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妈妈回到农村，这个建言并不离谱

一

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教授罗斯高（Scott Rozelle）聚焦中国农村儿童发展研究，已经长达数十年。但他的知名度一直保持在研究者和部分媒体人的范围，公众对他的认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不过，近期在“一席”上发表了题为《农村儿童发展怎么影响未来中国》演讲的他，凭借扎实的数据、清晰的逻辑和恳切的情怀，得以社交媒体上小小地红了一把。

演讲在社交媒体刷屏后，我看到腾讯·大家的专栏作者，也是我的朋友、同事张天潘立即撰文予以点评。点评的内容直指罗斯高在演讲最后阶段给出的解决办法——让妈妈回到农村照顾孩子——十分不靠谱。可以说，这一点并不令我意外。我和天潘在育儿观念上有着由来已久的分歧，在此次有关农村儿童公共政策的思考上，也能显示分道扬镳的迹象。当然，我会确保商榷维持在公共话语层面，而不是陷入个人观点争执的泥潭。

天潘在《“让爸妈回家”不是留守儿童的解决之道》中写道：“‘让妈妈留在农村’的这个提议……显然是违背基本的社会发展规律和农民自身意愿的，显得空有情怀，最后却是反人性和反城市化的。”之后，他从自己过年回乡的感受切入，又援引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中的分析，指出目前年轻人回乡机遇太少、平台太小。简言之，农村根本留不住年轻人，所以这个建议不靠谱。

乍一看，天潘的这一说法非常符合现实，别说已经在城市安家落户的白领阶层，就是租住在城中村的很多打工阶层，也很难再回到乡村生活。这是个体在这个时代的基本判断，也是数亿人所做出的集体选择。城市化的洪流动力充沛，很难有人、组织能够阻挡之。

但是，天潘在评议罗斯高教授的建议时，存在一个基本的立场假设错误。天潘的论述角度是从个体出发，讨论了理性选择的结论；但罗斯高不是从个体出发，至少不全部是从年轻父母出发，而是从国家出发，指出公共政策应有所作为。

个体的选择是基于个体所能获得信息、权力和资源做出的，但国家所做的选择则基于的是国家所获得的信息、权力和资源。二者的目标并不完全一致，所持有的信息、权力和资源也完全不在一个维度。

举个简单的例子，对于一个教授级医生来说，最好的选择是留在一线城市的三甲医院，跟省部级高官或马云这样的首富打交道。但对于国家来说，优质医疗资源需要被下沉，于是就会出台一整套政策，引导教授级医生去县城坐诊，去乡村义诊。只有这样，医疗资源才能更为均衡分配，医改才能获得成功。

二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农村留不住人是大势所趋，城市化同时也是政府所极力推行的宏观政策，“让妈妈回到农村”的做法本身是否与上位政策相抵触呢？

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城市化的根本动力在于解放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并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提升整个国家-社会的效率。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放开进城务工限制，乃至不断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国家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所以，宏观上继续推进城市化没有任何问题。但是，这并不表示农村就应该被忽视、废弃。其中的理由不是什么“不要忘本”的情结，而同样是非常理性计算的支撑。

在罗斯高教授的演讲中，他提到了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分享者之一，现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赫克曼在《因人而异的教育回报估计》一书中提出，在0-3岁，你投资1块钱，有18块钱会回来；3到4岁投资1块，是7块钱的回报；小学是3块钱；大学里投资1块钱是1块钱的报酬；成人是负的。

Heckman曲线清楚表明：教育投资回报最大的是早期和学龄前的智力开发

赫克曼是计量经济学中的翘楚，他的这一研究结果也获得了广泛认同。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国家用于决策的信息需要被更新，无论是个体还是国家，在做理性选择时也要进行相应的调适。

国家的理性决策原本是这样的：农村拥有大量富余年轻的劳动力，所以通过放开进城务工限制，来提升国家效率。但现在问题来了，按照罗斯高教授列出的逻辑，由于母亲在0-3岁的的缺位，导致中国贫困地区接近一半的孩子IQ（智商）发展低于90，而在伦敦、旧金山、悉尼、上海和广州这样的发达地区，IQ低于90的比例都只有15%左右。低智商儿童群体规模急剧扩张，将导致其中近2/3的孩子不能上高中；而上不了高中的他们，要么只能从事只需要简单技能的工作，要么加入犯罪组织。最终，中国的未来将深受他们的影响。

所以，在对照了赫克曼的研究结果和罗斯高的论述逻辑，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目前这一套鼓励城市化的政策，投入产出比不是最有效率的，必须要进行调整。作为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国际学术顾问委员会主席的罗斯高，正是基于此目的而做的报告和演讲。

讨论到这里，我相信天潘还是不会全然赞同我的分析，因为罗斯高教授的建议是否有可行性，这是问题的关键。对此，我的判断是，如果现有的政策不做任何调整，这当然是一句空言，但考虑到国家手中的资源和权力，我认为罗斯高的教授不但值得细化研究、进而执行，而且很可能是最直接有效的一种做法。

