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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Riley, Matilda White. 1978. “Aging, Social Change,and the Power of Ideas.” Daedalus 107 (4): 39–52.
图片来源：李志2015《看见》演唱会北京场。（youtube）
增寿、社会变迁和观念的力量[1] 作者：Matilda White Riley
从某种程度来说，出生年份相同、属于相同同龄群的诸个人在社会过程的历史维度中被赋予了共同的位置。[2] ——Karl Mannheim
我们知道，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一般也都相信随着生命历程（life course）而增寿（aging）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说成长与衰老的过程肯定是无情地遵循不变的模式。然而，作为新兴的一个科学分支[3]，年龄社会学（sociology of age）的一个主要宗旨便是增寿不是无法改变地规定的东西，也没有“纯粹的”过程，更不是注定地从小孩子进入幼儿园，或者青少年进入成年，或者到老年就退休的路径。从这个观点来看，生命历程不是固定的，而是非常灵活的。生命历程随着社会变迁而变化——也就是说，生命历程不仅随着变迁着的家庭、学校、工作场所性质而变动，也随着观念、价值观和信仰的变化而改变。随着每个新的世代（generation）（或同龄群[cohort]）[4]进入历史的洪流，这些世代（或同龄群）中诸成员的生活不仅被打上了社会变迁的印记，也反过来在社会变迁中留下了他们的印记。本文的主旨在于生命历程与社会变迁的关系。（这二者的关系是这样的动态过程：）社会变迁形塑着我们生活的历程，而我们的诸集体生活（collective lives）也造成社会变迁。本文首先从这个议题的一般背景与知识背景出发，然后聚焦于该议题中一个维度——从生到死的变老之中我们生活的诸种意义。在我们所支持的关于增寿的理论看来，这些附着于生命历程的意义驾驭了诸个人的生活（individual lives）。又由于人类生活的累加性（human lives in the aggregate），这些意义又有力地去形塑了社会的规范、制度并引导了社会变迁。根据W.I.汤玛斯（W. I.Thomas）的著名格言，当处境（situations）被定义为真实（real）的时候，这些处境也会其后果（consequences）中成真。年龄社会学则指出了：（1）随着社会变迁而不同的生命处境（life situations）。（2）随着人类中同龄群继替（successive cohorts of human beings）而不同的处境之定义（definitions of these situations）。（3）以及这些不同的同龄群定义（cohort definitions）对进一步社会变迁（further social change）的后果。
一、增寿和社会变迁：一种社会学的视角
在过去的十五年里，一些从事年龄社会学[5]的学者创制和详述了概念框架，而这一框架正是本文的基础。年龄社会学旨在整合了和再阐释看似迥异的两项工作：一是增寿过程（aging process）：它随着个人穿过社会结构；二是变迁着的社会结构（changing social structures）：它包含着人类生活中的同龄群继替。
近几十年来，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们关注增寿过程中选定的维度。很多学者聚焦于生命历程中分离的阶段（discrete stages），形成了关于童年期、青少年期、社会老年学（social gerontology）以及近来更为关注的中年期方面的大量文献。在心理学，“毕生发展心理学家”（'life-span psychologists'）（包括Warner Schaie, Paul Baltes, John Nesselroade等等）已经通过关注完整的一生（the entire lifetime）来反驳关注童年期的“发展”（'development'）或者老年期“衰退”（'decrements'）原先所强调重点。这些“毕生发展心理学家”的学术根源能够追溯到Quetelet和其他的18、19世纪学者。[6]目前，焦点已经转向了增寿过程的社会维度、生物维度和心理维度之间的互动[7]，像Brim[8]、Clausen等社会学家正在从事检验全部生命历程（the full life course）和社会结构之间联系的工作。在扩展的讨论上，Clausen已描述了变迁着的社会（the changing society）中的角色序列（the sequence of roles）。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人终其一生都在持续地调适其过去累积的经验和未来的志向。由此，Clausen得以探索某种意义上的得以维持的个人连续性（continuity）和同一性（identity）。[9]
