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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附上三解在头条问答的文字，和音频内容并不完全相同，可以作为一个提纲帮助理解： 首先要申明一下，汉武帝的频繁北征，究竟杀死了多少匈奴人，史书上是没有确切记载的，只能通过汉武帝年间历次对匈战争的战果累加，还要超过10万很多，不过当时所谓的“杀掠”，并不只是对军人，往往还要包括妇孺老弱， 而史书记载匈奴极盛时的“控弦四十万”则是40万丁壮，总人口应该有几百万。 如果这么比较，匈奴在战争中直接的人口损失比例并不算大，也正因为如此，这个问题也就值得聊一聊，即游牧政权承受伤亡的能力为什么这么低？ 要解答这个问题，就涉及到游牧国家组织形态的探讨，也就需要一些基础知识的铺垫，最重要的一条就是： 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政权，其实也是有代际的划分的，并不像我们一贯理解的2000年不变。 统一北方草原的匈奴、檀石槐建立的鲜卑、后来的柔然、突厥，乃至于契丹，在政权组织形态上，都属于比较典型的游牧国家，即以核心部落，或者说核心部族作为单于、可汗的权力基础，以力量压服附庸部落。 再以血缘相关的兄弟、子侄带领一部分核心部族的武力，分封到某个区域管理一大批附庸部落，这部分人的武力相对于他们统治的附庸部落来说，是占劣势的，靠着单于庭核心部落武力的威慑，才得以建立统治。 而附庸部落们，平时要缴纳贡赋，战时要在各个分封的贵族统帅下出征，但是在基层，仍旧是血缘维系的种种异姓部落，甚至是不同的语言、人种。也就是说，匈奴、鲜卑、突厥的统治只是对上层的安排，而不触及最底层的社会结构。 而游牧民族政权的下一个文明形态，是在金朝影响下的蒙古，金朝对女真就施行了猛安谋克制度，也就是千户、百户制，将金朝直辖的不同的血缘部落打散，编入猛安谋克，在这之上，则是地域部族制度。 成吉思汗的蒙古汗国继承了金朝的这一套，将不同血缘的部落打散，形成千户的基层部落单位，再之上则是地域性的万户，这部分地域性的万户就有可能是诸子分封，也可能是亲信臣子统领，最终“创造”出了蒙古民族。 早期游牧行国的文明形态，核心部族的人口、兵力是整个政权存在的基础，因为唯有它们可以战胜、威慑其余的附庸部落，他的血亲分封体制才能维持下去，同样，他的战时战利品分配和贡献制度，也围绕着核心部族的人力、物力、兵力的优势，让强者愈强，形成良性循环。 而蒙古的则不同，经过重新编组的蒙古人千户，包含着之前的克烈人、乃蛮人等等，他们的部落组织不复存在，千户与千户之间也不再存在我核心，彼被征服的区别，大汗的权威，依靠千户贵族子弟和精锐武士组成的“怯薛军”来行使，就把基本盘做得更大，也弥补了早期游牧行国的制度缺陷。 比如汉武帝对于匈奴的打击、唐太宗对东突厥的打击，拳头都是追逐单于庭、汗庭的定点决战，这个杀伤力也最大。 因为早期游牧行国的战争方式是分级征召附庸部落，存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周期，比如冒顿单于时代的控弦四十万不是随时有40万骑兵，而是总动员之后，可以集中40万兵力，这个过程在进攻战中比较占便宜，但是在防守中原王朝的进攻，尤其是“斩首行动”时就会捉襟见肘，只能不断地驱使着核心部落躲避进攻锋芒，同时征召兵力反击。 汉军和唐军的主动斩首行动，等于是在对方没有征召起大规模兵力的情况下，对汗庭核心部族的重点打击，无论决战胜败，这个核心部族的正常放牧肯定没戏了，大规模的抄掠又会让它们损失大批的零散人口和物资。 因此，别说汉武帝的北征造成了匈奴汗庭的巨大伤亡，即使根本没有打着，匈奴核心部族的力量也在不断削弱。核心部族的衰弱就势必带来与附庸部落力量对比的消长，附庸部落自然会有反抗，一般先是不再缴纳贡献、不再派兵从征，进而起兵反叛，则这个政权就会进入恶性循环，越打越弱，直至被某个新崛起的部族吞并。 事实上，给匈奴最重一击的也不是汉武帝，而是汉宣帝时北征，消灭匈奴4万人，直接促成了南北匈奴的分裂，自此之后，匈奴不复为边患，内部自相攻杀，直到北匈奴西迁。 而留在草原上的十万落匈奴就加入了新崛起的鲜卑，冒称鲜卑，也就是后来建立北周王朝的宇文氏的先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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