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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对经济学（甚至可以说对整个社会科学）而言，如何处理人的行为是一个核心问题。自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始，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就产生了严重的分歧，由此衍生出两个极端的处理方法，一种是把人完全个体化，一种是把人完全社会化。前者把社会看作是一系列的约束条件，个体行为是个体面对这些约束条件所作出的最优化选择。所谓社会行为只不过是个体行为的简单加总。因此，个体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就简化为单个个体和加总的个体之间的关系。而对后者来说，个体的行为等同于社会的行为，社会决定了个体，因而个体也就等价于社会。两种处理方法看似对立，其实存在共性，这个共性包含两个方面：（1）两种处理方法都必须假定个体同质，无论是单个的个体同质才得以加总出一个社会，还是个体和社会同质，本质上都是一个同质性处理；（2）两种方法都必须假定充分理性，个体充分理性才能够加总出社会充分理性；或者说社会充分理性才能够体现出个体充分理性，其实殊途同归。最终可以看到，人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在这两种处理方法中被忽略了。 从理论研究上说，进行人性的抽象似乎是必要的一步。因为早期的经济学还缺乏足够的技术方法来处理复杂的人性，因而进行必要的简化处理在所难免。但对现在的经济学家来说，如果固守于早期发展出来的处理方法，难免会有点固步自封。即便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思想巨匠们也没有因采用这两种极端方法而放弃对探索人的复杂性的努力，实际上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恰恰是试图去展示这种人性复杂的画面的。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思想的不同解读，就是体现了早期思想巨匠们的丰富多样的思考。问题在于，我们是把其在一系列隐含假定之下做出的抽象当作正确的，还是把其抽象之外的思考当作是正确的？这取决于我们自身对早期经济思想的认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从哪个角度解读，都不可否认，早期思想巨匠们从未真正放弃过人的内心世界。 经济学家长期对人性的简化处理导致了理论的“黑板化”，不同流派的理论都存在一个共性的问题，那就是有精密的逻辑和复杂的模型，却无法有效地解释和理解现实的世界。这种困扰一度让经济学陷入到是否科学的非议当中。对于经济学家是否能够有效地帮助人们决策，也成为一个未知数。尽管经济学一度享有“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荣耀，但不可回避的事实是，在伴随着经济学显学化的同时，其他社会科学家以及一部分自觉的经济学家自身对经济学的不满也在日益上升。科斯一针见血地指出：“经济学家所研究的是一个存在于他们心目中的而不是现实中的经济体系，企业和市场似乎都有名无实。我曾把这种现象称之为‘黑板经济学’。”在科斯看来，经济学家如果不能够直面现实来思考和研究问题，那么经济学也就始终只能呆在象牙塔里，成为经济学家自得其乐的玩物而已。 “黑板经济学”的本质就是经济学对人性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的抛弃，按照格兰诺维特的话语体系来说，就是一个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的问题。格兰诺维特写道：“对人类行为的完整分析，应该尽量避免过度与低度社会化的孤立问题。行动者既不是像独立原子一样运行在社会脉络之外，也不会奴隶般地依附于他/她所属的社会类别赋予他/她的角色。他们具有目的性的行动企图实际上是嵌在真实的、正在运作的社会关系系统之中的。”格兰诺维特的视角既是一个社会学的视角，又是一个经济学的视角。作为经济社会学的主要拓荒者，格兰诺维特把经济学缺失的社会因素重新纳入进来，以此来矫正个体主义方法论的缺陷，但又避免完全社会化的整体主义不足，从而经济社会学的分析对象是适度社会化的人，而不是个体化的理性经济人和完全社会化的理性人。 当然，对经济学的人性假设提出严厉批评的并非格兰诺维特一人。在经济学家群体当中，自马歇尔之后，凯恩斯、凡勃伦等人都反对理性经济人和理性社会人假定，西蒙更是提出了有限理性假说，以此来试图重构经济学中的人性假定。只不过来自这些思想家的批评声音并没有引起经济学家的重视。直到20世纪70年代，心理学家卡尼曼和特维斯基通过一系列心理学实验证据证伪了理性经济人赖以生存的两大基石——偏好的完备性和传递性公理，才使得许多经济学家幡然醒悟，转而开始探求理性经济人之外的人性面。在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的成果激励下，许多杰出的青年经济学家开始放下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身架，开始从其他社会科学中汲取营养，特别是认知科学、心理学和社会学，通过大量的跨学科研究，格兰诺维特提出的适度社会人的假说与西蒙的有限理性假说得以融合，以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的个体决策理论为核心，一种新的关于人性假定的经济学理论逐步呈现出来，并极有可能发展成未来新的经济学微观基础。这种新的理论目前被称为“行为经济学”，其独特的研究方法被称为“实验经济学”，其重构的新的经济学微观基础被称为“偏好的微观结构理论”。 虽然目前经济学家们仅仅把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当作经济学的一个新兴分支来对待，但从其理论逻辑以及对其他经济学分支所产生的影响来看，这次思想之旅不同以往。如果说凯恩斯开启了宏观之门，从而彻底改变了经济学的面貌，那么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引领的这次行为经济学浪潮和史密斯等人引领的实验经济学浪潮则通过重构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从而在未来可能再一次彻底改变经济学的面貌。