不同与此，也有一些研究是处理社会中变迁着的年龄结构（changing age structure）的维度。聚焦于年龄结构，社会学家（如Parsons[10]、Eisenstadt[11]）、人类学家Linton[12]已经注意到每个社会都是按年龄进行分层。因此，不同年龄的人们拥有扮演关键性社会角色的不同能力，社会系统则依照大量的特定年龄角色功能（age-specific roles and functions）之持续性扮演。在Karl Mannheim所具有创意的《世代问题》（The Problem of Generations）一文中[13]，相较关注更多的，不是社会变迁的结构维度，而是动态维度。这一主题随后在Ryde[14]和Cain[15]的作品中得以扩展。Mannheim的文章表明，由于每个新的同龄群经历的历史事件（historical events）之特殊性，或者在童年时养成的知识或态度之特殊性，这些同龄群是如何在时间中某个独特的点上开始其生命历程，并且拥有了独一无二的特征。Mannheim关于世代促成“历史发展的动力”（the dynamic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16]的研究，与当前的一些研究并行不悖，如当前的社会史学家、历史人口学家运用重构了的宗谱、传记或教区纪录来研究，政治意识形态的变迁、或者按年龄分层的系统（age-stratified systems）（如家庭、学校）的变迁。[17]
鉴于在上述各异的诸学术脉络中，每一个脉络在很大程度上都对其它脉络有所忽视，我们由此设计了一个概念模型[18]，用于持续检验它们所显现的但又仍未被开发的联结性（connectedness）。从最宽泛的形式上讲，这个概念模型是我将要讨论的两类相互依赖的变迁类型作为核心元素：一是在社会和按年龄分等的角色（age-graded roles）中的变迁；二是在随着长大成人且年事渐高的人们之中的变迁。这两个不同的动力（dynamisms），每个都有其自身的节拍（tempo）：社会（society）随着它的经历而变化，包括战争、饥荒、经济波动、关于信仰和品味的革命、科学和人文状况的变化、关于社会规范、角色和制度的转变、关于进出角色的年龄标准（age criteria）的修改。同时，人们（people）也在变化：在从生到死的生命历程里的增寿、被新的同龄群（也是由增寿的人们所构成）所继替。
为了方便起见，我将这个图式的模式加以可见化，将之作为一系列的水平条形，错落地经过历史时间之轴（the axis of historical time）。每个条形代表一个同龄群，是所有出生在相同时间时期（time period）的人们。在每个同龄群中，人们都在社会、生物和心理方面加以增寿，并且穿过诸种角色，积累着知识、态度和经验。与此同时，新的同龄群也在一个又一个地持续跟进。这个看似显而易见图式表征让我们不得不承认其显著的用意：每个同龄群将历史时间分割为独一无二的片段（segment），并面对它自己的、由社会与环境事件所构成的特定序列（sequence）。也就是说，由于社会的变迁，在不同同龄群的人们，其模态式生命历程的模式（the modal life-course patterns）并不是十分相近。这一点，最初由Norman Ryder[19]清晰地表达了出来，值得我们如下复述：由于社会变迁，相异的诸同龄群（different cohorts）[译者注：原文即斜体，下同。]以相异的诸方式（differentways）进行着增寿。近来出生在我国的同龄群不同于早些的同龄群，是因为许多种类社会变迁的干预，如教育、营养、人们刚开始他们事业时的职位和收入水平，以及在他们首次投票经验时周遭的政治的时代精神。如果不考虑其它原因的话，每个新的同龄群的诸成员无法准确地遵循（cannot follow precisely）他们前辈的足迹。举例来说，尽管越南战争带来了通货膨胀和失业等方面新的批判性诸议题，但今日大学生的同龄群相较于20世纪60年代那些激进主义的同龄群，更加以求职为导向，较少地关注美国卷入越战的 “原因”。或者说，鉴于社会中逐步增多的犯罪和暴力的相关报道，现在年轻美国人相较于数年前更具人道主义的同龄群来说，更可能力促死刑。
