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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军六十一师在继解放桃花岛之后，又打响了解放登步岛的战役。我受二十一军军部（军长滕海清）指令，率军部通讯电台特别流动台，到达驻扎在桃花岛上的六十一师师部，协助六十一师通讯电台，参加了这次行动。
登步岛位于桃花岛的正北面，约八海里处。东西长约四公里，南北宽约三公里，东西两角向南拐出，中间凹进，呈一圆弧状，易守难攻。根据侦察，岛上驻有国民党军五个营，没有重型武器，且士气低落，故我军也派出五个营，一八二团的四个营和一八三团的一个加强营，因我军士气高昂，一对一，稳操胜卷。
战术安排是这样的，因为船少，我军一八二团的四个营分成两个梯队，从桃花岛向登步岛攻击，第一梯队的两个营为主攻，上岛后，船再回来接第二梯队的另两个营做为增援。一八三团的加强营则由宁波的朱家尖绕道直接攻岛。
十一月一日这一天云黑雨狂，天寒浪高，风又大，且是南风，利于攻击。下午四时，进攻开始。由于船少，只留了一条指挥船。其他的船全部给了第一梯队的两个营，就这样还不够，实际上第一梯队上去的不足两个营。先头部队进发后，我和我的流动台随前线指挥部登上一八二团指挥船。指挥船上共计二十四人，包括六十一师师长胡玮，一八二团团长，一八二团通讯连连长（任船上总指挥），两名参谋，卫生员，两名船老大，六名警卫员和我的流动台，我的流动台由十人组成，通讯员，机要员，摇机班班长，六名摇机员和我。指挥船是一艘木制大帆船，木头很厚，船帮也很高，看上去很结实。上船后，我们把装备和防水衣（因为在海上，船不能直接靠岸，只能停在离岸不远的水中，要上岸必须在水里走一段，为了使战士不泡在水里，所以专门发放了防水衣）放好，就开始等待，为什么要等待呢，这是因为事先约定，当第一梯队顺利登陆后，立即打信号弹通知指挥船开船，这样当第一梯队向纵深发展时，指挥部正好跟上去。
等待是急人的，时间好象过的很慢很慢，直到天已傍晚，暮色渐垂的时候，终于看到了登陆部队的信号弹。船上总指挥一八二团通讯连连长把手一挥：开船。因是顺风，那船呼的一下，就朝着信号弹的方向冲了出去。
按照要求，为了保证安全，所有的人都必须进入船舱，可那时我胆子大，且一直在军部，上前线的机会不多，便一个人留在船板上，机要员看我不下去，他也不下去，这样我们俩就呆在船板上。而我呆在船板上的原因是因为我喜欢看打仗时的夜景，曳光弹直来直去，信号弹上下飞舞，枪炮声此起彼伏，就象现在的礼花一样，蔚为壮观。当然这是一种残酷的壮观，多少英雄的战士和我的战友就是在这种壮观之中为国捐躯，英勇牺牲。
当船走到一半多一点路程的时候，情况出现了，在主攻部队登陆时并未出现的位于登步岛东西两角向南拐出部分的山嘴上的火力点，忽然各出现了一挺重机枪，向我们疯狂扫射，行成一道封锁线。我和机要员赶紧卧倒，紧紧的趴在靠船帮的船板上，由于晚上的海水是白的，船是黑的，目标很明显，所以子弹不停的打在船上和周围的海水里，船上的木头被打的木屑乱飞，溅的我满头满脸。就在这时，我忽然听到摇机班班长在喊：“我挂彩了,我挂彩了”。几乎是同一时刻看见船呼的一下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同时听见卫生员在给摇机班班长验伤，说：“没事，没事。”只是屁股上被擦了一下。还开玩笑的说：那玩意还在，没问题。仍然是同时，由于风大，且来时是顺风，回头是顶风，船在转了一百八十度后就开不动停了下来，还是在同时，船上总指挥一八二团通讯连连长冲到船尾，要求两名船老大立刻再调头，继续前进，两名船老大可能被吓着了，坚决不肯开船，连长告诉他们，岛上那么多战士在等我们去指挥，必须前进。船老大还是坚决不肯，连长急了，从腰间一把掏出手枪，两眼喷火似的指着船老大说：我命令你立即开船。