之所以说这一次思想之旅不同以往，关键在于过去经济学理论赖以建立的人性假定在行为和实验经济学这里变成了特例，即理性经济人和理性社会人成为人性假定的两个端点，代表格兰诺维特所说的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的两个极端假说，而行为和实验经济学所建立的新的人性假定则以适度社会化的人为基础，核心是有限理性。这就意味着这种新的人性假定将把人的理智和情感都涵盖进来，从而展示出活生生的真实的人的状态，这是真正意义上摆脱经济学黑板化的关键一步，只有把人性假定建立在这种新的理论之上，经济学才有可能避免无法直面现实的尴尬。 行为和实验经济学所依赖的适度社会化的人或有限理性的人体现了人性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可以概括为人的丰富性和人的多样性，通过偏好的微观结构理论刻画出来。人的丰富性是指人性除了理性之外，还有感性的一面，按照心理学的定义，就是存在情感因素，理智和情感共同构成了一个真实的人性面。情感因素会弱化人的理性程度，从而导致人的理性的局限，也就是有限理性。情感因素不仅取决于人自身认知过程的局限，而且因其社会属性，导致人性不可避免地内生出社会性的一面。理性经济人假说把情感因素排除，只强调人的理智面，相当于把人处理成了机器，这正是经济学黑板化的根源。同样，完全的社会人假定忽略了人作为个体自身的认知过程的差别，从而夸大了社会对于人的行为的作用，同样也降低了经济学解释现实的能力。 进一步看，偏好的微观结构理论把人性看作是理智和情感的一种结构化的安排，理智和情感既相互促进，也相互挤出，从而决定了人的行为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可以定义为异质性，但这种异质性和过去经济学当中的人的异质性完全不同，过去经济学当中人的异质性体现为某种经济行为类别的差异化或者某种社会属性的差异化，并非人性本身的差异化。而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的偏好微观结构理论则强调人性本身的异质性，从而在个体偏好层面就可以处理异质性问题。这种异质性本质上就是社会性的差异，以及社会性和个体自身属性之间的互动关系。 总之，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的理论内核本质上是假定人的适度社会性，也就是有限理性，从而通过一个偏好的微观结构理论来构建新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这种新体系有可能成为未来经济学的主流脉络，但还很不成熟。这种新的理论探索虽然在国内学术界也引起了广泛的兴趣，但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即便国外的经济学界也低估了新理论的冲击，从而并没有给予这种可能的新微观基础重构以足够的重视。本文试图对行为和实验经济学所引发的潜在的新一轮经济学革命进行一个比较详细的讨论，以思想史的方式梳理这次理论重构的方方面面，从而让更多的研究者能够更准确地把握未来经济学可能出现的变化。本文将分三个部分来阐述这次新的理论革命：第一部分从过去的主流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假说出发，说明新的理论革命缘何发生，以及如何发生？第二部分将全面讨论以偏好的微观结构为核心的经济学新微观基础的重构的主要内容；第三部分将展示迄今关于这些新探索的理论逻辑和经验证据。 二、理性经济人的局限与人的社会性的重新引入 自新古典范式建立之后，经济学得以通过最简洁的理论逻辑和模型来分析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并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展示出相对于其他社会科学的比较优势，但新古典范式因理性经济人假说而备受诟病，这个假说建立在自利偏好和偏好的完备性和传递性公理之上，社会成员被同质化为标准的理性经济人，所有的选择问题都被标准化为一个最优化问题，社会开始被剥离开来，作为个体决策的约束条件呈现出来。这就是格兰诺维特所批评的低度社会化。当然，在当时也有很多批评的声音，但这些批评者走向了社会人的极端，从而又陷入到过度社会化的陷阱，所以并未对新古典范式产生有效的冲击。新古典范式成为经济学的主流，就是得益于其极简的逻辑，使得经济学家可以采取类似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式来研究社会经济问题。 （一）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个体决策和社会决策的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首先从个体出发分析个体行为，其逻辑前提是，给定资源稀缺，个体必须进行权衡（决策），这个权衡的过程就是一个最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体是同质化的理性经济人，理性表现为偏好满足至少两个基本公理（即完备性公理和传递性公理）；经济人意味着个体总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也是所谓的自利假说。新古典经济学家通过两个维度构成的四矩阵形式来形成其理论模型。
从表1可以看出，新古典范式首先分析确定性下的静态决策，然后再分析确定性下的动态决策。后来进一步把这种决策模型扩展到不确定性条件下，就有了不确定性下的静态和动态决策。但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决策，其中的当事人是同质的，通过理性经济人来刻画。这个假定在确定性条件下表现为面对两种代表性物品的权衡，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结果。由于偏好的完备性可以确保当事人对所有可能的选择对象都进行评价，无论这种评价是采取基数形式还是序数形式；而偏好的传递性则可以确保两种代表性物品的权衡可以扩展到N种物品，这就能够保证当事人对不同物品之间的偏好是有序的。这样，只要可比且有序，那么当事人总是能够找到对自己最有利的结果。 不过，生活中并不总是面对确定事件，实际上，不确定事件才是常态，比如，明天的天气如何变化很难确定预测。在不确定条件下，只要每个事件发生的概率是可以估计的，那么通过事件的可能结果及其可能发生的概率分布，就可以构造出一张彩票（也就是赌局）。