这一图式也阐述了年龄社会学中社系元素（societal elements），可以指导我们以相继的诸横截面观点来看所有的共在的诸同龄群（coexisting cohorts）。在历史的任何单一时刻，如1978年或1928年，穿过错开的诸同龄群的垂直切片，将人口（population）划分为年龄阶层（age strata）——年轻人、中年人和老年人。这些相异的阶层同时扮演着他们各自在社会中按年龄加以分配的角色（如同在按年龄分级的学校里）。将许多相继的诸横截面（例如1928、1948和1978年）加以比较将表明社会是如何变迁的。这也正如许多关于相继同龄群的长时段分析（longitudinal analysis）所表明得那样，个人在其生命历程中是如何增寿了。[20]
这个模型的本质是以社会变迁与增寿过程这两个动力的持续性相互作用（continuing interplay）为中心。社会变迁影响人们增寿的处境（situations）。同时，在此路径（way）中，增寿过程本身也对变迁着的处境加以回应。这个模型的本质是以社会变迁与增寿过程这两个动力的持续性相互作用（continuing interplay）为中心。社会变迁影响人们增寿的处境（situations）。同时，在此路径（way）中，增寿过程本身也对变迁着的处境加以回应。对比来看，社系过程（societal process）在节拍或周期性（periodicity）方面却没有相较的可比性。从人们在报纸上读到埃及金字塔后便将其丢弃使可以看出，人们因其人生之别而具有多样的观念、信仰以及器物文化。社会结构的范围之广，从部落、城市到民族国家，时刻吸引着不同时期的社会学家去思考。从Heraclitus、Aristotle到Ibn Khaldun、Herbert Spencer、诗人、哲学家，均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定义社系时间（societal time）的历程和时期。很多早期的思想家，包括Hume、Comte，都致力于从量化角度来测量社系时间，寻找循环的或“世代的”等节奏——所有这些分派式的尝试直到Mannheim[21]和Sorokin[22]都失败了。
不管社会的变迁和固定性（stability）的过程之本质是什么，不管其本质是短期的或长期的、分裂的或重组的，[23]社系过程确实无法与人们的生命、与那些以无尽地继替穿过社会结构的诸生命加以同步（synchronized）。正如该模型所呈现的，社会自身也是由许多个独特的同龄群组成，也是在时间中移动。这些同龄群在他们“旅程”的不同阶段，经常具有不一致的“旅行路径”。只有理解了这一事实，我们才能明白张力和压力的来源，即个人的增寿（individual aging）和社系的变迁（societalchange）以不同的节奏发生内在的变化之中。每个人在其一生中都要经历持续的张力，因为要学习新角色并让渡这些角色，要适应移动着的、常是难以预料的、看似反复无常的社系要求（societal demands）。同时，这些困难也会萦绕着社会。因为每个新的同龄群都生而具有一些特质，包括规模、性别构成、基因特征的分布以及家庭背景。同时，每个新的同龄群也都会与遍布的社会结构相遇，为其角色序列而进行持续的分配（allocation）与社会化（socialization）。大家不必大惊小怪，并没有什么固定的（fixed）增寿过程！
随着我们不断地去特定化和调适这个概念模型，我们发现了一个打开社会实在（social reality）的新窗口。这个崭新的视角，可以将人类本身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发生的变化考虑进来。
二、关于增寿的迷思和误识
这个模型已进一步运用到识别许多历时弥久且广布于世的关于年龄与增寿的迷思、误解的信仰和错误的理论之中。通过对关于老年人研究的早期文献的再研究，我们进一步检查所遇到的具有迷思的那些案例，从而证明它们是站不住脚的。[24]我们已经证实以下内容：
大多数老年人并不是（在谜思中为“是”）穷困的、依赖的、或者居住在养老院。 大多数老年人并没有具有严重的能力缺陷。 工作生产率并不总是在人们年事渐高之时下降。 大多数老年人确实感觉到充足，对他们的角色也感到满意。
那么，这些谜思是如何兴起的呢？许多种类型的误识（fallacies）或误解（misinterpretations）已经被识别。[25]并且，这些误识或误解所产生的原因也正逐步被广为接受，即缺少这么个概念模型，或者对该模型应用不足。对此，我将只谈以下三点：
