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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派为了把绰号改得好听一点，颇下了一番功夫 上小学的时候，同学大多比较顽皮，除开直接动手打闹动粗外，比较文雅的方式，就是同学互起绰号。我本来蒙同学所赐，有过一个绰号，只是创意不够，比较稀松平常，传播得就不太久远，大家也很快不提了。
二年级时，新来的班主任普通话不标准，念我的名字时，把“詹丹”两字念成“最呆”这两个音节，既然承蒙老师“钦定”，而且很有打击我的力量，一时间，这绰号就不胫而走，弄得我很是狼狈。只是被同学叫久了，有些不甘心，所以就挖空心思，想着给自己的名字赋予一点高大上、有文化的味道，逮住机会就要宣扬一番，想以此来替代那个“最呆”的诨号。
把绰号改回来是很不容易的。少年派为了把法语的“游泳池”从英语“小便”救回来，背了一长串圆周率。那我又是怎么说的？我说其实我这个名字起得很有水平，“詹”的韵母是an，“丹”的韵母也是an，而且“丹”又是平声，可以稍微拖长一点，这样，只要普通话念准了，“詹丹”这两个字平声收尾，又有叠韵的效果，读起来很是悦耳动听。
不过有一次在我向别人这么解释时，正巧给我起名字的母亲也在旁，她接过话头，说我完全是胡说八道。她当初去派出所报户口时，都没想好起什么名字，只是派出所的户籍警说，报户口一定得登记名字的，她才突然想起，她虽然生活在上海，但出生地却是江苏丹阳，所以就想到了“丹”这个字，以纪念她的出生地。我到那时才明白了我名字的由来及其意义，但总觉得这说法不够诗意，再有机会向别人解释我名字时，只要母亲不在，我还是会执著地说我那一套的理由。
不过，等我后来长大走向社会时，发现人们对我名字的理解，又往往给出了新的理由。
有一次去新疆阿克苏地区讲课，说好阿克苏机场有人接。可是等我从乌鲁木齐转机到阿克苏后，看看出口处并没有人在等我。于是打电话询问，才知道来迎接的张科长发生了误会，看着“丹”字可以表示红色，就认定我是女的，所以拿着一张写有我名字的小纸片，迎向走出机场出口处的每一位女性，问“你是詹老师吗？”结果被一一否定后，又以为自己错过了，赶紧跑到大厅的外面去追问其他女性，最后等弄明白事实，她不由得大笑自己“太主观了太主观了”。我心里暗笑，自己以前的解释，何尝不主观呢？同样的情况是，还有一次在蓬莱开《红楼梦》学术研讨会，轮到我发言时，主持人说“请詹丹女士上场”，等我走上去，他才发觉是误会，不免有些尴尬。等我发言完，主持人加以点评时，带着幽默口吻自我解嘲说，今天红学讨论会又解决了红学界的一个疑难小问题，就是搞清楚了“詹丹”的性别问题，也引得会场一片粲然。
其实类似的误会还有许多。而有时候，即便没有误会，主持人出于活跃气氛，会故意地给出一些开玩笑的解释。比如有一次我在崇明开设讲座时，主持人的介绍是这么说的，下面有请一位把詹天佑的科学思维和赵丹的艺术细胞组合在一起的人上台讲课，大家听了觉得好像还真是那么回事似的。
这样的意义发挥，当然跟母亲起我名字的意图相距甚远。问题是，不论是我给出的声音和谐的解释，同行的其他理解乃至产生的更广泛的联想，都是由名字本身所提供，都是有一定依据的。尽管这并不符合我母亲的原意，似乎是一种主观，但这样的主观，也有其客观的一面。当我带着这样的名字符号穿行在社会时，它的意义总在不断增值，并以这些增值了的意义，与我母亲起名字的意图，构成了一种张力。由此让我想到，我们读者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作家自我的阐释，不也常常具有这样一种张力么？只不过这样的张力更为复杂，也更耐人寻味。 本文刊于2017年9月13日《文汇报 笔会》 原题《名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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