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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儿时期的那些小伙伴

 天添姥爷 2017-09-16

少儿时期的那些小伙伴

王征国

 

人老好忘事,几乎是通病。本来想跟老伴说件事,刚张开口却说“啊!我忘了想说啥啦!”越是眼前的事往往越容易忘记。相反,越是久远乃至少儿时期那些趣事和小伙伴,越是容易清晰记得侃侃谈起。今天,我就把那些零散记忆写成文字,让同龄老人看看当年是不是那么回事。

19586月初,家父由黑龙江省格球山农场调到德都县农业局工作,我们家搬到了县城居住。城里的主要街道是顺着河流东西走向而建的沙石路,道路两旁有公家单位,商铺旅店和住房,道路大西头则是条南北走向的沙石路,我家就在这两条道路之间的交叉口。家门前有片小松林,林中鸟鸣蝉叫,林旁有条小溪流,小溪两边绿草葱葱、野花朵朵,我和邻居的小伙伴就在这儿玩耍,一起扬松叶、捉迷藏、抓蚂蚱,趟露水、挖婆婆丁、采野花……。我管小伙伴叫“扣子”、他管我叫“国仔”,从不叫对方的大名。穿过松林小溪稍往上走,就是德都县第一完小。那块地方,是我儿时记忆中的圣地,觉得好大好大、好好玩儿……。20年后,我专门重访此地,那种田园风光早已荡然无存,站满了房屋建筑,松林落败成了仅存,不然还真认不出那是我和小伙伴曾经共享的“幼儿园”!

现在的幼儿园大都设小班、中班、大班。正在“儿童时期”,就被剥夺了诸如贪玩等“儿童权利”,通过圈养三年,在固定的场所由幼师主导,让儿童从师传中学习规则,完全处在他律之中。我们那辈属于散养,那片松林就是儿时小伙伴被散养之所,从诸如打弹子等游戏中习得规则,完全处在自主之中。依照我的经历,理应确立主动的习得观念,而不是被动的学习观念;确立以儿童自身为对象的习得观念,而不是以小大人为蓝本的学习观念;确立以游戏实践为标准的习得观念,而不是以教师权威为标准的学习观念。当年我和老伴儿以至儿女都没被圈养和进过幼儿园,但并没有影响我们家两代人入小学上中学读大学。

现在小孩子上小学,可谓郑重至极,家长忙前跑后,生怕遗漏了什么。我那个时候,根本没让家长操心。19588月初某一天,邻居小伙伴由家长带着到县第一完小报名上学,我跟着去玩耍屁颠屁颠地。当那位小伙伴报名后,老师也问我“报名吗?”我兴奋地回答说“是!”“你会数数吗?”我大声地从1数到10,然后说“下面不会了”。老师笑了,问我叫什么名字,家长为什么没来,我大大方方地一一回答。看来,老师挺喜欢我这个虎头虎脑、大大眼睛的小家伙。然后,对我那位小伙伴的家长说:“明天早上这孩子上学时,让他爸爸或妈妈带着户口本到学校确认一下。”就这么简单,我上小学了!

我是班里最后报名的学生,班里同学早已安排好了座位,我虽个子小也只能坐在最后一排的空座上了。那时孩子的家庭作业,不像现在先让家长检查纠错并签字,老师咋能掌握学生真实的学习情况呢?不怕大家笑话,第一天数学作业本发下来了,上面划满了红叉判了2分(当时5分制),看着那个像小鸭子的分数,我问同桌这是几分?小伙伴告诉我以后,我又问“这个分数好不好?几分最好?”当得知2分不好5分最好以后,我反到暗自下决心:“一定要都拿5分,一定要数100个数。”这也许是我第一次觉悟,有了内在的学习动力。果不其然,我的算术由认得“2”分起步很快登上了5分台阶。我的文字从写书本和作业本皮上的名字开笔,跟着老师写“王”字,横平竖直、一笔一笔地被启蒙,跟着家父写“徵”和“國”字,笔划再多再难写,也难不倒我这个想读好书的“小崽子”。