1.生命历程误识（life-coursefallacy），是指错误地以横截面数据来论及增寿过程。举例来说，在横截面数据中，老年人比年轻人的受教育水平（educational attainment）更低。这显然并不意味着一个人的受教育水平会因为他年事渐高而下降。这个表面的下降是因为越近期的同龄群比越早期的同龄群接受了更好的教育。同样是在横截面数据中，青少年的智力测试得分逐步比年长的年龄阶层要高，但是这显然并不意味着一个人的智力必定地会由于其岁寿渐长而下降。直到一些长时段研究指出了生命历程误识，很多心理学仍认可来自横截面数据的该观点。[26]也就是说，生命历程模式中的同龄群差异（the cohort differences in life-coursepatterns）曾被忽视。
2.年龄物化误识（fallacyof age reification），是指日历年龄（chronological age）本身被视作一个因果要素（causal factor）（按Daniel Levinson所说，一个人想“安顿下来”（'become one's own man'），[27]或者如Gail Sheehy所说，人到五十岁而“变得顺从”（becomes resigned）。[28]然而，增寿的特定年份（例如特定的历史日期）本身并没有意义，它们只是作为索引，只有将之按关于个人或社会变迁的相关要素加以社会地或理论地反思之时才是有用的。[29]（可能更合适的说法是如民间智慧那样所说，四十是青年的老年，五十是老年的青年）
3.同龄群中心主义误识（fallacyof cohort-centrism）。我将在下面详细说明这个由单一同龄群（通常是一个）的经验来过度概化的误识。
因此，关于增寿和生命事件序列的思想与理论已经在多方面误入歧途。然而，不管这些思想与理论如何有误或缺乏事实依据，它们对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与社系的变迁都有作用力的，变成了如同Robert Merton所言的“自证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ies'）
三、同龄群中心主义：关于一个同龄群自身的增寿理论
让我指出本文的特别焦点吧，即生命历程的定义或理论，以及这些定义或理论的后果。让我们想想，这些理论是如何形成的？出于缺乏事实依据的谜思和刻板印象，出于同龄群中心主义的误识，它们又在多大程度上是有误的呢？
我们每个人都以生到死的轨迹往前走，建构着自己的生平（biography）。我们对过去的事件会附以特别意义，我们也以特别的忧虑或恐惧，特别的期望或期待来展望未来。毫无疑问，我们每个人也都倾向于对我们自己生命的个人理论加以概化，隐含地视之为唯一的增寿过程。这是有危险的，因为它将导致我们每个人倾向于将我们自己所属的特定同龄群所经历的生命历程界定为唯一的（'the life course'）和公理。正如William Graham Summer指出，我们倾向于族群中心的，因此我借此指出我们也倾向于“同龄群中心的”（'cohort-centric'）。然而，正如我们在模型中指出得那样，诸同龄群能够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增寿。
从一个人看上去很清晰的经验来建构生命历程的广义理论是荒谬的。生命的意义，以及人生事件序列因这个人所属的同龄群（以及该同龄群的性别与阶级分割）而缤纷多彩。在Mannheim那里，同一同龄群的成员分享着社会过程中的“一个共同的位置”（a common location）。举例来说，当这些成员30岁的时候（1940年），他们已经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他们也同时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的未来。在他们生活中给定的诸阶段，他们都受到同样的时代精神之影响，也在进入与学习扮演差不多相似的一套角色。恰如Robert Merton指出得那样，“结构制约着诸个人在结构中不同的位置，以形成文化重点（cultural emphases）、社会行为模式（social behavior patterns）以及心理倾向（psychologicalbents）”。[30]因此，任何个人的生平，或者一个同龄群的诸成员的累积性生平（aggregate biographies），只能强调是受到了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的制约，以及来自历史中特定部分相关紧急情况与惯例的制约。