这样船又继续前行，其实重机枪的封锁线也就几百米，过了这段进入了重机枪的死角，就没事了。只是这几百米是很艰难的，船调头后，刚继续前行，就又听到摇机班班长喊:挂彩了，挂彩了。这回是腿被打断了。也就是说，子弹已经几次打进船舱了，我和机要员还是紧紧的趴在靠船帮的船板上，子弹还是打的木屑乱飞，砰砰乱响，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其实不长），终于听不到子弹响了，看不见木屑飞了，知道已经过了重机枪封锁线。可我们还是不敢站起来，继续趴着，就这样又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忽然听到船底沙沙的直响，我心里马上想到：坏了，船漏了。同时喊：通信员准备自救。随即爬起来，一看，噢，不是船坏，是到岸了。我们随即下船，我是从船头跳下去的，那儿的水还好，只到脚脖子，机要员是从船边下水的，淹到膝盖以上，那时我们穿的是刚发的新军装，为了伪装，全是反过来穿的，更容易潮，又下着雨，通信员直喊冷。
胡玮和指挥部的同志们下船后，即向岛上跑去，连我的机要员也跟着跑了，而我的流动台因为要搬机器就落在了后头，当我们把机器全搬下来后，已经看不到胡玮和指挥部的同志们了，又有个伤兵，没办法，我只好命令通信员把受伤的摇机班班长随船送回桃花岛（可惜以后再没有看到他们），其他人员则背好机器上岛找地方隐蔽。
上了岛后，我们找了一个国民党军留下的工事，这个工事三面靠山，一面朝海，约十二平米，地下全是水，对着海的后面的墙很高，上面长着很厚很厚的草，由于下雨，也是雨水不住的往下流，因为我们下船的时候忘了拿防水衣，大家都只好站在那里等天亮……
忽然，我似乎听到一种细细的兹拉声，我赶紧把手枪掏出来，子弹上膛，可能只有当过兵，打过仗的人才能在风声雨声枪炮声中的黑夜里分辨出这种声音，果然，过了一会儿，就看到两只脚，脚尖朝上，从后面的墙上我的头顶旁边滑了下来，速度很快，我屏住气，等到他落地的一刹那间，一把把他摁在地下的水中，同时下意识的问到：什么人？他可能受了惊，哼了几声才说：是一八二团的参谋，掉队了，我听他的口音象是自己人。就把他放了下来，问他前方的情况。他说，我们之前的侦察有误，敌人不是五个营，是六个团。我当时的念头是:坏了，危险了。又想到不管他是掉队的，还是逃兵，都不能留下。我就和他说，你走吧。他说了声：谢谢。然后就走掉了。
我们继续等，一直等到天亮（十一月二号），结果这天的天气特别好，碧天无云，红日喷薄。只是天上的飞机和岛上的枪炮声预示着又是残酷的一天。
我当时想，现在我们和部队已经失去联系，必须尽快找到指挥部，指挥部也肯定在找我们，否则无法和后方联系，而我们又没办法找他们，唯一的方法就是架天线，一旦我们把天线架起来，指挥部就好找我们了。我要摇机员把机器检查一下，完好无损，这几个战士我到现在还怀念他们，难得几次机器不受损。同时，我走到大路上观察了一下地形，左边是一个山头，在半山腰的山坳处有一个好象陆地上农民看西瓜用的棚子。正前方也是一个山头，上面有座庙，两个山头之间是一条大路。回来和战士们商量后，就朝有庙的山头走去，可没走多远，就看到国民党的飞机把那个庙炸了，我们只好又朝左边的山头走去，上到了棚子处，才发现这里的地势相当好，海上的情况和登陆点的地形都看的很清楚，且由于是半山腰的山坳，隐蔽性也很好。我们随即开始架天线。天线架好后，又立刻和设在南京的陈毅总指挥台联系上，并约定随叫随通。