1959年春节过后,家父从德都县调到了北安市农业局工作。他找好住房之后,来信让我们搬家。那时候,家里只有一个木箱和一个蓝帆布提箱,加上被褥及厨具等,一架马车就全部装下了。从德都到北安有50余公里,我和家母坐着马车,坑坑洼洼、摇摇晃晃地向目的地奔去。中午在一家大车店歇脚时,稍不留神车上两个暖瓶就被偷走了。我转学到了北安建康小学,这所学校地处工人文化宫门前那条大街的东南部,学校附近有家钢铁厂,钢厂门前有条南北走向的大道,大约向南行200,在道东旁有个小卖部和我家挨着,家里那铺大炕面对着大道,通过大大的玻璃窗,对大道上的情景一览无余。每天放学,我都要和同路的小伙伴排成队,从学校门口一直走到我家门口,再与同学挥手告别横过马路回家。有一天,我发着高烧、迷迷糊糊走到了大道中间,弯下腰去系鞋带时,一队马车狂奔而来,只听马鞭声震耳,我来不及呼叫已被有驾马车冲倒压在了地上。我仰面躺在结冰的马路上,马蹄在我头边和身旁哒哒踩过,并在两个车轮中间安然闪过,却被拖在地上绑货绳的弯铁钩刮了头部而受伤。家母从屋里冲出来、一把抓住车老板,家父把我从地上抱起来、快步奔向附近医院,我那次躲过了死神,麻疹痊愈后出了医院,可吓坏了那个赶马车老板。

春天来了,脱掉冬装的小伙伴个个生龙活虎。住在我们街道的小伙伴,成帮结队地与另一街道的小朋友打群架,战场就在就在刚挖好房地基的空地上。双方利用挖出的土块相互攻击,手持木棍混战厮杀。刘文学同学不仅是与我最好的同班好友,而且是我方打群架的总司令。他的名字与当时宣传的一位小英雄重名,我与他形影不离、相互帮衬。有一次,在他的指挥下,我们拼命向对方阵地发起进攻,我冲在最前面被有个小子抓住了头髮,他用木棍猛敲在那小子背上,疼的对方哇哇大叫,松开了拽我头髮的小手,扭过头就往回狂跑。还有一次,他被对方的土块打在了头上,我马上甩过去了个土块,在对方脸上开了花。那是个崇拜战斗英雄的年代,我们这帮小伙伴个个神勇、满脸杀气。回想起那个场面真有点后怕,若把人家打伤打残,那代价该有多大呀!刘文学同学与我的交情没说的,以致我离开北安以后,最恋恋不舍的是他,最念念不忘的是他。记得我曾和他一起到靠近北岗的水泡子里洗澡时,被水底下藏在淤泥里的尖石块扎伤了脚,面对鲜血淋淋的左脚跟侧面,他二话不说,扯下衣襟为我擦血包扎,我现在那个脚跟侧面仍有个明显的疤痕。就在那天,我们俩收获了四只小野鸭子,可惜我拿回家那两只很快就死了,我哭着找了块空地埋掉了。

195911月,天气格外寒冷,因家父调到了龙镇农场修配厂工作,我也转学到了龙镇农场子弟小学校继续读二年级。当时,我和父亲住在职工集体宿舍(家母仍在北安草袋厂工作),那个宿舍坐落在场部大东头,是用拉和辫子堆成的泥草房、房里只有通铺大炕、可睡20多人。父亲在发电所看座机、经常值夜班,我们爷俩两头不见面。每天晚上,我一个人钻进冰冷的被窝、冻得牙磕牙直哆嗦,更要命的是晚上起夜,要到冰天雪地的室外厕所去解决,有一次我憋不住在烧炕那个坑里尿了,结果被姓张的老师傅猛地喝斥了一顿,从此吓得我犯下了尿床的毛病。这个毛病,后来由邻居李阿姨领我到二公里新生医院找到周大夫,吃了他开的几副中药才治好,这是几年之后的事了。

