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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Fred Busch 洪娟翻译，龙晓凤校正 本翻译文章，仅供心理学爱好者交流使用，请勿商用，转载请联系本公众号 自我中的结构性改变 我所认为的成功的分析中出现的重大变化，可以从下面的例子中看到。对病人来讲很常见的就是，一旦病人感到足够安全去表达一定程度的强烈情绪时，只要看到分析家在候诊室迎接他们，就能确信他是生气的、或悲伤的、或任何一种可能有助于某个愿望-阻抗的感受。在这些时候，病人会相信他们的感知的正确性，如果分析家错误地试图提出关于这个观察的准确性的问题，它将会被怀疑。经过一段时间的分析后，同样的病人在看到分析家时将有类似的强烈反应。然而，在这个时候，他们将能够考虑某种可能性：他们的观察可能更多与他们自己的感觉有关，即使他们仍然认为观察具有一定程度的外部准确性。 以上可看到精神分析改变过程的核心部分。被分析者以前被某种情感卷入，而现在有能力退后一步并考虑它的意义。这是自我分析过程中的关键一步。有两个重要的变化发生了。第一是对情感有了更好的耐受力，第二是在分析中，把感觉和伴随的想法当作自己的思想的产物，而不是受外部世界刺激而产生出来。出现的这两个变化都是在自我中。一方面，患者看到他或她的情感并不是那么可怕，因此对它们有更大的开放性。用自我的专业术语来说，由于某种感知到自我的危险而启动的对某种情感的阻抗，不再需要被唤起。这不是因为情感本身的强度发生了改变，也不是潜在的无意识幻想改变了。而是，自我发生了改变，因为自我不再感受到危险，而不再需要特定的阻抗。发生的第二个重大变化是，自我开始能够把自己的想法当作研究的对象。简而言之，自我的结构改变导致了对感觉和想法的更大的开放性，同时患者思考自己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我相信这是Loewald（1971）所建议的精神分析中的具体的治愈过程，凭此，这些在以前被压抑的体验（以及我会加入情感），现在受到更高级自我功能的影响。可通过发展的视角去看待和思考，从而理解这个过程。 被Piaget（Piaget和Inhelder，1959年）捕获到的更年幼孩子的思维特征，在描述上很接近于在初期病人那里看到的思维过程。 如Flavell（1963）所述，在前运算思维影响下的人： 既不会为向他人证明他的推理感到后悔，也不会去寻求他的逻辑中可能的矛盾。 例如，他无法重建他刚刚通过的一系列推理; 他在思考但他不能去思考他的想法[第156页]。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分析开始时个体的相似性，个体相信他的移情观察的情感真实性。那些想法被看作“仅仅是现象的，眼前的现实”（Flavell，1963p。203）。在认知发展的后期阶段，根据Flavell（1963）所说，个体 “不再完全冷静地专注于稳定和组织那些直接获得的感觉-”，但显示出“想象所有的可能性 - 非常明显同时又非常微妙，从而更好地保证所有的发现是在那里”（Flavell，1963p。205）。当我们看到被分析者观察他的观察的能力得到发展，以及被分析者思考他或她自己的能力改变的时候，这会在分析的后期阶段观察到。正如Schlessinger和Robbins（1983）对成功的分析的追踪工作中所报道的，主要特征不是移情结构的改变，而是识别它和思考它的能力。因此，我们在分析中看到的转变主要基于思维的质变，这个质变是指被分析者如何思考自己，特别是在冲突的区域。 没有充分重视的是，就核心的无意识幻想而言，它助长了被分析者的冲突，但变化的是被分析者思考的方式而不是他们思考的内容。核心的无意识幻想在分析中不会改变，并且继续作为核心的精神力量运作于一个人的一生。变化在于，当冲突的元素在运作时，特别是感知到潜在的危险或威胁导致压抑或自我惩罚行为的时候，个体能够自由识别冲突的元素的能力。有阴茎裸露愿望冲突的个体，有被女人欣赏他力量的无意识幻想，在精神分析中不会放弃这个幻想。对某个可怕的女人的防御导致幻想中的被动，以及将一个害羞的女人变成一个阴茎崇拜者的渴望，当这两者在幻想中变得更清晰，他会期望那些愿望中适应性的、压抑的部分能够以更积极的方式被跟进。 当恐惧被识别出，然后被理解为对早期的反应，恐惧也变得不那么可怕。其行为是对威胁的妥协性适应被更加清晰地理解，行为就可以被思考而不是付诸行动。付诸行动的冲动是思想陷入冲突的特征。这是弗洛伊德（1914）首次描述的强迫性重复的真正意义（Busch，1989）。这就是为什么，一旦被分析者在分析中感觉足够舒服去表达他或她的冲突的全部内容，就不可避免地采取行动的方式。然而，随着恐惧的情感，无意识的幻想和适应逐渐变得更清晰，从早期（固着或退行的结果）来的更原始的思维方式立刻让位给更高层次的思考。