这样我们仅仅通过简单彩票就可以把确定问题转化为不确定问题。按照奈特对不确定和风险的区分，新古典范式中的不确定下的决策实际上就是风险决策。前面确定条件下的消费者选择的理论逻辑同样适用于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现在当事人不是对具体的物品集进行权衡，而是对彩票进行权衡。包含概率的效用函数就被称为预期效用函数。这样，新古典范式就成功地把当事人的权衡从确定性条件推广到不确定性条件。 进一步，新古典范式引入了时间因素，即代表性当事人的选择不仅是在当期做出的，也可能是在不同时期做出的，这被称作跨期决策。跨期决策和当期决策的最大差别在于时间，时间具有货币价值，因而时间因素的处理就成为跨期选择的关键。新古典经济学用贴现率来表达时间因素，这个贴现率从当期往下一期看就是利率，从下一期往当期看就是贴现率，由于决策都是在当期做出的，所以跨期问题就转化为贴现问题。同样的道理，理性经济人的诸多假定在引入时间后得以保留。假定跨期决策涉及多期，那么新古典经济学假定代表性当事人在任何多期中对任一两期的偏好序保持不变，这个被称为偏好的时间一致性假定。 由于偏好本身无法观察和测度，所以新古典经济学家又引入了显示偏好假说，即个体在主观上的偏好序和在客观上的选择行为应保持一致，从而前者可以通过后者来推断。新古典经济学家坚持主观价值论，但这一主观价值因显示偏好假说而具备了客观基础。为何需要走出这一步？因为新古典经济的偏好和效用看似主观概念，其实没有心理学基础，这一点可以从经济思想史中推断出来。因为这些假定没有任何的心理学基础，也不是任何的心理现象，从而能够作为公理化假定而无需证伪。 在进行个体分析时，新古典范式首先不考虑社会，而是把社会作为约束条件，来构造个体的决策模型。如果要把个体行为推广到整个社会的行为，其实也很简单，因为假定人是同质的，那么只要对个体选择结果进行简单加总，就可以形成总体的结果，这就是社会选择的结果。对个体选择结果的加总本质上就是对个体偏好的加总，个体偏好加总形成社会的偏好。社会有了偏好，就可以像个体理性经济人一样进行决策，从而社会选择就转化为个体选择。这就使得个体行为和社会行为之间保持了内在的一致性。只要满足社会的偏好的加总原则，个体的偏好总是能够加总成社会的偏好，如此这般，个体的效用函数和社会福利函数之间就具有逻辑上的连贯性和一致性。但是，这种简单加总让一些经济学家产生了异议，阿罗不可能定理认为，如果一个社会决策机制满足前面三条加总原则，那么这个社会必然是一个独裁统治。也就是说，社会的偏好就是单个人的偏好。 因此，在新古典范式中，无论是个体行为还是社会行为，都表现出理性经济人的本质，从而“社会的偏好”并不意味着人的社会性处理，而仅仅是个体加总结果的一种表达。这种社会的偏好和后来行为和实验经济学所发现的“社会偏好”存在本质不同。也正是因为这种差别，才导致了行为和实验经济学有可能重构经济学的微观基础。 （二）对新古典理性经济人假说的证伪与人的社会性的提出 新古典范式虽然逐步成为经济学的主流，但对其批评也与日俱增。先是凯恩斯指出，在跨期选择时，人们不可能对未来有足够的预期；并且在企业和家庭决策中，“动物本能”会引发投资冲动，社会影响会导致“选美竞赛”，这些都和新古典理性经济人不符。凡勃伦则强调社会因素对消费决策的影响，并提出了“炫耀性消费”的说法。凯恩斯和凡勃伦等人的这些思想其实就是针对理性经济人而言，其核心在于，社会成员并非那么理性，并且社会因素并非仅仅作为约束条件影响着人们的决策。到后来，西蒙明确建立了以有限理性为内核的决策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涵盖凯恩斯和凡勃伦等人的相关说法。所谓“有限理性，即与我们对人类实际中的选择行为的认知相一致的理性，则假定决策者必须通过搜寻才能获得选择的可行办法，对行动所能产生的结果的知识很不完备且不准确，并采取期望中的满意的行动（在满足约束的条件下达到目标）”。在西蒙看来，个人的理性不仅受到知识的局限，而且还受到个人和社会关系的局限。在有限理性条件下，即便当事人想满足自利偏好，也难以企及，这就是西蒙所讲的“满意原则”，而非最优原则。 不过，虽然凯恩斯、凡勃伦和西蒙等人抓住了新古典范式的关键弱点，但并没有在微观基础的重构上迈出实质性的脚步。直到20世纪70年代开始，两个心理学家卡尼曼和特维斯基从认知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的视角系统地研究了人的实际决策和判断行为，才真正让经济学家开始感受到一场潜在的经济学革命可能要到来。卡尼曼等人发现，当事人在实际决策和判断时会出现多种认知偏见，这些偏见会导致当事人不那么理性，并深受社会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在1979年发表的论文中，全面反驳了新古典预期效用理论的建构基础，并提出了价值函数的定义，以此来替代新古典预期效用函数。这一成果标志着经济学的微观基础的重构已箭在弦上。 卡尼曼和特维斯基构建的价值函数（value function）明确把人的选择和判断根植于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这就摆脱了新古典理性经济人缺乏一个心理学基础做支撑的不足。卡尼曼和特维斯基认为，真实的人在决策时总是采用“启发式”（heuristics），受到框架效应等的影响，因而不可能满足偏好的两大公理，当然理性假说也就不成立。同时，当事人评价决策结果时，是采取相对损益法，而不是新古典范式中的绝对损益法。由于相对损益的计算依赖参考点的选择，而参考点取决于社会因素，也就是社会比较。这就意味着个体决策必然带有某种社会性，这点和新古典范式完全不同。针对新古典范式的不确定性处理，卡尼曼和特维斯基认为，当事人的主观概率认识可能与实际的概率分布不一致，而当事人的决策恰恰是基于其主观概率分布做出的，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称之为“权重函数”。比如，当事人总是出现高估小概率事件和低估大概率事件的偏见。 和凯恩斯、凡勃伦和西蒙等人仅仅停留在思想层面不同，卡尼曼和特维斯基是直接在技术层面打击新古典范式，并且把打击的对象放在新古典范式赖以生存的微观基础之上，从而就真正动摇了新古典范式。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的理论提出之后的三十余年，不仅引发了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的兴起，而且还导致经济学各个分支都面临可能的变革。巴比里斯（Barberis）系统地阐述了前景理论创立三十多年对经济学研究产生的影响，以及这一理论在经济学各分支领域的应用状况。 