1960年元旦过后,家母为了照顾我,放弃了转为正式职工的机会来到了农场。没有住房,就暂时借住在范小霞家,这就是老七栋房五栋四号。五栋三号搬家时,我母亲不顾一切、强占搬进去,一直住到家父退休回湖南老家。在老七栋房住的小伙伴很多,同班同学有尹士彬、张静、赵淑芳、刘建新、李志远、果祥等,别班同学有范宝山、肖柏林、窦宝山、刘柱有、果有等。那时候,不像现在的家长,给孩子买一大堆玩具,而都是靠自己制作。轱辘圈是利用废汽油桶边,自己敲打平整而成,“推进器”是找个废铁丝,用钳子反复掰制成弯钩就行了;溜冰滑子是找两块木板,在下面分别围上铁丝而成;木手枪也是自己用钢锯条切割、用菜刀去砍削而成,我左手大拇指就因为砍削失控,被削去了一块,现在仍留着个疤。

据说,1960年全国遭受自然灾害,我所在的农场却另一番景象,用春华秋实形容十分贴切,食堂里猪肉炖粉条管够造。可是,刚入冬就迎来了低标准瓜菜代,几乎在一夜之间,食堂里的猪肉粉条、土豆白菜都不见了,响应中央号召雷厉风行。因而,那是个暴风雪横行、忍饥挨饿的严冬。小伙伴们没有了互相推搡的气力,肚子里没食呀,有食也是用豆皮磨制的淀粉,做出的黑饽饽、粗粝难咽呐。有同学在教室的取暖炉子上烤了几片土豆吃,竟也成了高档享受。人们开始把秋天砍大头菜剩在雪地里的老帮子捡回来充饥,开始在收割后的麦地、大豆地、苞米地拣粮,甚至用铁镐刨开老鼠洞寻找粮食……想尽一切办法度饥荒。基建队监狱里已有犯人饿死,就埋在废弃的火车站前面那片乱葬野地里。好在那年秋天我家买了袋面粉,用捡来的老菜帮子做包子,虽然皮薄菜多,但并不影响吞咽,那可是袋救命面呐!

我读三年级时由巴老师教。她个头很矮,扎着两根小辫子,脚穿一双圆头小皮鞋,随着咔咔咔的响声,就知道她要进教室了。有一天,我们班有名的淘气包万军这小家伙,竟然神差鬼使,在课间休息时从操场搬回个木桩,他把带钉子那头靠在教室门上,专等老师开门。果然,只听“啊呀一声尖叫,钉子扎在了老师的皮鞋头上,她眼含泪水问“谁干的?”当得知万军干的,说了声“我就知道会是你!到走廊站着去反省”。课接着上,望着她从我书桌旁走过时那个渗出血迹的伤脚,心里大骂万军是个鬼头,那可是个生了锈的铁钉呀!

就在那个夏天,突发了一件糗事。我中午放学经过供销社时,看到柜台上卖西瓜,一毛七分钱一斤,可切成丫卖,回到家跟老娘提出要几毛钱去买。那时候的家长不像现在,小孩吃水果管够,老娘连说“快烧火做饭!”根本就不理会我的要求。这时,熊佐伟同学到家找我玩,我出家门就跟他说了这件事,并提出到修配厂捡块废铁卖掉买西瓜吃。我俩来到厂区转悠,发现机修车间外窗有块废铜,当即拿到供销社废品回收站卖。没想到被机修车间解子明师傅碰到,截了下来,质问家父不该带车间的东西让孩子去卖。结果,西瓜没吃到嘴,反到遭我父亲回家后一顿爆揍,致我离家出走、露宿在外,全校皆知,我和熊佐伟的班干部被撤,刚评上的五好学生泡汤,那是个沉痛的教训!

