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员工、智慧人与“助推” ——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启示 公众微信号zhq540605 经济学诺奖得主塞勒教授致力开拓的行为经济学，据称颠覆了百年来学界苦心孤诣营造起来的公理系统，推翻了“经济人”假设；按照塞勒教授有关心理学上的现实假设的内在逻辑，新的诠释范式只能是智慧人。这种新范式不仅可以纳入经济决策分析，反过来也可以像“经济人”假设在管理领域过去约定俗成一样，对企业管理的创新产生深远影响。至少在实施人力资源管理时，我们必须在“助推”中针对智慧人的有限理性守正出新。 与经济人相对的只能是智慧人 塞勒教授告诉我们，人们眼下被说成“新常态”的的行为，其实是过去数百万年智人在生存进化中铸就，尤其是近一万年来定居农耕文明所塑造的常人的本性行为。这种“返祖”当然不是倒退，而是一种升华，即将生物学分类的智人扬弃为社会意义的智慧人。对智慧人理念的确认不仅是对经济人假设的颠覆，更是在为即将到来的智能时代的奠基；不仅是经济学的替代性假说，也是管理领域在新时代顺利转型的前瞻性课题。 需要指出的是，智人与智慧人之智，指的是一种潜能。无论在不同时代还是同一时代不同部分或者个体之间，表现出来的水平有不同。即使在当代，智慧也不等于聪明；相反可能表现的很蠢。难怪塞勒教授指出：在股市上，不要以为人们同你一样聪明，其实他们和你一样蠢。股市上的聪明，指的是“都想付出少，赚的多”；而蠢则是对没有满足这种效果的实际表现的调侃。而所有这些，都需要通过智慧的运用或者通过智慧的博弈来实现。因为智慧人由两种心理控制，一种希望获得立即满足，另一种是理智地权衡现在与未来。当两者产生冲突又必须二选一时，表现出来的外在结果就有了聪明与蠢的区别。古人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前一个聪明是指智慧潜能，后一个则是指预期选择或者实际运作。 既然塞勒教授颠覆了经济人假设，那么智慧人假设应当是取而代之的最佳选项。因为经济人的行为取决于经济的算计，即聚焦于单个决策的狭隘影响，得到某种“效用最大化”；而不是涉及相关事项的总体效果。塞勒教授的研究表明，人既不完全自利，也不完全自私；人具有一定的“社会偏好”，关注社会公平。比如不期而遇的降雨增加了雨伞的需求，但是借机涨价会被人鄙视。塞勒教授得出的一个经典结论是：只要一起合作的人没有占对方便宜，人们总是倾向于选择合作。人们还会通过合作来产生共赢，甚至会无私地牺牲掉自己的利益来进行慈善捐赠。况且经济人基于利己主义做出相互选择，他们往往所得到的只是总体的次优选择，而“明智的合作者”才会得到最优的收益，这些无疑都属于智慧的表现。 应当承认，智慧人假设并非塞勒教授直接提出来的。在塞勒看来，经济学家思维模式中的人都是头脑冷静、不讲情面、斤斤计较的，他们关心财富超过关心公平；而其他的社会科学家往往认为人们都是“老好先生”。塞勒要做的研究不是去证明哪一种行为占主导地位，作为一种经济学研究情有可原；而形势的发展则需要一种占主导地位人性假设理论与即将到来的智能时代成功对接。实际上，再往前走一步，将两者综合起来就是一种新的范式——智慧人。行为科学乃至管理领域早已发现经济人假设的不足，提出了社会人、自动人、智慧人之说。而智能时代所要完成的由“智人”到“神人（智能人）”的演化，只有智慧人假设能够将两者连接。我们不能因为塞勒教授没有明确提出替代性假说，就止步不前。 有限理性是智慧人的重要特征 一般认为，经济人假设往往是一种理想的、简化的假设，可以将其理解为理性假设。而对经济人假设的颠覆，显示的似乎为理性的有限性。塞勒试图寻找其他更直观、更有效的理论而不可得，就是当时尚没有足够的实证与实验证据来支持人在经济行为中表现出来的这种反常。殊不知这些“反常”或者有限理性正是智慧人的重要特征。面对人与环境的复杂关系；智慧人如果单方面追求个体最大利益，恰恰不能算是理性的表现。 我们至少应该明白，有限理性不是非理性。理性的有限正反映了人的认识的历史局限性的存在。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个别人的认识又是有限的，这个矛盾要在无穷无尽、连绵不断的历史中解决。而塞勒所研究的“反常”行为，则属于横向的有限理性。这除了由于信息孤岛等原因造成的“认知计算能力”的局限，主要的是“心理账户”的存在。当大多数专家把心理账户作为人的非理性进行批判时，却忘了这只是人们的“禀赋”各不相同。你认为属反常，在当事人看来再正常不过。比如B先生付了300美元会费加入了网球俱乐部，虽然肘部受伤，但他却坚持练习，因为他不想浪费这300美元。