在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的引领下，许多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证伪新古典范式的理性经济人假定，迄今发现了二十种代表性的反常现象，这些反常现象都无法通过新古典范式加以解释。比如，偏好反转，这一异象证伪了偏好的传递性公理；现状偏见，体现为禀赋效应或损失厌恶，同样违背了偏好的传递性公理；“体验效用”，这种效用是指决策时所主观感受到的幸福和痛苦，新古典范式不承认这种效用存在，是因为其缺乏心理学的支撑；合作悖论，即和新古典范式的预测不同，人们通常自觉选择合作，这是因为人除了自利偏好，还有社会偏好，如互惠、利他、公平等等；跨期选择异象，即真实的人在进行跨期选择时存在明显的偏好时间不一致现象，真实的人的时间偏好可能表现为双曲型；心理账户假说，即不同来源的收入具有不同的边际消费倾向，这意味着新古典的消费理论是有很大缺陷的。 这些反常现象的发现有效地证伪了新古典范式的理性经济人假说，从而为构建新的微观基础提供了可能。卡尼曼将新的决策模型精炼为双系统认知模型，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到，个体具有理性的一面，这点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并没有否认。但除了理性之外，个体还有情感的一面，这是人与生俱来的社会性所致。社会先于个体存在，个体不可能无视社会因素在自身决策和判断中所起的作用。新古典范式完全撇开人的社会性，就不可避免地走入了歧途。而如果无视个体的理性层面，也同样夸大了社会的作用，从而走入个体从属于社会的怪圈。总之，个体是理智和情感兼顾的复杂生命体，其决策和判断可以理性地做出，但也可能非理性地做出；个体并不完全自利，而是可能具有某种“亲社会性（prosocial behavior）”，后来的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家把这种复杂的偏好定义为“社会偏好”（social preferences）。注意，这一社会偏好和阿罗等人定义的社会偏好具有本质的区别。后者只能称作为社会的偏好，其中个体并不具有社会性，所以个体层面不存在社会偏好的属性。 三、个体的社会性与社会偏好的发现 在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等人的研究激励下，一些经济学家开始从全新的个体决策理论视角研究社会经济问题，逐步形成了微观领域的社会偏好理论，并基于这一理论，构建了以有限理性为内核的新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这套体系目前被称作行为经济学，其特有的研究方法被称为实验经济学。虽然迄今经济学界还把这个新的理论体系当作经济学普通的一个新兴分支来对待，但其对经济学的影响，已远非普通的经济学分支所能比拟。可以说，行为和实验经济学正悄悄地逐步改写过去的经济学，而且很可能引发一次全新的经济学理论变革。 对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的革命性作用的判断并不为过，究其原因在于，社会偏好理论不仅能够处理人的认知的局限，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处理社会性。过去经济学面临社会化不足和过度社会化的困扰，但这些问题在社会偏好理论中将迎刃而解。社会化是一个看似存在、但被新古典范式一直所忽略的关键。人身处社会当中，总是会和他人互动，从而受到他人影响。这种影响并非外在的约束条件所能刻画，而是根植于人的内心，深刻地作用于人的行为。心理学迄今为止的大量研究发现，人虽然未必完全从属于社会，但几乎所有的行为都深深地打上社会的烙印。经济学家不可能对此视而不见，如果忽略了人身上的社会性，就等于闭门造车。 当然，新古典范式并非完全忽视社会性这个问题，只不过因理性经济人的极简假设，导致了新古典经济学在处理社会互动时，找不到有效的理论和方法。外部性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算是新古典范式对待社会性的一种态度，但这种理论只是把社会性当作是人的外在的因素，并非内在的因素。博弈论进一步把社会互动模型化了，但和外部性理论一样，只不过多了一个策略互动而已，并没有揭示人的内在的社会性，因而也没有脱离新古典的范畴。事实上，新古典范式的坚定拥趸贝克尔自己早已认识社会性的重要，并试图在新古典范式中构建一个社会互动模型。但很可惜贝克尔的这种努力并没有达到其研究意图。 卡尼曼和特维斯基主要从认知心理学来探讨有限理性和人的社会性，并没有更多地涉及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在经济学中，对于个体社会性的有效处理是由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家来完成的。古斯等人设计了一种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UG）进行实验研究，这种博弈实验包含两个参与人，一个扮演提议者，另一个扮演响应者；实验前赋予提议者一定数量的禀赋，响应者没有初始禀赋；实验开始时，提议者针对自己手中的初始禀赋做出一个分配方案，这个分配方案完全由提议者自主做出，和响应者没有任何关系，提议者可以分配任何数量的初始禀赋给响应者，也可以不分配、自己独享；响应者在博弈中是被动的，可以选择接受，也选择拒绝；响应者做出回应后，博弈结束。这个最后通牒博弈的设计非常巧妙，按照新古典范式的理性经济人假说，博弈的纳什均衡解就是：只要提议者分配给响应者任何非负数量的初始禀赋，响应者都会接受。因为对响应者来说，有总比没有好，这符合理性经济人的行为。因此，提议者会分配最少数量的初始禀赋给响应者，而响应者会接受这一分配方案。但古斯等人的实验结果表明，提议者提议的初始禀赋分配比例均值在0.33—0.37，而响应者的拒绝率均值在0.10—0.25。这一实验结果意味着参与实验的被试并没有呈现出新古典范式所预测的那样，即被试并不是理性经济人！古斯等人的实验结果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卡尼曼等人在其基础上加以改进，福希尔等人对卡尼曼等人的改进版进一步精炼，构造了一种独裁者博弈（Dictator Games，DG），和最后通牒博弈相比，独裁者博弈取消了回应者拒绝的权利。也就是说，无论作为独裁者的提议者提出什么分配方案，响应者都得接受。从理性经济人假说来预测，提议者应该不分配给响应者任何禀赋。