付诸行动的必然性已经让位于反思的可能性。因此，正如孩子在如何思考周围世界方面受到限制一样，冲突中的成年人在思考上也有类似的限制。分析的核心成就，从对分析过程中出现的对冲突的思考变化中可以观察到。 还有其他方式帮助病人有能力去思考他们的想法这可以变得与想法的内容一样重要。正如A.-M. 桑德勒（Sandler，1975）指出，被分析者不仅带着控制他们生活的无意识的幻想进入治疗，而且也带着思考他们自己以及生活的无意识的方式，这些无意识方式在他们的困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详尽的方式中，阻抗限制了思考并反思了解决方法促成了症状，这些方式需要非常仔细地被说出来，就像潜在的无意识幻想仔细地帮助将这些阻抗保持在适当位置那样。 这可以在一个40岁的男人身上看到，他在一次会谈中抱怨他记不起我们上次会谈中讨论的内容。他对此感到难过，因为他依稀感到我们谈论的内容是重要的。他想知道这是否与一个来自小镇外的朋友的周末拜访有关，他感觉在拜访之前有很多事情要做。他描述了打扫房子和采购食物的计划，如果接待皇族，他描述他的疲惫和感觉，一段时间后，他只是在等待拜访结束，即使他曾期待看到他的朋友。在谈了对他的母亲和她的多任丈夫的想法后，他联想到一些他感到被忽略的某些情景。他们会像租来的车一样来来去去。她使用了他们几年，和他们交易。他特别依恋鲍勃，她的第三个丈夫。他们一起去打棒球和篮球比赛。有一天，他从学校回家，而鲍勃走了。他不能和他的母亲谈论这件事，因为每当他试着去提这件事的时候，她就会转换话题。鲍勃偶尔会寄来一张卡片，但后来他消失了。
我提醒他刚进来时谈到他记不得昨天的会谈，并指出他对鲍勃的记忆可能指向为什么他记不得的一个因素。成长过程中，他有重要人物消失的体验。他可能不得不处理丧失感的一种方式是将它反转。在那些重要的东西离开或失去之前，先摆脱它。这似乎是他对昨天会谈的内容所做的处理，如同他处理一些其他的对他来说有潜在意义的事情（即，他的过往里有很多次的突然的离开一些地方和人，这是他来做治疗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有必要提醒他，尽管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关于人和地方的模式出现很多次，但是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这个模式也出现在对待对他有意义的想法上。这帮助解释了他的职业生活一个重要部分，即他长期存在的对保留信息的关注。在另一个时间，如果情感是不同的，我可能会解释为对母亲的认同，她甩掉生活中让她不高兴的男人。 在上述所有内容中，我重点关注了这个过程中自我的态度，它既是他症状的重要原因，也是使用自我分析态度的一个重要阻抗。如果不去分析这种思考自己和他的世界的无意识方式，很难看到病人如何可以在这些领域得到帮助。 日常临床实践中的自我 当对自我的关注成为分析工作的核心时，可以有无数的工作方式。在上述观点所强调的方面，通常涉及了细微而重要的转变。下面是一些例子。 一个女人在她将搬到富裕社区里一个更大的房子的前一天进入治疗。她对自己感到沮丧，因为当她的女儿们对搬家发牢骚的时候她生了她们的气。她们想要的是和朋友在同一个社区，然而她认为这次搬家给了她们去更好学校的机会，并将拥有他们曾经抱怨过的缺乏的个人空间。然后病人猜测她感到沮丧是因为当她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她的家庭搬过很多次家。她带着某种情感描述了搬家是多么地痛苦。她稍作停顿，然后用她最好的Betty Cleaver的嗓音说：“好啦，我知道事情将会得到最好的解决。”充分地描述的孩子们的大好机会。分析家指出，病人的沮丧不仅是由于多次的搬家，而且也可能是在其中一次搬家期间，病人去露营了。事实上，当她回到新家时，她的父亲失踪了，这让她迷惑和沮丧。 分析家的干预是用额外的历史发展材料的形式。即使它是正确的，它添加了什么，它又遗漏了什么？分析家的干预可能会让病人对她的痛苦的历史因素有更多的思想上的洞察，但这是以牺牲她的自我为代价的。为了回应患者尝试在历史的线索去理解这些材料，分析家实际上在说：“你可能是对的，但是你忘记了另一部分，而我当然记得。”而为什么患者可能已经忘记，这一点被忽略了。此外，分析家错过了机会，去指出病人的自我需要防御某些在会谈中明显显现的感觉，似乎让病人不能容忍其他人有类似的感觉。因此，在会谈中，病人谈到一些对搬家的感受，然后突然需要丢掉那种感受, 换成一种事情都将解决的很阳光的感觉。对她自己童年期搬家的抱怨和痛苦有关的适应性防御，使得孩子们的自由抱怨具有了危险性，因为它威胁到了她对适应性的反向形成的依赖。