然而，如果从这点来看的话，我们的许多概念、定义，以及人们在现实中的后果都是同龄群中心的。从个人层面来看，我们每个人经常会解释个人自身的经验，并受到这些经验所指引。考虑到处在相同同龄群中的许多人会受到社会变迁的相似的影响，个人便会形成对自身生活的相似意义，分享关于增寿的相似假定，受到人生事件的相似诱惑与威胁。从集体层面来看，我们会隐而不宣地形成“生命历程的同龄群定义”（cohort definitions of the life course）。由于每一个新的同龄群都要面对一个相异系列的社会、环境的事件，同龄群定义也在微妙地变化。因此，较前一代人关于生命历程的民俗和常识可能会与较晚一代人不同。
有时候，即使对于经历世故的哲学家，以及那些基于基础假定的专业实践或公共政策来说，也会困扰于同龄群中心主义的潜在危险。Erikson的人生八阶段论在社会科学和精神病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也只是来自于他自己的当代临床观察的“证据场域”（evidential field）。[31]因此，人们会想知道他所假定的阶段是如何普遍的，特定的诸年龄是如何紧密联系的，它们的序列是如何不可阻挡的（例如自主与质疑，亲密与孤立，整合与绝望），[32]也会想知道Kohlberg的道德发展阶段（同样来自于当代的诸研究）[33]假定的普遍性与序列性。人们也会质疑在20多岁“进入成人世界”，或者在其快40岁的时候“安顿下来”“在过去的5000-10000万里左右了人类的发展”（基于45岁男性的一些近期研究的推测）是怎样的。[34]那么，他只需要回过头去看Freud关于生命历程的观点（潜在的憎恨和恐惧，升华的性经验），去看看他的理论中的一些方面对于当今时代（相较他所处的时代）维也纳同龄群的相关度来说，已经不那么切中要害了。
诚然，对那些以建立关于生命历程的阶段、模式、稳固性与变迁的理论为中心目标的学者来说，同龄群中心主义的危险是次要的。他们的研究是探求增寿过程的共性，即同龄群中的相似性（similarities），而非我所强调的差异（differences），而本文也能就此提供令人信服的视野。（它同样能够为咨询与治疗提供指导，如同广为流传的Gail Sheehy的《旅程：可预测的中年危机》[Passages]一书给出的慰藉。而一旦偶尔提供了对上百万的诸读者提供了误导性慰藉，那么他们都会由此经历他们自身的人生转变[life transitions]）。
尽管只有很少的证据，但是我们可以提出一些普遍的原则作为公设。举例来说，增寿与同龄群流动（aging and cohort flow）都是有生物性的根源。作为一个物种，人类总是要成长，可以生育，并逐步变老并死亡。而只要社会还存在，那么同龄群流动就会持续下去。同时，也有一些经验性原则，即在生命历程之中的诸事件的序列性（sequencing of events）。举例来说，并非社会定向的（因而是灵活的）序列，如完成学业，开始工作，结婚生子，其序列性如同可以普遍地预见到孩子要先会站立才会走路，先会理解词汇才能解决道德问题，或者理解数字才能解决复杂的数学问题。我们另一个感兴趣的原则是累积（accumulation）。[35]显然，一个人的生命越长，其获得不可逆特征（例如较高的受教育水平，或者慢性疾病[如果“慢性”被定义为“不可治愈”的话]）之机会就越高。
如何检验这些普遍性的原则呢？不考虑社会历时的脉络（sociotemporal context）的情况下，哪些个人的特征是必然的？哪些生命序列是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而不论文化变量（culturally variable）呢？如若回答这些问题，必须以研究与比较很多个同龄群作为起点，而不只是一个同龄群（这已由不断加强同龄群分析的社会科学家所证明）。事实上，在任何单一的、具体的、可观察的同龄群中，并不存在“纯粹的”增寿过程。增寿的理论所关注的共性，必须是对所处时间与地方的许多个同龄群，对它们的经验进行抽象化。
举例来说， Cumming和Henry从他们所研究的同龄群中得出结论，老年人“自然地”从社会疏离或撤退。但是，当我们研究在大萧条期间失业过的年轻男性这一同龄群中，又发现这些人也倾向从社会疏离。[36]因此，同龄群比较得以指出，疏离并不必然是因为变老，其先导原因是遭到劳动力市场排斥。
这项发现以及其它很多发现，相较对人们变老方式的范围和变异性来说，对一个关于增寿的固定模式关注得较少。确实，继替的同龄群的生命历程模式持续地经历改变，由此可能证明另一个普遍性原则。生命历程的调适中有着内在的张力，因为每个新的同龄群必须与较老的、较先的诸同龄群进行斗争。尽管他们生活在同一时代，但是他们却在年龄或经验方面不是同辈人。增寿过程与同龄群流动过程这二者与社会变迁之间时间动作（timing）方面的差异导致了张力。即使是在简单社会，社会变迁被认为是相对缓慢的，但是随着社会所经历的饥荒、瘟疫，或者征战，继替的同龄群的集体生活也被持续地改变。[37]