但实验结果再一次证伪了新古典范式，提议者提议的分配比例均值在20%左右。 古斯等人的最后通牒博弈研究以及福希尔等人的独裁者博弈研究是非常振奋人心的。和卡尼曼与特维斯基的早期研究不同，博弈实验是在一个正统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框架内完成的，并且实验具有可重复性。后续的研究通过引入不同文化群体的被试、不同人口特征的被试以及对相关的实验细节进行调适和改进，相关的实验结果都表现出反新古典范式的特征，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如凯莫勒总结道：“最后通牒出价的中位数通常出现在40%—50%的水平，而平均数出现在30%—40%的水平。40%—50%的出价水平很少被拒绝，而低于20%左右的出价水平有一半被拒绝。”独裁者博弈实验的多次复制结果同样显示出相当的稳健性，约30%的被试作为独裁者的提议者分配给了回应者可观的支付。这些同类型实验的重复实验结果所表现出的高度稳健性说明，处于实验情景中的被试行为具有相应的强稳健性，这就引发了研究者的好奇心，为何提议者会分配给回应者可观的禀赋份额？为何最后通牒博弈中响应者会拒绝一定比例的禀赋份额？ 很显然，最后通牒博弈和独裁者博弈的实验结果违背了新古典范式的理论预测，被试的行为没有按照理性经济人行事。这是标准的理论反常现象，后续实验尽管控制了各种非偏好因素，但这种反常现象依然存在。这就使得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家不得不寻求新的理论解释，回到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的认知心理学框架，这种反常现象可以看作是某种认知偏见所致。所谓认知偏见，是相对于完美认知而言的，对完美认知产生了偏离，实际上就是有限理性。有限理性是对完美理性的偏离，并非纯粹的非理性。有限理性仍然是理性，是不过理性存在相应的局限。而这种认知局限的存在未必是坏事，就好比直觉未必比深思熟虑来得效果差，很多时候直觉的决策效果可能更好。 知识的不足很容易得到认可。但理性的局限绝非仅此而已。更为重要的是，人自身所具有的社会性导致了情感因素，而情感恰恰是阻碍人的理性趋向完美的关键。通常我们说感情用事，就代表了冲动、不理智、不冷静，但我们无法消除感情因素，正是因为我们并非孤立的个体，而是具有社会性的个体。这种社会性趋势人们在决策和判断时，不得不考虑他人的境况，把他人作为参照，甚至将心比心，从而做出西蒙所讲的满意原则，而非理性经济人所能做的最优化。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家认识到这种社会性的关键作用，从而将其提升为偏好层次来处理，把其称为“社会偏好（social preferences）”或“涉他偏好（other-regarding preferences）”。这种社会偏好和理性经济人的自利偏好和社会的偏好完全不同。这种社会偏好来自人与生俱来的社会属性，受到这种社会属性的驱使，形成了认知层面的情感机制，从而和理性共同组成了卡尼曼所说的认知双系统。新古典范式抓住了人的理性面，忽略了人的情感面，把人机械化，自然就陷入了黑板经济学的泥沼。 最后通牒博弈和独裁者博弈的情感因素体现在哪些地方？假如被试是理性经济人，提议者在最后通牒博弈中就会分配给回应者最小金额的禀赋；在独裁者博弈中不会分配给回应者禀赋；而回应者在最后通牒博弈中不会拒绝任何正的数额的禀赋。但重复的实验结果表明，提议者无论在最后通牒博弈还是在独裁者博弈中，都分配给回应者可观的禀赋，多的时候接近一半，少的时候也在30%左右，而回应者在低于20%的分配额时会选择拒绝。这完全违背了理性经济人假定，说明提议者和回应者都不是纯粹的理性和自利，而是考虑到了对手的境况。分配方案是关键，为何提议者会给回应者接近半数的禀赋？为何回应者会拒绝低于20%的禀赋？因为无论回应者是否具有拒绝的权利，假如提议者分配给其比例太低，回应者都会觉得不公平，因而选择拒绝。而对提议者来说，同样会认为如果分配给回应者的比例太低，显得不公平。这种公平的考虑就是情感，是基于社会的考量。正是因为一个人身处社会当中，在偏好中就体现出了社会性，从而在决策和判断时会受到这一社会偏好的驱使。公平偏好就是一种社会偏好。理性经济人假定由于抛弃了人的社会性，就看不到公平等情感因素对人的行为之作用。 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家在古斯等人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人的社会性的理论解释： 1.心理博弈的解释。以理性经济人为基础的博弈论很难解释古斯等人的实验结果，迦南科普罗斯等人认为，博弈中的参与人不仅选择行动，还选择信念，信念取决于情感，因而博弈的均衡既是策略均衡，又是情感均衡（心理均衡）。古斯等人的实验结果表明，提议者和响应者都是基于某种情感的信念才选择某个偏离新古典范式预测的分配方案。 2.公平博弈。以理性经济人为基础的博弈论强调参与人根据支付来选择最优策略，但按照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的价值函数，真实的人的决策是依据相对损益，而不是绝对支付。相对损益的计算就涉及到参照点，这是一个社会因素。在古斯等人的最后通牒博弈中，如果提议者分配给回应者太少禀赋，回应者会根据提议者的禀赋所得来参照计算自己的相对损益，就会选择拒绝。而提议者同样会从响应者的参照点出发来计算相对损益，如果自己所得太多，就会出现对不公平的厌恶。在博弈论中引入参与人的公平信念，所得的博弈均衡就是公平均衡。博弈中参与人对公平的偏好是一种公平感的体现，这种偏好也可视为一种不平等厌恶偏好。无论是公平偏好还是不平等厌恶偏好，都强调参与人受社会性的驱使而采取较为公平的分配方案，这就可以有效解释最后通牒博弈和独裁者博弈的实验结果。 3.互惠博弈。对理性经济人来说，在交易过程中只有利益的计算，没有情感的考虑。但真实的人在交易中会有各种各样的情感的表现。通常的一种表现就是互惠，即你对别人好，别人也会对你好，所谓投桃报李。这种相互的回报未必对称，也不是出于当事人精打细算的结果，而仅仅是出于一种友好。通常说的互利互惠本质上是理性经济人的行为，而不包含互利的互惠才是社会性的体现。两者的差别在于利益的对等程度，对纯互惠而言，就是一种情感偏好，无需精确的成本收益计算，双方的利益自然也就可以不对等。互惠偏好同样构成了一种重要的社会偏好。 4.利他行为。贝克尔坚称，利他行为只不过是个体效用最大化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这种理性经济人的解释违背了利他行为的本质。