这就是由其“心理账户”决定的；虽然看起来理性有限，我们却不能说其完全丧失了理性。 塞勒教授的研究表明，人们在进行各个账户的心理运算时，普遍特点是并没有追求理性认知范畴中的“效用最大化”，而是追求情感层面上的“满意最大化”。这有时候看起来很蠢，却不能说那是缺少智慧。相反，按照正常的逻辑采取反常的行动，可能是一种创新，是一种智慧的表现。巴菲特等实战大师就常常不按常理出牌，精神利用人们的从众心理，趁着市场先生癫狂之际，捧着澡盆来接盛“天上掉下来的金雨”。巴菲特戏称，要是没有市场先生的愚蠢发作，我将沦落成沿街乞讨的穷汉！在技术的进步中更是如此：既定规则的颠覆者起初往往被认为是在“搅局”。塞勒也认为，“当传统智慧犯错，推翻它的第一步就是睁大眼看看周遭的世界”。传统智慧的理性有限，并不能拿来作为否定人类智慧本身的理由。 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相对于管理而言，智慧人既有能够自主选择的一面，其有限理性又有需要积极引导的一面。在经验与新变化的反差面前，智慧不等于不犯错误。这除了心理账户的偏好，还因为在智慧人的潜意识中，自己都是英明的。面对跨期选择的考验，智慧人往往会因为“缺乏自制”而失控。我们都知道新年计划总是难以执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会向短期诱惑屈服。在智人生存进化中同样如此，国家博物馆讲解员袁硕，“你若知道人类祖先有多残忍，你就明白人类现在有多孤独”。这当然不是说失控难以避免，而是说管理作为一种服务有多重要。“创客化”就是基于员工是智慧人的假设，但这不是放任或为企业减负。塞勒提醒我们，给人们的选择愈多，便应该提供更多的资源协助人们做出选择。 对有限理性的“助推”当守正 如何对待智慧人的有限理性，是管理领域当今与今后相当一个时期需要正确处理的重要课题，必须沿着以人为本的主旋律守正出新。以人为本就是以人的智慧为本，管理者不要认为你比员工聪明；然而也不要以为“可以像翻书那样‘查’到他们的偏好”，塞勒教授通过实验证据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诱导方法能够改变偏好因素的相对权重，从而产生不同的顺序，正确的价值和偏好通常是在诱导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这种诱导叫做“助推”。 “助推”理论并不神秘，塞勒教授证明，助推力无所不在，只是容易被我们忽略，管理者看似微不足道的取舍也可能会对员工的行为造成很大的影响。“助推”方式也不算复杂，在塞勒教授与人合著的《助推》一书中，对此有最简单的总结：我们要做的就是让人们能够容易地做正确的事情。这也告诉我们，所谓管理创新，不是看你怎么说，而是看你怎样做，即采取切实的措施，并且切实兑现。基本的前提是要对员工有足够的尊重，相信他们有足够的智慧。“助推”不同于此前倍受推崇的“没有任何借口”的理念，那是在把员工设定为“执行人”，甚至是在把员工视为执行机器，需要摒弃。助推思想就不主张采用强制手段，而是改变相应的经济动机与行为使之更加优化，“引而不发，跃如也”。 从媒体对塞勒获得诺奖的报道就可以看出，“助推”有其两面性。有报道的标题为“塞勒让经济学更有人性”；而另有标题则为：塞勒“善用人性的弱点”，颇类似于塞勒所说的“搅烂”，涉嫌恶意助推。对弱点的利用，确有卑鄙还是高尚、消极误导还是积极引导之类的分野。商家广泛利用这些人们思维上的弱点来炒作概念，运营品牌，设立消费陷阱就不足取。这就表明，虽然利用智慧人有限理性这一人性弱点并不为错，但重要的是能够坚持正确的导向，面对多元化的价值观需要守正。反过来说，守正并非总是一本正经，正如好的工具也可以用于邪恶的目的，一些并非光明正大的手段也可以用来完成高尚的工作。当然，这并非不择手段，而是要善于从实际出发，因势利导，以利于员工做正确的事。 在东方文化的语境中有“好事多磨”之说；与此相对的，就是“学坏”很容易，形成事实上的“劣币驱除良币”的逆选择。这表现在企业管理中，就是各种投机取巧的“捷径”更具有诱惑力。因此，在助推中守正，需要在消除逆选择的基础上进行。就单项管理举措而言，管理者或许不会公开“让造谣变得容易，让辨别真假变得困难”；但是从相关的管理举措来看，如果说实话办实事的人吃亏，而对造谣之类的举报迟迟得不到回应，逆选择的出现就在所难免。指出这一点是想说明，根据智慧人未必追求理性认知上的效用最大化，而会追求情感上满意最大化的特点，管理者也不能仅仅满足于单项管理举措的无懈可击，需要相关管理举措的配合与跟进，进行综合治理；否则单项助推再给力，也难免会功归一篑。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