铺天盖地的证据都说明了一个人的生活不是不可阻挡地固定，而是高度可流动。开蒙年龄、变成负责任的成人年龄、退休年龄，甚至初潮年龄都不是不可逆转地规定了的。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初潮年龄从十七岁下降到十二、三岁（来自于西方国家社会环境变迁的观察）[38]只是表明了生物性生命历程模式的变异性。同样的，通过前沿医学，生命受到疾病限制的情况得到缓解，或者细胞、大脑的生物性过程因科学发现的发展而变得可调整。然而，尽管有这些灵活性的证据，误导性的刻板印象与关于固定阶段的理论仍然盛行。只需考虑以下这些情况的结果便知道了：母亲必须假定孩子到到六个星期才能发现他的手是异常的；一个人预料到40到45岁之间的中年危机，如果数学家假定自己30岁时便过了人生高峰，或者如果工人在65岁时必须认定无法谋生。
同龄群中心的理论能够产生这些刻板印象。他们给每个人关于“增寿过程是不可改变的”错误感觉。同时，这些生命历程的理论都分享于一个同龄群，而这些同龄群定义微妙地改变了指导我们集体生活的意义与规范。这些定义变成了自我实现预言，对社会造成了成果。
四、同龄群规范形塑（Cohort Norm Formation）和社会变迁
新的同龄群既以不同于较早的诸同龄群的方式反映着社会变迁，也同时反过来对社会造成进一步变迁的压力。同龄群定义即使是虚假的，但也能够被制度化为新的规范、角色期待，化为新习俗、法律的结晶。因为，从这个概念模型出发，在一个反馈系统（feedback system）之中，社会变迁与生命历程之间进行持续性互动。我们可以想象很多个反映生命历程的本质与意义的例子来反映这种互动。但是我将只想谈两点：这两个描述高度简化形式的例子，都有着对我们今天与未来的潜在且深远影响——一是死亡的意义，二是生命的意义。
1.在工业化国家，死亡率已长期下降（同时联系生活标准、营养、卫生、近来的医疗前沿等等）。正如Kingsley Davis指出，[39]死亡率的下降（加上城市化与工业化）已对生育率和生育率的社会评估意义产生了历史性影响。不再是养育足够的孩子以确保至少有一些可以存活下来，年轻人的继替同龄群越来越多地使用各种他们所知道的生育控制工具（退缩、流产、延迟结婚），以减少他们所不希望的孩子的数量。可以想象的是，筛选后裔的积极方式将不再只是死亡：与众多健在的兄弟姐妹竞争；考虑抚养、教育以及生孩子。较以前的诸同龄群的高生育意愿已经转向了较近来同龄群的低生育意愿。同时，反过来，新的同龄群所下降了的生育率产生了进一步的社系后果（societal consequences）：更小的家庭、母亲可以承担新的角色、可能较少的孩子支持与照料年迈时的父母。
在继续例证之前，让我强调下这个过程。某种社会变迁以一种因素（死亡率）引起同龄群回应（cohort response），即新的同龄群的生命模式的改变（下降了的生育率）。这一改变又反过来对进一步的社会变迁产生了作用（较小的家庭、增强了的社会地位）。其理论的核心重要性在于：这样的同龄群回应并不是强加的。在19世纪的美国，生育率开始下降之时并没有节育门诊，没有追求人口零增长的道德命令，或者所谓的“更替水平”家庭（'replacement level' family）。同龄群的回应是由无数的分离并且相似的诸个人决定（individual decisions）所构成的（这些个人决定是夫妻俩决定是否再生育）。我将这一过程称为“同龄群规范形塑”（cohort norm formation）。在这一过程中，由诸同龄群成员所做的诸分离性决定逐步结晶化（crystallize）到标准或规范之中、以治理未来的同龄群的决定，或者治理整个社会。
回到这个例子，我大胆提出，当前死亡率持续下降可能受到了死亡的意义这一平行过程的的影响。正如较早的死亡率下降可能逐步降低了生育率的积极价值，该下降趋势的延续可能微妙地降低了死亡率的负面价值。目前，年轻人的死亡率已近乎最小值，因而年轻时死亡似乎是最沉痛的；在较近的同龄群中死亡主要发生在历经完整一生的老年人群体。现在的死亡不仅更加延长了，而且需要比以前做更多的决定。他们作为病人，死亡时通常是在医院，并且是与家人和朋友分离开来。讽刺的是，随着生物医学与技术在拯救生命方面的进步，临终过程得以延长。关于何时以何种方式死亡，必须由相关人士审慎决定。[40]
