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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反复陈述过，一个好的思想者，必须建立起与自己的知识有关的四个重要条件：视角（perspective）、参照系（reference）、基准点（benchmark）和分析工具（analytical tools）。而一个自认为自己的思想正在构成体系的人，也应该诚实地就这四个条件展开对自己的思想的怀疑与纠错。
所谓视角（perspective），我的理解就是一个知识人必须要有自己清晰的专业路径，人是有限理性的载体，一个人不可能从整全进入整全，不可能面面俱到。聪明的读书人首先会选择一个专业，然后去展开自己的学习过程。
还是用打比方的方法解释一下，比如一个人要翻越一座高山，他要么选择一条羊肠小道艰难地爬过去，要么开掘一条隧道钻过去，他不太可能让自己突然变得比高山还要高大、高山在自己的脚下像一块小石头，以至于自己竟然只需要迈出一小步就能轻松越过。
专业视角在知识论里面由此变得如此重要，我们必须要意识到，任何没有专业视角的知识方法，都是空洞的，虚无的，肤浅的。看似深刻，博大，结果却是一钱不值。所以，一个真正的学习者，必须要对自己的专业路径再三思考。或许我们在这样的思考的过程中，能够发现很多知识论的重要问题。专业视角越模糊的所谓知识，越容易导致理性的自负；专业视角越抽象的思想，越容易导致思想的浅薄。
比如我们发现，文学家最容易走向理性自负，每个文学家看上去都像一个小的造物主，其原因不在于文学家的人性一定比其他人更僭越，而是因为文学作为一门知识体系，它的专业视角太大了，大到几乎没有专业视角。
得残酷地指出一个事实，中国知识人最迷恋的“文史哲兼修”方法论，就是一个没有视角的知识方法。这是我们的大问题，我们的视角总是越来越大，而不是越来越小。
专业的历史学也有这个问题，尤其是司马迁所传递下来的历史学，专业视角也是宏大的，模糊不清的。一般意义上，那些在史料里耕耘，总认为历史学能够还原历史真相的历史学家，都是专业视角不明确的历史学家。这样的历史学家是很自负的，仿佛他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已经掌握了人类社会和国家的命运。这是一个天大的错觉，同理，不是因为这些历史学家的人性秩序多么不堪，而是他们从来没有思考过历史学的专业视角命题。
说起中国历史学家对“历史真相”这个范式的迷恋，事实上已经演变为中国人的一种思维方式，只要讨论公共问题，所有人都坚持寻找历史真相，以至于这个真相变成了我们的一个思想的偶像。
最近我发现一个有趣的案例。一位历史学爱好者在阅读司徒雷登的日记时，发现司徒雷登给燕京大学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中文翻译存在可商榷的地方，通过考证，他认为不应该翻译为真理，应该翻译为真相。他的意思很符合中国人的观念前提，知识分子就是要寻找真相。
实话实说，按照中国历史学的习惯性观念，读书人把“truth”翻译为“真相”，这是司马迁历史学的趣味，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我们传统的观念秩序里，并没有真理这个单词。
这个案例提醒我，这是一个典型的视角问题，一个专业的路径问题。当我们讨论真相，这是中国司马迁历史学的视角；当我们讨论真理，这是基督信仰的视角。视角不同，则世界也不同。
相关的追问应该是这样的：什么才是真相呢？如果没有一个终极的真相，一个人根据自己的理性的自负，就会认为自己所认识的就是真相。这是人性论和认识论的双向秩序。中国人一方面受儒家传统尤其是司马迁历史学方法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唯物论的影响，因此生下来就是一群自以为是的人物，缺乏对真理命题的思考能力，遇到自己不能理解的观念，就只能强拧着让观念服从自己，而不是自己服从观念。
司徒雷登的校训，翻译成“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一点问题也没有，因为在圣经叙事里，耶稣就是真理，耶稣就是道路。这是一个稳定的观念前提条件，而不是对真理的虚无想象。而作为真相的路径解释，耶稣的真相是，人是不会永死的，人通过耶稣的拯救可以复活。这才是一切真相之中最大的真相。耶稣由此成为我们这些渴望永生的人最大的生命视角，我们必须以耶稣为道路，才能到天国去。
可是很多中国人不了解这一点，然后就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当真理了，把一个本来终极的观念绝对秩序强行解释为一个当下的相对观念秩序，把一个属于视角方法论的事件理解为一个人可以掌握一切的全方位事件。随着人性论的被高估，知识论的被高估，每个人都成为真理本身，从而为人与人之间的打斗预留了巨大的空间。那些庙堂之上的人是这样，那些在江湖之中骂骂咧咧的人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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