一种最流行的驳斥说法是，政府应该开放城市福利政策，让更多的孩子可以跟随父母在城市中获得教育权。毫无疑问，这是一种令人无法反驳的正确做法。不过问题在于，面对打工阶层的诉求，城市的主政者和城市的居民能够天然结成利益同盟。

一方面是民意舆论对自身利益的捍卫，另一方面是地方政府对财政支出的抗拒。作为国家利益代言人的中央政府除非付出巨额的财政补贴，否则地方政府将不可能大范围放开教育资源。这一方面，我们且不用看京沪严苛的人口控制政策，就算是长沙、武汉、南京这样的二线城市，“抢人”战略中盯着的永远是本科以上学历人员。罗斯高教授关注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大概都跟各地“人才引进战略”没有半毛钱关系。

罗斯高教授研究的是公共政策，而不是政治学，两者的差别在于前者讨论实际应该怎么做，后者讨论理论上应该怎么做。从实际而不是理论出发，罗斯高认为要让国家投资1块钱获得7块钱的收益，更重要的是，不要让中国未来陷入“中等收入的陷阱”，拿出80亿在贫困地区做健康养育项目，比城市开放的建议更加贴合实际，更容易操作。何况，开放城市与反哺农村，二者实际上并行不悖，可以同时进行。

在演讲中，罗斯高教授甚至有些得意地表示，自己在推广育儿课程时使用的是基层计生干部。目前，中国的计生干部已经失去了职能目标。所以，从原先降低人口出生率，到现在提高人口质量，这也算是资源合理利用。而且事实上，计生委除了控制人口规模，一直也在做优生优育的宣传工作，这样的转型跨度也称不上大。

在罗斯高看来，中国农村贫困儿童的健康营养问题，已经严峻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要解决这个问题，国家必须做出政策调整，必须要让更多的妈妈回到孩子身边。0-3岁期间，孩子对母亲的依赖，这是一种生物规律。正如最好的早教便是父母一心一意的陪伴，妈妈与奶奶、保姆和其他人的功效是完全不一样的。

通过推广课程，罗斯高发现，没有干预的对照组，孩子平均IQ是88，53%的孩子IQ低于90，智力发展缓慢。上26次课，如果妈妈在家，孩子的认知发展则完全正常。如果是奶奶在家照顾，则智力提升的效果大打折扣。所以，罗斯高才会极力强调普及基本的育儿知识，让妈妈回到孩子身边的重要意义。

经济学家罗斯高在演讲中提到的数据

三

对于国家来说，面对罗斯高的建议，当然需要做的是理性计算。通过重新计算成本收益，来决定对“让妈妈回到孩子身边”计划的支持力度。中国的公共政策还缺乏“成本-收益”计算的概念，大数据的使用还远远不足。

不过，我们可以看看美国的情况。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在1965年就开始合作实施“开端计划”，这一计划的目的在于向贫困家庭的3至5岁儿童与残疾幼儿免费提供日常看护、早期教育以及增加父母在儿童早期教育上的参与程度，使低收入家庭儿童获得与其他儿童同样的教育经验，以消除贫困，改善人群代际恶性循环。到了1995年，“开端计划”把服务对象延伸到3岁之前的婴儿、学步儿及怀孕妇女。众所周知，美国不是最典型的福利国家，相对于欧陆国家，其福利水平根本算不上高。

作为一个十个月大孩子的父亲，我在陪伴孩子一路成长的十个多月里，非常清晰地感受到父母陪伴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罗斯高强调的“妈妈的重要性”，应该只是基于大的时代语境而给出的说法。实际上，父亲或母亲，通过陪伴孩子而收获的决不是一种自我满足式的幸福，而是孩子在睡眠能力、自主进食能力、反应力、认知力、情绪控制能力上的正常发展。

说一句政治不正确的话，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做了父母的同龄人，都几乎在同时意识到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即父母带的孩子比祖辈带的孩子更活泼、灵敏乃至快乐。长此以往，在身体、心理发展上，两个群体的孩子将会遭遇可怕的差距。

詹姆斯·赫克曼教授提出的投资比结论，对于公共政策的转向意义重大。但对于个体来说，同样应该认识到父母在早期育儿的非凡价值。在我过去的腾讯·大家专栏中，我不遗余力地论证父母在早期为孩子提供高质量陪伴的极大价值。

因此，无论在个人选择层面，还是公共政策层面，我认为我们应该尽快凝聚一个共识，那就是我们必须要明确父母陪伴的重要性，要呼吁国家在税收、津贴、教育等等方面的改革和投入；因为这不仅仅是对父母有益，对孩子有益，而且关乎未来中国是否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从这一层出发，国家需要在城市化的政策集群中拆分出一个分支，向发达国家学习如何帮助父母更好地介入早期育儿阶段，如何反哺贫困地区的婴幼儿家庭，避免造成代际贫困的恶性循环。要知道，国家的支持力度，决定了家庭可以选择的宽度。

作为一个父亲，我会尽自己最大能力给予孩子早期更多的陪伴，而不是在进入幼儿园后安排更多培训班；作为一个国家，我希望政府也能及时更新信息，吸纳学者的建议，创造更好的条件，让父母回到孩子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