我读四年级时由董老师教。她中等个子,梳着短髮,厚厚的嘴唇。由于学校教室少,我们班在老澡堂(后来被改造成粮店)上课。山高皇帝远,离开了学校的监督,她上课的随意性很大,经常把我们撂到一边,自己跑到教室外边和分场来的青年拖拉机手谈恋爱。这样的教与学,还有什么质量可言。那时,田科是我们班长,我挺佩服他学习好人缘好心眼好,并和他结交为好朋友,他父亲是省农场局机校(校址在场部)的工程师。尹士彬也是我最要好的小伙伴,我们都住在老七栋房,我家住第五栋他家住第一栋,他上有哥哥尹士昌下有弟弟尹士礼,我经常到他家去玩,玩的最多的是在他家大炕上比摔跤,尹士礼当裁判,我们俩总是缠在一起、互不相让,只有当把对方的腰压在了炕上才算赢……。快升五年级了,上自习课时我把作业完成后,把书包整理好就等着下课,有位年轻男性走到我面前,说“怎么不自习?戴红领巾的二道杠咋不起带头作用?”我抬头望着他,不屑一顾地说“你是谁呀,凭啥管我?”全班同学也望着这个生面孔哈哈大笑……。没想到这就是未来我们班的班主任。

我读五年级时搬回了本校并由张德金老师担任班主任。他是农场某副场长的小舅子,体育课老师。他上任后,第一个行动是撤销了我当了几年的学习委员和中队长,让我第一次尝到了什么是挫折。那时张玉泰是我们班长,他年龄明显比我们大,其实他五年级的课程都已经学过,学习成绩自然也好,他和我的关系非常要好。我和李铁成也非常要好,他家住在基建队,我家住的老七栋房,与他家只隔着道沟,往往他在沟那边打柴火,我在沟这边打柴火,互相较劲比谁打的多,显然他不是我的对手。我拿着个镰刀往沟里去的时候,总会引吭高歌他会在那边应答;我汗滴流水地往家里背柴火时,他会站在那边叉着腰观阵……。那年全校开运动会,同学们坐在操场边给运动员助威,李铁成同学把个硬币塞进排球缝里抠不出来了,我拿过来用尖棍子使劲地抠,结果内胆爆了,老师罚我交两块钱赔款,当时回家要罚款和挨揍时,心情该有多么难受!

我读六年级时由陈秀萍老师担任班主任。在我诸位小伙伴中,王和同学最为仗义,他方头大脸、人高马大,充当了我的保护伞。有一次,我和几位小伙伴到开发屯附近的水泡子里去游泳,我连狗刨都不会游,却在深水处徘徊,不小心陷了进去,头往水下沉、手脚乱蹬,王和快速游到我身边,一把拽住我的头髪就往岸上拖,我连吐了几口浊水,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他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呐。他还极力主张恢复我中队长职务,并在全校少先队代表会上推选我当大队长,这都是逆大队辅导员张德金老师而行。更有意思的是,他号召同学们再推选我进班委,因人数受限把当得好好的文艺委员唐晶同学挤出了班委。可怜,自我当了文艺委员从不在课间等待老师时起歌,班里不是死气沉沉就是喧闹不止。但并没有持续多久,老师调整班委时让我仍当学习委员、唐晶仍当文艺委员,班里恢复了老状况。老师不仅器重我学习好,还发现了我身上的文艺细胞,每天下午放学后都会把我喊到她的办公室,她手按脚踏风琴教我唱歌,我跟着琴声学会了《战士第二个故乡》、《送君》等歌曲,与总场文工团乐队默契配合,在春节晚会上成功演出,童声独唱竟成了我的保留节目。老师还让我学快板书《节约用电》,至今我还记得那第一句台词“一度电,九分钱……”。由此,我和陈老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小学毕业时,我买了两个厚厚的日记本,写上赠言,以表达我对她由衷爱戴的心情。

岁月不饶人,当年那些小伙伴如今都已接近古稀之年。但有趣的是,却好像返老还童了。君不见,老小孩早已成公开的秘密,童心纯洁可爱,童趣兴味盎然,童年的记忆金子般宝贵,难怪提起少儿时期那些伙伴,我会如此清澈记忆。

 

写于上海浦东梅园

2017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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