶官交章论奏，凡二十八疏，大略保华亭之功，劾新郑之罪，以为不可一日使处朝廷。穆考甚眷新郑，及见论者甚众，不得已策罢之。 从能纠合百官而且发动凌厉攻势，可见徐阶在隆庆朝最初期仍拥有极其强大的政治能量。驱斥高拱之后不久，又迫使郭朴请辞。但是徐阶未能改变隆庆对高拱的长远情谊和好感，相反，他本人与隆庆的关系却迅速逆转，这就为徐阶的暂胜而终归覆败，高拱的暂败而终将再起留下伏笔。 时人对于高拱骄亢任意气，是多有非议的，但与此同时，对于徐阶拉拢言官，制造舆论以丑诋并驱斥政敌的做法，亦有人“颇以阶为甚”。另有人则说：“拱清洁峭直，家如寒士，而言者过为掊击，则言者之过也。” 世事如棋。徐阶以及附徐倒高的官僚们万万没有想到，当倒高驱郭的胜利欢呼声犹在耳际，徐阶本人即面临不得不“自请休致”的困境。 造成这样的形势逆转，有三方面的主要原因： 首先是徐阶与隆庆皇帝的关系逐渐恶化，宠信度逐步减低。照说，徐阶在嘉靖时期一贯维护朱载垕的皇储地位，在嘉靖去世后，又及时推出遗诏以扭转局势，稳定了政局，为隆庆朝的肇始奠定初基，他与隆庆皇帝的关系理应融煦无间，其首辅地位理应十分稳固。但，事实并不完全这样。 徐文贞在世庙中得旨多温，穆庙中得旨多咈，固缘老臣执奏，动忤圣怀，亦时异势殊，无盛筵不散之理。 黄景昉氏对于隆庆与徐阶君臣关系恶转的观察，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当时，在隆庆面前，有两股强大的势力在相持相争，即言官与宦官。徐阶是明显站在言官方面而力主压抑宦官势力的，被视为言官们的政治后台，“给事、御史多起废籍，恃阶而强，言多过激，帝不能堪”，“事无大小，好与上强争”。而对隆庆纵容宦官，重用他们坐团营、掌兵权、修内校场诸事，徐阶更是连续亲自上疏与科道们相呼应。试翻阅徐的文集，从隆庆元年（1567）二三月间开始，徐阶即上过《请允科道止幸旧邸疏》、《请允科道奏开讲读疏》、《进拟科道谏止内臣坐营票帖》、《请允御史奏止内教场操练疏》等直接支持科道官的奏议；他还密集上过诸如《止建寿宫》《止上幸海子》《止驾诣天寿山》《论太和山提督内臣敕书》《进修省等传帖》等本章。“阶所持诤，多宫禁事，行者十八九，中官多侧目”。应该说，从治政之道来说，徐阶及科道们厚爱于新君，热盼他切勿从另一角度再蹈先皇的覆辙，符合“臣死谏”之义。徐阶以“国师”自居，一反其在嘉靖朝柔软曲从之态，本以为在隆庆朝可以从正面上致君泽民，本以为可以得到新皇帝支持，“图议国事，稍更弦辙，以新上治理”。但是，他既未正确估计自己的实在影响力，更没有真正从实质上理解隆庆其人，隆庆奇懒、多欲、拒谏、任性，对他这个“先朝元辅，国之大老”，也同样容不得有任何违忤的意见和言词。隆庆元年（1567）七月，“谕内阁，以科道欺肆，宜处之”，实际上是要对科道门进行整肃，经徐阶婉转劝止；九月，徐阶又支持科道谏阻内官坐团营，惹得隆庆大怒，一改平时乐于“倦勤”，懒于批答章奏的习惯，竟然为此事手谕内阁，实质上是质问徐阶： 朕着内臣坐营，科道官也说，你每也这等说，怎么主意不遵，你每说来。 在君臣关系陷于如此尴尬的低潮之下，在格君无术的苦恼中，徐阶只好再三“乞休”。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年资深、声望重且在嘉隆之交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徐阶，隆庆在批准他退休时，还故意贬低其待遇，仅“赐驰驿”；经李春芳等力请“加恩”，才答应年赐夫廪，发一玺书以褒美，勉强保留着形式上的礼遇。为嘉隆父子两代竭智尽力效劳了四十余年的徐阶，只好黯然南归了。 其次，徐阶之不得不退出政坛，还由于他的施政理念，所奉行的方针纲领，已经不能满足嘉隆交替之际时势发展的需要。 当时的形势是极其严峻的，“士习人情，渐落晚宋窠臼”，“奈何人心玩愒已久，溺于故常”。以言民生，则“天下吏贪将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时，盗贼滋炽”，“赋役增常”，“室如悬磬”。以言边防，则新帝登基的贺仪甫毕，而在隆庆元年夏秋，北虏俺答部即挥军直薄大同、井坪、朔州、雁门，“边军俱衅”，“诸将不扼险”，“相望不敢前”，遂至石州陷落，“男女死者数万人”。闽浙沿海，倭寇亦来扰不断。以言财政，户部尚书马森奏报，北南直隶、山东、浙江，倶有抗粮骚动。故当时的状况是，乱象已成，而乱机尚未大露；民间乱心已起，而乱人未首倡。