在慈善捐赠中，捐赠者并不完全考虑自身的利益是否能通过捐赠行为得到改进；同样，在各种救助活动和志愿者活动中，参与人在实施利他行为时也未必经过成本收益的计算。在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家看来，利他行为纯粹就是利他偏好所致，这也是一种社会偏好，和其他社会偏好类似，来自人自身的社会性。 5.礼物交换博弈。社会互动还表现出某种礼物交换特征，这是互惠偏好的一种。比如，在企业中，一些企业会自愿支付给雇员高于市场均衡工资水平的工资，这种工资就是“效率工资”。效率工资相当于雇主给雇员的礼物，以激励雇员更努力地工作。 6.公共品博弈。新古典范式预测，在公共领域，由于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个人缺乏自愿供给公共品的激励，会选择免费乘车，因而总是表现出公共品供给不足。但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在公共品博弈实验中，个体自愿供给公共品不仅是常态的，而且供给的努力还不低；免费乘车现象也不普遍。公共品博弈中个体自愿供给的普遍化同样违反了理性经济人假定。 7.信任。在新古典范式中，信任只能通过重复博弈产生，但真实的社会中，即便陌生人交往也会产生一定的信任水平，并非完全不信任。信任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来自社会成员自身的社会偏好，而不是来自反复的成本收益计算。 8.社会比较和认同。理性经济人仅仅计算自身的得失，但凯恩斯的选美竞赛假说、凡勃伦的炫耀性消费假说都强调，个体基于他人的选择行为来做出自身的选择行为，或者说个体的行为只不过是做给他人看的。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的价值函数中引入参照点，就是指当事人在计算相对损益时会参照其他社会成员的得失水平，也就是说，社会成员始终会进行社会比较，通过比较做出决策和判断。社会比较是一种情感表达，通过比较，社会成员可能会排斥他人，也可能认同他人。社会比较和认同体现了个体作为社会的成员而存在的特质，也就是寻求群体归属感。 综上所述，行为和实验经济学通过大量的博弈实验表明，理性经济人假说不符合真实的人的本质。真实的人身处社会当中，与身俱来带有某种社会属性，这种社会属性体现在人的偏好上，表现为社会偏好，如互惠、公平、利他等等。这些偏好是人的情感的体现，和理性一起共同构成复杂的偏好体系，从而决定了人的行为的复杂性。因此，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人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而这又决定了社会的复杂性。 四、重构新的微观基础——社会偏好与偏好的微观结构 （一）社会偏好的内涵界定 社会偏好的发现意味着人的社会性得以恰当的方式进入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当中，使得经济学家有可能避免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的缺陷，从而可以有效刻画一个适度社会化的真实的人的性质。从这个角度讲，社会偏好理论对新古典范式是致命的打击，因为如果要承认个体存在社会偏好，就必须承认人与生俱来的社会属性，而这恰恰是新古典范式所回避的。贝克尔通过社会互动建模对新古典范式的拯救并不成功，因为他无法找到具有社会化的人的行为的偏好基础。不过由于社会偏好一词容易和阿罗等人定义的社会的偏好相混淆，所以一些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家又把公平、互惠和利他等偏好定义为“涉他偏好”（other-regarding preferences）（如亨里奇等、库珀和卡格尔）或“相互依存偏好”（interdependent preferences）（如索贝尔）。如前所述，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笔下的社会偏好代表人的情感部分，是和新古典范式中的理性部分相对应的，按照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的认知双系统模型，理性和情感共同构成了人的完整的偏好结构。而阿罗等人定义的社会的偏好是理性经济人个体加总成社会总体的偏好，依然是理性经济人的偏好，并不具有社会属性，因而只能称之为社会的偏好。 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家经过三十余年的努力，在社会偏好理论这个问题上基本达成了共识。根据美国明德学院（Middlebury College）经济系的卡本特教授（Jeffrey P. Carpenter）专门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撰写的“社会偏好”词条，社会偏好可以定义如下：“如果（个体）除了关注自身的支付外，还同时关注着其他相关的参照当事人的支付，那么该个体就具有社会偏好”；他还给出了一个扩展定义，“如果（个体）除了关注自身的支付外，还同时关注着其他相关的参照当事人的支付以及导致这些支付的意图，那么该个体就具有社会偏好”。这两个定义有何区别呢？在基本定义中，个体关心自己的支付水平和作为参照点的相关当事人的支付水平，这是一个相对损益的概念，隐含着公平动机，不平等厌恶偏好符合该定义；利他主义也符合该定义。但这个基本定义有一个问题，它没有考虑“意图”，如果形成相对支付差的意图是来自善意，那么个体可能会认同；如果这一相对支付差来自恶意，那么个体可能会拒绝。也就是说，相同的相对支付差，如果意图不同，当事人可能会采取不同的行为。这其实是互惠的概念。互惠和不平等厌恶以及利他之区别在于，互惠必须考虑相关参与人的意图，这种意图的互动给博弈带来了复杂性，但也正是这意图的互动才是社会互动的真实写照！ 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具有社会偏好的个体不仅具有自利偏好，而且具有互惠、公平和利他等社会偏好。也就是说，社会偏好理论不仅不排斥理性自利偏好，恰恰相反，前者对后者是包容的。新古典范式的理性自利偏好可以看作是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的社会偏好理论的一个特例，即当一个人的社会属性完全摒弃之后，就剩下理性自利偏好了。而随着个体社会属性的增加，个体的社会偏好逐步得到强化，并和理性自利偏好一起共同构成个体完整的偏好。