果然我们的天线才架好，胡炜和指挥部的同志们就看到了，他们就在附近的一个山洞里，胡炜上来一看，连连称赞地方好，也对我们用架天线的方法和他们联系表示非常赞赏。并在登步岛战役结束后的总结评功会上亲自提名我荣立二等功。之后，一八二团团长，一八二团通讯连连长，机要员，卫生员，警卫员等就陆陆续续的全过来了，他们过来后，既开始和前方联系，由于棚子小，大家都很随便的或坐或站在地上或靠着什么，不停的打电话，听汇报，情况逐渐明了了。第一梯队从正面只上来三个多连，其中九连的三十多名战士还剩九名，其他两个连也有较大的伤亡，弹药也不多了。用胡炜的话说，就是已经失去战斗力，还剩一部分活人把守着登步岛上朝桃花岛方向的，海岸边上的一条大路上的三个口子。以保证登陆通道的畅通。
大约到了下午一点多钟，胡炜叫机要员送来第一份电报，是向陈毅总部汇报从昨天晚上登陆到现在的情况，电报很快发了出去。
飞机在岛上不停的扫射，由于我们的地形是位于山坳中间，飞机打不到，而我们也只能看到朝桃花岛方向的海面，所以大家都在盼望着第二梯队和后援部队，只是一直到天黑，也没盼到。一八三团加强营的情况也不明。天黑后大家又盼望夜里会有增援部队，可是直到天亮，还是没有。有意思的是，虽然我们已经失去战斗力了，可敌人由于被我们打怕了，也不敢进攻，只用飞机不停的扫射，给了我们喘息的机会。
天亮后（十一月三号），天气还是特别好。敌人飞机的数量增加了，扫射的次数和密度也都明显的加大，而我们的重武器只有一门迫击炮。为了迷惑敌人，我们就用汽车拖着它不定时的沿着那条大路从东向西，从西向东的来回跑，登步岛上是黄土地，汽车一开，灰特别大。
上午，指挥部开会，在会议期间，我们看到一艘从桃花岛出发运送弹药的船在海面上被敌机炸沉了。约十一点会议结束，机要员送来了第二份电报，内容是要求撤退。电报很快又发了出去。然后，胡炜把所有的人集合起来开会，先讲了目前情况，形势很紧张。要打打不得，我们还有两个多连，弹药也不多了。敌人是七个团，还有飞机。要跑跑不掉，没船。我们只有两条路，第一是和敌人拼死，第二是跳海淹死，两条路合起来还是一条路，死。最后，胡炜斩钉截铁的说，现在要求大家做好准备，拼死后跳海。这时我才想起防水衣的作用，还可救生。
到了下午一点多，我收到南京总部的电报，这时也不需要保密了，边收边译，快的很，南京总部告知：我们可以不打，但要坚持到晚上二十四点。以策应晚上二十四点，二十四军对舟山本岛发起的总攻。
胡炜接报后，想都没想，立刻又写了第三份电报给机要员，很简单：“此仗不能打，我已撤退。”这时约下午两点多，电报发出后，我立即按胡炜的要求收天线，撤台。
冬天天黑的早，天快黑的时候，约四点左右，部队在我们附近的靠近海边的地方，点起许多大火堆，火光冲天，形成了很大的火柱，把海水照的如同白昼。胡炜下令：撤退，跑一个是一个。这时我们也看到海面上有船了，原来在大家开会的同时，胡炜已经派战士去找船并找到六条。我们是分三批撤退的。第一批是伤员和牺牲者及俘虏，两条船。第二批是机关（包括我们）和部队，叁条船。第三批是留守的做最后掩护的一个加强班，一条船。由于就那么点人和几条船，实际上第一批和第二批几乎是同时进行的。
由于几个大火堆把敌人吓住了，搞不清楚我们要干什么，不敢动。我们则一帆风顺，回到桃花岛。第二天上午，奉命掩护我们撤退的加强班的十二名战士，也一个不少的回到桃花岛。
原来，我们走后，火堆渐渐的熄灭。这时候，西山嘴的敌人开始向我军阵地开枪开炮，，而东山嘴的敌人误因为我军开始向他们进攻，立即还击，结果敌人自己和自己对打起来，加强班看到这种情况，很机敏的立即上船撤退，安全的回来。至此，一个漂亮的战术撤退结束。
后来的情况是，国民党军于四日派出了军舰和增援部队，全面封锁和控制了登步岛。而如果我们继续留在岛上，后果可能是连同胡炜在内，全军覆没。
胡炜在敌强我弱的特殊情况下，头脑清晰，分析正确，决断及时，避免了无谓的伤亡。显示出了作为一名前线高级指挥员必须具备的优秀素质，登步岛撤退和之前的解放桃花岛战役后来成为胡炜的闪光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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