火焰四起，仅是尚未燎原而已。处此内外交困、危机四伏之局，任何抱残守缺，因循旧制旧法，是绝不可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的。必须大破大立，才可能革故鼎新，开拓新局。正如张居正说的，“若不稍加改易，恐无以新天下之耳目”。又必须如高拱所主张的，“有能自立而脱去旧习者，必赏必进；其仍旧习者，必罚必退”。惟有立足于变，着手于改，才有可能将已濒于垂危的明政权抢救过来，使已面临崩溃的社会回复稳定。而改制变法以缓解危局的想法和做法，正是徐阶所欠缺的。 不同的历史阶段召唤不同的代表性人物。不同的文化背景、政治经历，哺养出性格悬殊，政治取向迥异的人物。 徐阶与高拱、张居正之间，正是存在这样重大的差异。 徐阶以其特具的忍耐和深沉，擅长谋略算计，成功地扳倒了一度权势熏天的严嵩；又在嘉靖末期，精心委曲调剂，处理好与昏愦疑猜的皇帝，门户纷立的朝臣，以及怀有各种见解，恃言论以干政的科道官们的关系；他以温和宽松化解暴戾；高举祖宗的神幡，以恢复旧制旧法、保存善类为号召，着手改变嘉靖毫无章法可循的荒唐怪诞做法，确曾收到过较好的效果，一时邀得盛誉，被目为“良相”，受到普遍的赞扬。因为“祖宗成法”，总比正德、嘉靖以来的无法无天为好。人们在辗转呻吟于暴虐统治之时，往往会对旧日的相对安定，产生出过分的恋栈和向往，甚至给予美化，而淡忘了前人在昔日的苦辛。在较坏与更坏之间，人们往往会乐于选择前者。 但是，转入隆庆时期，徐阶已经绝无能力再朝前迈步了。 这并不是说徐阶没有忧危意识，不是的。让徐阶忧心忡忡之处是很多的，但却是较集中在新皇帝是否能恪遵帝范懿德，是否能恢宏前徽，追绍二祖之功业，即热切要求皇上能循规蹈矩，勉力作为传说中的尧舜之君。上文引述他在隆庆初政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内，连续上了不下十多篇劝谏疏文，即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连续上谏以忤犯皇帝威严，而在于他乞休得准以前，在其言行活动中仍然是紧守着恢复祖宗成宪的老套子。《世经堂集》基本上没有倡议或同意进行改革的内容。时代多变，历史的行进急剧迅速，即使在隆庆元年、二年，要求追理屯牧占田，要求均平赋役，要求开海运、开新河、革漕弊，甚至要求“大破常格”以整顿边防，不惜改易边疆将帅，惩贪奖廉以严伸纪律等等的呼声已不绝如缕。在长期禁制之后，各种主张改革的声音，正如开闸泄洪，汹涌而出。在当时，善改则兴，善革则进，善变则存，已经蔚然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而作为朝中大老的徐阶，却是对此反应迟钝，他对时代的呼声先是茫然，后是愕然，甚至还有反感。大浪淘沙，不进则沉。故此，他的被挤出内阁、淡出政坛又是无可避免的。 再次，徐阶在隆庆二年（1568）七月被罢职，显然也与前一年五月驱高的余焰复燃有关。 当年徐阶借手科道迫高自退，高拱的支持者并不慑服。而且积怨所在，一旦气温变化，便会发出轰隆巨震。有人看到徐阶的帝眷渐衰，上言多未被采纳，便发难反击： 户科左给事中张齐上疏劾大学士徐阶不职状，其略言：阶事世宗皇帝十八年，神仙土木皆阶所赞成。乃世宗崩，乃手草遗诏，历数其过。阶与严嵩处十五年，缔交连姻，曾无一言相忤，及严氏败，卒背而攻之。阶为人臣不忠，与人交不信，大节已久亏矣。比者，各边告急，皇上屡廑宣谕，阶略不省闻，惟务养交固宠，擅作威福，天下惟知有阶，不知有陛下，臣谨昧死以闻。 张齐之言，不啻是高拱言论的另一版本，在内容上显然有罗织之处，因为徐阶在嘉靖末年屈顺逆鳞之君，敷衍严嵩以图后发制敌，其中委曲，已获大多数人的谅解。但翻出这些陈账，其中亦有触及徐阶隐痛之处。对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亦颇具煽动力。把这些事件再公开于朝堂，对徐阶当然亦具一定的伤害力。隆庆虽然驳回了张齐的劾疏，并给以薄惩，调外任用，但张齐之劾徐，对于隆庆却是正中下怀，因为它可以促使徐阶的坚决求去，亦便于自己顺水推舟，批准徐阶罢职退休。果然，不几天，恩准徐阶驰驿回籍的谕旨便颁发下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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