这是因为一方面社会先于个体而存在，个体自带社会属性；同时社会又是由个体链接而成，个体有其自身的属性，这正是适度社会化的含义。因此，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的社会偏好理论与格兰诺维特的适度社会化的理论是内在关联的。 迄今为止，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家通过大量的实验室和实地实验研究，发现了多种社会偏好，主要可以归为四类：利他偏好、不平等厌恶偏好、互惠偏好和认同偏好。 1.利他偏好。这种偏好特指社会中个体会自发地对他人施加某种有利于他人的行为，但同时并不会精确计算施加这种行为的成本和收益。比如，救死扶伤、做好人好事、父母对子女的爱等都是利他偏好的体现。只有当个体具有社会属性时，利他偏好才会被激发。如果是一个完全没有社会性的个体，是不可能存在利他偏好的。也正因为如此，贝克尔（2015）在新古典范式中分析利他行为时，只能把这种行为当作一个个体对另一个个体的转移支付来处理。但究竟这个个体为何会做出这种转移支付？贝克尔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因为如果非得把利他行为看作是行为人的效用改善，未免有点牵强附会。救死扶伤时，施加利他行为的人多半没有去考虑自己的得失，而只不过是一种本能行为，所谓本能，就是卡尼曼的快系统决策，也就是情感决策。 2.互惠偏好。这种偏好是指社会中不同的个体相互交往，其中一些个体会对另一些个体施加善意，而对方会回报善意，至于这善意是否带来多少得失，行为人并没有进行精确计算。这一点和通常的互利互惠有明确的区分。在博弈论中，有一个能够达成非合作博弈的合作解的稳定策略，那就是针锋相对，这种策略是说，假如一个人和另一个人进行重复博弈，一开始采取合作策略，在某一期一个人如果选择背叛，那么另一个人就在此后各期一直选择背叛。理性经济人能够预见到这种后果，从而会一直选择合作。而真实的人的行为并非如此。在长期交往当中，人们往往会遭遇反复被人背叛的经历，也往往会选择原谅背叛者。另外，真实的个体即便在非重复博弈中也会选择施加善意，并非总去做一锤子买卖。理性经济人的行为轨迹几乎和现实中的人的行为轨迹相悖，而行为和实验经济学中的互惠偏好则可以避免这种问题。按照互惠偏好，个体不管对方是否背叛，也有可能选择施加善意。如果选择了以德报怨，就称之为“弱互惠”；如果选择以直报怨，即对方背叛，己方就不再施加善意，就称为“强互惠”。这两种互惠偏好都可能存在于社会成员身上，并且都和理性经济人相悖。 3.公平偏好或不平等厌恶偏好。对新古典经济学而言，个体决策只讲效率，公平需要从社会角度加以解决。但最后通牒博弈和独裁者博弈等实验结果表明，新古典范式的预言再次错了。在社会交往过程中，个体往往会考虑到对方的境况，在决策时做出有利于对方的结果。这是因为个体自身具有某种公平诉求，或者对不公平的厌恶，这种偏好同样是人的社会性的体现。所谓公平，是在与他人相较过程中才体现出来的，孤立的个人无所谓公平。而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的价值函数中的参照点恰恰就是社会比较的刻画，假如个体在意的不是绝对损益，而是相对损益，那么自己相对于他人的境况所处的位置就显得非常重要。优势不平等指相较他人而言，自身的位置比较优越，比如收入、地位、权力和声望等比别人高，就是如此；反之就是劣势不平等。身处劣势不平等境况，就会心生抱怨，从而厌恶这种不平等；身处优势不平等就会心生同情，从而会施加某种公平行为。因此，公平并非仅仅体现在社会层面，同时也体现在每个人的内心情感深处。 4.认同偏好。社会认同原本是社会心理学里的术语，强调的是一个社会成员会因自身信念和某个群体信念一致，而选择认同这个群体。认同体现了一种群体归属感，是个体获得某种群体标签的途径，也是个体在社会中拥有某种社会身份的方式。在经济学中，阿克洛夫等人引入了这个概念，用来理解社会经济现象。对理性经济人而言，由于是孤立的个体，不存在群体归属感，也就无需认同。但对于真实的人来说，带有众多社会属性，只有寻求某种社会认同，才有可能让其行为的意义完整。社会属性的维度有很多，比如人口学特征、制度因素等。某一个群体的人会接纳和自己类似的成员，但会排斥和自己有差异的成员，从而导致社会分隔。一个个体可以有多个社会属性，从而会认同多个群体。所谓人以群分，其实包含了认同的说法。从本质上说，认同既是一种社会行为，也是一种社会偏好。因为一个群体中的成员受到认同偏好的激发，会高估群体内的关系价值，低估群体外的关系价值。这种分群偏见就是偏好的体现。 （二）偏好的微观结构——重塑新微观基础的关键 社会偏好的发现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个体偏好层面不再是单一的自利偏好，而是一个包含社会偏好和自利偏好的复杂结构，这一结构可以通过图2展示出来。
如图2所示，具有适度社会性的个体的偏好呈现出一种新的微观结构的特征，这种偏好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新古典范式中的理性自利偏好；二是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发现的社会偏好。两种偏好是个体偏好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共同作用于个体，从而决定个体的社会行为。由于个体的偏好的微观结构具有复杂性的特点，导致个体的行为呈现出复杂多变的特征，体现为人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这恰恰是社会中芸芸众生的真实写照。也就是说，行为和实验经济学通过发现社会偏好，得以建构一种新的偏好理论，这种理论可称之为偏好的微观结构理论，通过这种理论，经济学才有可能真正有效解释复杂的真实的人之行为和社会变化。 人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可以通过异质性展现出来。周业安等依据费奇巴奇尔等人对于被试的划分标准，把全部参与者划分为四种类型：搭便车者、条件性合作者、倒U型合作者和其他类型，如图3所示。通过公共品博弈实验发现，被试的确呈现出异质性，并且代表理性经济人假说的搭便车者所占比例只有22.9%，远低于其他亲社会偏好的个体。这也就是说，在整个被试池中，理性经济人只不过是少数，不同类型的亲社会的个体才是多数。这恰恰和新古典范式的假定相悖。