那么，今天的同龄群以何种方式做这些决定呢？新规范形塑的过程正在发生吗？我们看到文化正在形成了吗？死亡的意义正在被重估吗？在此，这个问题难以说清，因为任何关于死亡价值的剧烈变迁可能会引起基于根深蒂固于伦理与道德信念的争议。然而，确实存在同龄群规范形塑的证据。举例来说，现在有个运动，是以“生前预嘱”（'living will'）的方式来保护因病患已是终期但反对维系生命的冒险措施。大量关于医生的研究表明，默许同意终期病患的求死欲望已普遍实行。[41]一项关于近期美国的调查发现，大部分公众相信“当一个人患有不治之症的时候，在病人及其家属请求的情况下，法律允许医生以一些无痛的方法去结束病人的生命”——这对于早期的研究是个惊奇的发现。[42]新兴的“社会性死亡”（socialdeath）也在以下情况下由人类学传统观察得到：老年人完全地被剥夺了有意义的角色，或者休戚相关的人际关系，又没有宗教信仰或者献身的事业，也没有内在力量去生活于失去社会支持之中，失去了求生意志。[43]尽管公众更反对自杀，个人可能更宽恕这种求死意愿。
在这种情况下，对死亡已是更有准备地接受了，那么其可能的诸社系后果是什么呢？可以推测如下：在医疗卫生这一行当里，可能发展出对终期病患的关注更高于对无希望的医治者，可能会更开放地讨论善意地死亡与安乐死。死亡的事实再一次成为家庭与社区复兴的团结性庆典。确实，越对死亡能够接受，越能强化诸世代间的联系，因为诸世代间将力图对这个长期避讳的议题加以讨论。最重要的是，死亡意义的改变可能导致生命意义的改变。
让我们再看看社会变迁与生命历程互动的最后一个例子。在这个例子中，我对二者都平等关照。若不如此，对二者将无法同样地权衡，因为社会变迁（过去与未来）与教育（education）、工作（work）和空闲（leisure）的生命时间之模态图型（modal patterning）相关。从近来的历史来看，女性比男性更具创新性，可能未来对男性的生命是有益的。众所周知，在过去的数十年里，加入劳动力大军的女性数量快速增长。但较少为人所知的是，女性工作生活的彻底反转（只是在继替的诸同龄群的比较中才得以披露）：随着增寿而进入成人期并加入劳动力大军的女性同龄群，从20世纪之交的持续下降趋势转变为较近的持续上升趋势。[44]让我们再看看相伴的社会变迁——受教育水平不断升高，二战期间对劳动力的需求膨胀，因“空巢期”阶段的兴起而产生中产阶级女性的空闲等等。[45]留意，女性的工作与生活的变迁过程是由数以百万的独立的个人（即受到影响了的同龄群中的那些女性）的诸决定组成的。现在，随着对治理女性的角色规范（the norms governing women’s roles）的激进式修订，同龄群规范形塑正处于光明之中。对于进一步的社会变迁后果是显而易见的，这反映在关于家庭与劳动力的剧烈重构；女性对其工作角色与家庭角色加以联结的多样性，以及这样女性膳宿需求的灵活性；还有，更有意义的是，对男性生命历程造成压力的互补性改变。
对比男性的处境来看，不像女性的多种可能选项：男性的今日生活（在家庭之外）被压缩进“三个盒子”（'three boxes'）：[46]早年的教育，中年的工作，晚年的空闲（更准确地说是退休）。历史地看，明显的年龄划分也是由同龄群规范形塑的过程所导致的。如今，在那么被归类为工业化的国家里，继替的同龄群存在着一些长期的趋势：呆在学校的时间越来越长，加入劳动力大军的时间越来越晚，但是离开劳动力大军的时间又越来越早。在美国的劳动力中，65岁及以上的男性比例从1900年的2/3，急剧下降到今日的1/5。退休的年龄以及着手常年的休闲之剧烈变迁，并不是由任何相关的全盘计划所发起，而是由数百万的诸个人决定所导致的。这些决定诸如雇主解雇、劝阻或不再雇佣老年人，以及年纪大的劳动者退休，从劳动力大军中退出。随着美国于1935年通过退休金计划、社会保障立法（对于65岁的人采取十分强制的选择，远高于今日退休的平均年龄），规范才得以陆续地结晶化（crystallize）。[47]
我们关于工作、教育和休闲的生命历程模式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可以设想男性和女性都有相似的两个剧本（留意：所有共在的诸同龄群（the coexisting cohorts），每个都有其独一无二的经历和特殊的诸规范性主张，所有这些同龄群都同时向社会施加造成关于变迁的不同压力）。在第一个剧本里，诸同龄群可能只是以遵循前辈为出发点，仍被囚禁于“三个盒子”里。未来会有什么样结果呢？可以预测的是，将会持续地有着以年龄为基础的不平等（age-based inequities）。这些不平等反映在中年人承担工作与税收的负担，劳动力大军对年轻人与老年人的排斥（不平等会因生命预期的增长而加剧）。同样可以预期的是，在教育、工作领域的年龄分离（age segregation）将会伴随着在家庭、社区和其它社会空间的年龄分离、缺乏跨越年龄界线的同情与沟通，以及被排斥的年龄阶层（age strata）的乱序（anomie）与疏离（alienation）。这是个具有冲突的剧本，满含着的跨世代的紧张和张力又对进一步的社会变迁产生了强烈的诸压力。
