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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仁宗是整个中国历史上出来名的仁皇帝，他对待家人、官员、百姓都非常的好，可为什么仁宗一朝的官员会贬了升，升了再贬了？ 仁宗一朝大多数读书人是幸福的，仁宗在科举制方面实行了“扩招”政策，科举中进士的数量是前朝的数倍，更多的士子得以进入政府做官，当然感恩戴德，所以，仁宗还在位的时候，朝内的官员就上表，要给仁宗加上“大仁至治”的称号，只是仁宗本人还算明白，拒绝了这个建议。 仁宗不光扩大了官员队伍，而且对待官员非常的好。 生活在仁宗朝的官员们也是幸福的，他们可以随便发表言论，最大的处分不过是降上几级，贬到别的地方做个小点儿的官，说不定过了一段时间，风头过去了，皇帝还会把他再召回来。仁宗一朝，贬了升，升了再贬，贬了再升的官员不计其数。 例如：北宋文学家、政治家欧阳修。 欧阳修：“我能怎么办？我也很惆怅啊” 天圣七年（1029年）欧阳修步入仕途，被授任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充任西京（洛阳）留守推官。景祐元年（1034年），召试学院，授任宣德郎，28岁的欧阳修回京做了馆阁校勘，参与编修《崇文总目》。景祐三年，欧阳修作为参与改革失败，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 康定元年（1040年），欧阳修被召回京，复任馆阁校勘，编修崇文总目，后知谏院。庆历三年（1043年）欧阳修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州）太守。后又改知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在滁州，欧阳修写下了不朽名篇《醉翁亭记》。 皇祐元年（1049年）回朝，先后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等职。至和元年（1054年）八月，已经在京做了高官的欧阳修，又遭受诬陷被贬。命令刚刚下达，仁宗皇帝就后悔了，等欧阳修上朝辞行的时候，皇帝亲口挽留说：“别去同州了，留下来修《唐书》吧。”就这样，欧阳修做了翰林学士，开始修撰史书。 与宋祁同修《新唐书》，又自修《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 嘉祐二年（1057年）二月，已届知天命之年的欧阳修做了礼部贡举的主考官。嘉祐三年（1058年）六月庚戊，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兼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 嘉祐五年（1060年），拜枢密副使。次年任参知政事。后又相继任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这是仁宗时候，他还经历了英宗和神宗，晚年仕途也不是特别顺利。 那时的大臣上书言事，不仅内容激进，什么话都敢说，而且，有时态度也十分冲动。 有一次，仁宗皇帝想封自己宠妃张贵妃的叔叔张尧佐当三司使，当时身为御使的包拯不同意，认为三司使是主管全国财政工作的，张尧佐才能平庸不堪此任，仁宗只好让步说：“那不行就封他个粗官，当节度使吧。”北宋时的节度使不同于唐代的节度使，只是个虚职，表示地位的名号而已，包拯同意封张尧佐这么个虚职，但对仁宗“粗官”的说法还不放过，说：“节度使怎么能是粗官，太祖，太宗不都当过吗？”在争论过程中，包拯情绪激动，唾沫星子都溅到了仁宗的脸上，仁宗也不以为忤。回宫后，张妃不干，撒娇使性，皇帝只好训她：“你就知道给你叔叔要这个使、那个使的，难道不知道包拯是御使吗？” 也许正是仁宗的宽容，他那一朝名臣辈出，宋朝那些后来在历史上如雷贯耳的名臣大多出在仁宗朝，如晏殊、包拯、欧阳修、范仲淹、韩琦、富弼、苏轼、黄庭坚、沈括、司马光、王安石等等，可谓群星璀灿。 2 仁宗的宽容带来的好处是言论比较自由，群臣什么话都敢说，这使他能比较全面地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不会受信息失真的蒙蔽。但也有不好的一面，就是对任何一件事都有不同的看法，议论纷纷，仁宗又没太坚定的主见，所以往往朝令夕改，用人也是今提明贬。 明代思想家王夫之就此评论说，“人言一及而辄易之，互相攻击则两罢之”，仁宗自亲政以后三十年间，不论用人还是基本国策，几乎没有能稳定过一年的，结果导致官员不知该坚守什么政策，民众不知该追随什么原则，这主要是“天子无定志”导致的。是啊，言论自由是好事，但那也得是最高决策者具有明断是非的判断力和意志力，如果最高决策者没有主意，不能及时明确地支持一种意见，禁止另一种意见来干扰这种意见的执行（不论对错，因为对错是在事后才能知道的），那么，言论自由就反而变成坏事了。 皇帝的宽容仁厚确实感动了一批正人君子，这些人一心谋国，以报答皇帝的仁厚。所以，仁宗一朝基本上是些正人君子，即品德高尚正派的人立朝，维持住了四十年的承平气象。当然也有少数被称为“奸臣”的人，投其所好，伪造政绩，以假仁假义获得高位的，这些人在当时就受到所谓正人君子的攻击。这两派人士的斗争，就是贯穿有宋一代的“党争”。 出于这个原因，在仁宗一朝，实际上官员队伍在决策上的权重更大一些，仁宗不太像是一位乾纲独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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