偏好的微观结构理论与卡尼曼所讲的认知双系统模型一致，理性自利偏好代表了慢系统，而社会偏好代表了快系统，这就意味着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和过去的经济学完全不同，过去的经济学虽然有效用理论，但这个效用理论没有任何的科学基础和依据。偏好的微观结构理论可以获得认知科学和社会心理学的支撑，这些学科为个体决策与判断以及社会行为提供了大量的科学证据，而这些证据恰恰有效地支持了行为人假说，证伪了理性经济人假说。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家通过偏好的微观结构理论可以构造一种新的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这基础不同于过去新古典范式的理性经济人假说，而是针对适度社会化的人做出的行为人假说，行为人不仅具有理性自利的一面，还有情感的一面。在行为人假说的纲领中，理性经济人退化为一个特例，即没有任何社会化的个体，或者低度社会化的个体。同样，完全社会化的社会人假说也退化为一个特例。行为人假说可以涵盖目前有关人性的假设的不同观点，这正是其可贵之处，也是其未来值得期待的地方。 当然，仅仅给出一个微观结构的描述是不够的。两种类型的偏好如何共存？偏好的微观结构理论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可以表现为挤入，也可以表现为挤出。所谓挤入，就是一种偏好的存在可能会激发另一种偏好，从而产生良性的互动。比如在慈善捐赠中，常常可以通过某种社会责任评价来提高捐赠者的知名度和社会地位，从而改进捐赠者的效用。捐赠者受理性自利偏好的驱使，会有激励从事能够带来名利的慈善捐赠活动；同时，捐赠者从捐赠行为中获得了情感满足，比如某种社会认同，这反过来会进一步强化其捐赠行为。这种社会认同是因为捐赠者的理性自利偏好所激发，从而形成了挤入效应。挤出效应则表现为一种偏好的激发会弱化另一种偏好的作用。同样在慈善捐赠中，激励机制的设计非常关键，当一家慈善机构透明度不高，捐赠者不了解善款的使用情况，甚至暴露出慈善机构的腐败现象，那么这种理性自利偏好就会挤出捐赠者的社会偏好，进而降低社会资本水平。个体理性自利偏好的强化同样会挤出自身的社会偏好。还是以慈善捐赠为例，如果一个组织中慈善捐赠时领导者先行，那么领导者的捐赠额很可能会成为参照点，对理性自利动机强的人来说，就会以此为参照点来决定其捐赠水平，这就意味着原本是利他的行为变成了讨好领导的行为，这是典型的社会偏好被理性自利偏好挤出的现象。 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家已经通过相应的实验设计来揭示了这种偏好微观结构层面的互动现象，这种互动现象可以看作是个体的动机挤入或者挤出。例如，伊林巴奇和斯利卡设计了两种报酬机制的实验，一种是固定工资；一种是包含了绩效工资的报酬支付。实验结果表明，固定工资制下被试的平均努力水平为9.15，而包含了绩效工资的报酬支付制度下被试的平均努力水平为6.2。也就是说，引入绩效工资之后，被试的努力水平显著下降了。原因在于绩效工资强化了被试的理性自利偏好，这就挤出了其社会偏好，反而不利于激励效率的提升。这个实验结果其实和效率工资假说类似，其含义是说，假如严格按照新古典范式的理性经济人假说设计激励计划，未必能够达到最优，参与人的社会偏好被挤出，对其激励可能是负面的。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家还进一步研究了不确定性条件下偏好的微观结构的关系，结果发现某种类型的社会偏好的确和理性自利偏好相关，并表现出某种互动关系。比如卡尔森等人发现，个体不平等厌恶偏好与风险厌恶偏好正相关，而风险厌恶偏好正是理性经济人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偏好体现。艾克尔和威尔森发现，风险偏好与互惠偏好显著相关。周业安等更详细地研究了多种社会偏好与理性自利偏好的关系，实验结果发现，风险偏好不仅和利他偏好、互惠偏好以及不平等厌恶偏好相关，而且一些实验数据表明，风险偏好的作用被相关的社会偏好挤出了。 五、结论 经济学分析人的行为，必须正视社会性这一关键问题。社会先于个体存在，个体身处社会中，又有自身的个性。过去的经济学走入了低度社会化或过度社会化两个极端，导致经济学的理论无法有效解释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秉承适度社会化的理念，通过实验室实验和实地实验研究，发现了人的亲社会行为的大量证据，并且通过实验数据提炼出一种可以建构适度社会化的人性的理论，这就是社会偏好理论。具有社会偏好的个体不再是新古典范式中的理性经济人，而是具有适度社会化的行为人。 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家所强调的社会偏好不同于过去经济学当中所讲的社会的偏好。后者仅仅是指个体的简单加总，依旧是一种理性经济人的偏好。而行为和实验经济学中的社会偏好则是指人与生俱来的社会性在偏好层面的体现，包括利他、互惠、不平等厌恶以及认同四大类别。所谓利他偏好，就是指个体单方面对他人施加有利行为而不计损益；所谓互惠偏好，就是社会交往中个体对他人施加友善行为，他人或者同样报之以善意，或者不回报善意；所谓不平等厌恶偏好，也叫公平偏好，就是个体在社会交往中厌恶不平等的分配结果，而喜好公平的分配结果；所谓认同偏好，就是指个体会根据自身的某种社会属性来寻求群体的归属感，具有组内偏见。 社会偏好的发现和相关理论的建立大大丰富了经济学对人性的看法。在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家看来，行为人假说足以替代过去新古典范式赖以生存的理性经济人假说，行为人假说从适度社会化的个体行为出发，认为个体的偏好是由理性自利偏好和社会偏好组成的一个微观结构，两种类型的偏好会有一个互动过程，可能挤入，也可能挤出。两种类型的偏好互动决定了人的复杂社会行为。如果理性自利偏好占优，那么个体会表现出更为自利；如果社会偏好占优，个体会表现出更为亲社会特征。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家通过反复的最后通牒博弈、独裁者博弈、公共品博弈、信任博弈等的实验研究发现，这种偏好的微观结构以及各种类型的社会偏好不仅普遍存在，而且非常稳定。可以说，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偏好的微观结构理论正在改造经济学的各个分支，并很有可能重建经济学的新的微观基础。 注释：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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