作为可供选择的另一个剧本，将会有新的、更多的灵活的生命历程模式（通过深思熟虑的政策计划，为不够明确的同龄群规范形塑过程提供明确的方向）。我们已经呼唤，教育、工作和空闲要散布于生命历程之中，[48]社会与经济的诸结构也要调整。所有年龄段的人们要可以选择，可以先从某个事业开始工作，再返回学校学习另一事业，空闲要被更平均的分配到从年轻人到老年人，而不是只在生命之初和生命之终。作为这一剧本的初期性改变，可以将以下作为抓手：老年人重回学校为了专业性、职业性和人文性的诸目标；立法反对固定的退休年龄；为职业中期的年金提供退休金计划；为所有职业提供休假；每周工作四天；工作岗位分享；灵活的工作时间，以及女性将妻子、母亲、家庭主妇、学生、劳动者等集于一身的、联结了多种角色的诸模式。[49]
如果这样的灵活性整合的剧本（flexible integrative scenario）上演了，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在工作上对于年龄归属（age ascription）的替代性执行标准会是怎样呢？对生命历程的挑战、责任和有效性的再分配（redistribution）会怎样呢？对每个年龄段会有更多的选项吗？会更加公平地分享养儿育女和负担家计的任务吗？会有更加团结的亲属网络吗（在一个家庭中，从未像当代这样有着如此多的健在世代）？会将休闲更加整合进其它的人生追求，以及对人生的严肃性与目标的更新评价吗？这些问题现在急需回答，因为同龄群规范形塑正在发生。
五、增寿，观念的力量以及日常生活
因此，年龄社会学清晰地表达了我们赋予年龄所具有力量的诸意义。它们变成了关于年龄的刻板印象，塑造着我们个人的计划、期望和恐惧。它们变成了关于年龄的制约，构建到社会结构之中，形塑我们生活的历程，指引着社会变迁。它们持续地影响着我们的成长与衰老以及（见上面的例子）修改着我们对生与死的价值观，并对社系的冲突或整合产生压力。正因为这一力量，年龄社会学内含着责任和机会。
我们承担着沉重的科学责任，去拓展理解的基础，去将最有力有效的知识传播给政策设计者，专家和公众。在今天，年龄和增寿作为一个科学议题过于早熟且流行了起来。那么畅销书诉说着如何培育年轻人，如何越过人生的转折点，适应临终照料，但都经常较少关注潜在的误导性刻板印象。同时，这些严肃的话语尽管正在兴起，[50]但也隐含在学术期刊和晦涩的汇编中。然而，作为对增寿过程加以认真对待的学生会有特别的考虑。因为根据同龄群流动本身的原则：许多相异的诸同龄群共在于任何可观察的给定时期，它们关于过去的历史和关于未来的预期是可以加以比较的。因此，我们要以冷静的眼光看待增寿过程，避免同龄群中心主义这一错误的观念，去考虑变异性的范围，去预期替代性的政策决定后果。同时展望未来，由于我们已具有关注同龄群流动这一特殊优势：我们能够知晓和运作已发生的事情：现在健在的同龄群，将来会各自变为年轻人、中年人和老年人。[51]
我们也有机会去拓展知识库，加强对发展着的生命历程之定义（life course definitions）施以控制。年龄的意义并非不可改变，它回应每个新同龄群的压力，并通过同龄群成员的日常互动、数以百万看似没有关联的个人决定，逐步兴起并且合并进入新的或可替代的规范、契约、法律和社会制度的同龄群定义（cohort definitions）之中。不论我们是否乐意如此，年龄与增寿都正在被定义，也将不断地被重新定义并被赋予新意义。同时，即使我们没有觉察，随着每个人都在变老（每天、每分钟！），我们也在这个重新定义的过程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作为个人，我们通过运用最有效的知识，去调整着我们自己生命历程的余量。举例来说，在这个“自助”的社会中，我们每个人都留意到一些授权情况：医疗专业人员保护我们的健康，社会科学家去保持着我们智识的灵活性。[52]作为公民、政策制定者，我们通过有目标地立法去将个人或社系的潜在后果加以明确。例如，延缓进入成人期的年龄，调整退休年龄，或者修订老年人的退休金水平。
简而言之，作为个人、变迁着的社会的成员，我们能够从这篇文章、这个视角有所受益：增寿过程既不是不可阻挡也不是不可改变的，而是要去理解——我们在相当的程度上是在受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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