她与每个人和睦相处的能力是很强的。因此，她对孩子们公开抱怨搬家的愤怒是基于对基本防御状态的威胁。患者最不安的是，她对孩子的愤怒，主要可以从对自我防御的威胁的角度来理解。在这种背景下，只有当以前的多次搬家让自我需要在表情阳光的同时埋葬痛苦的感觉时，才会是重要的。因此，这是一种自我的态度，回应来自过去的威胁，而不是过去本身，这导致病人对孩子们的愤怒。 在这个例子中，病人的多次搬家只是对问题的最开始的解释，这个问题的基础是她不得不假装所有事情都能得到最好的处理这个结论。在这个例子中，导致她愤怒的防御的微小细节也似乎是病人最想听到的，即她为自己对孩子们生气感到沮丧。 被分析者对分析家感到越来越愤怒，因为她开始意识到，当分析家不在身边时她有一种孤独的感觉。在分析家休假的前一个星期，病人进入会谈，对她昨天晚上的行为感到惊讶。她的丈夫休完假回到家里，初见的欢喜之后，她发现自己对他的敌意在增加。随后她的想法转移到她是多么怨恨一个人去做那些她通常都胜任的家务和照顾孩子们的事情。这让她想起来，在他们的婚姻早期，她常常找丈夫帮忙处理她办公室的个人的麻烦。他总是能帮得上忙，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总是要让她感觉到渺小和愚蠢。分析家提到他的假期即将到来，想知道她带来的想法和感觉是否与之相关。病人沉默了一段时间。之后她告诉分析家，她之所以沉默是因为她很生气，想让自己平静下来。她觉得她在其他时候曾经详细讨论过这个问题，并想知道为什么分析家现在提出这个问题？然后她在会谈的剩余时间保持沉默。因此，在这次会谈中，分析家发表的这个评论，我听到许多分析家都这么说过。他们对某些未明确的感觉提出了一个一般的问题，并问病人，这些感觉是否跟移情有关。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干预被证明是有用的。它通常反映分析家正在思考病人的想法跟某些移情问题有关，但分析家对它完全不清楚。他希望，通过关注这个问题让患者可以透露更多。然而，如果病人很清楚她的感觉是什么，为什么她要通过描述一些替代性的事件来防御自己去说这些事呢。 分析家没有抓住被分析者带给他的那点重要的觉察，以及她准备好了去做什么。 一旦理解到这点，当他提出她对他的移情感受时，就可以帮助解释她对他的恼怒。病人很清楚其中的矛盾，即她初见丈夫的开心，与随之而来不满。这个观察对病人的自我来说，似乎可以忍受，接下来的联想跟依靠某个人（即她的丈夫）有关，结果是她感到被他贬低。因此，我们在被分析者见到丈夫先高兴后生气的行为之间有一个联系。她的联想大概表明了，她把对某人的好的感觉跟自己被弄得感受很糟 连接了起来。因此，不愿去感受，更不用说进入她对分析家离别的感觉中。最重要的是，我们让病人开始去观察她对矛盾情感的觉知。这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在之前她已经外化了她对丈夫的愤怒的原因。然后她联想到这可能是关于什么的一些端倪。此时，她正在提示为什么可能难以与对分析家的移情工作。被分析者引入了她并不知道的正在谈论的东西（即移情），用分析家所指出的置换绕开了对移情的防御，这就会破坏自我开始观察的能力。 在我早年的临床训练中，关于解释的基本理念，可能最好的总结是“少即多”。因此，我在很多情况下都被告知，分析家不应该对病人作出很长的解释。转述一位督导的话，“如果你不能在一句话中说出来，那就不值得一说。”对这种观点的解释是，它刺激了病人的进一步思考，同时避免了过于理智化。在这里可以看到地形模型和弗洛伊德最初的焦虑理论（即焦虑是由于力比多被抑制）是潜在的基础，重点是病人“跳出”自己的思考。 分析家关注的是刺激进一步的思考，而并不考虑自我去理解和整合分析家的言论的能力。 然而，我的经验是，正是“神秘”的解释导致了理智化。 有了这些类型的解释，我们迫使被分析者填补他们的思考和我们的思考之间的许多间隙。 病人通常只能以理智化的方式做到这一点，充其量是基于直觉的飞跃，形成了一种我称之为“精明的投机”型解释。对于过早解释移情，也可以这么说。这里错失的是邀请病人的自我和我们一起参与这个过程，以及神经症中对自我以详尽的方式运作缺乏关注。 一个被分析者在分析的第三年，开始谈论他在一个小长假期的体验。在周末的开始，他觉察到丧失的感觉，或者若有所失。他不断地发现自己在思索他是如何地迫不及待地想在星期一来告诉我。然后他记起来，因为假期的原因，我们在星期一没有预约，而后他意识到这是他对丧失感的联想。当他意识到这一点，他回忆起父母的离婚，意识到这种丧失的感觉一定就是当年他感受到的那样。让他惊讶的是他意识到，他当时有很多想法和一些轻微的不安，但没有其他的感觉。他感觉不到任何悲伤，也没有哭泣。事实上，他不记得他最后一次感到悲伤或哭泣是什么时候。之后，病人用“他开始觉得自己很傻”，中断了这一连串的想法。他想知道“如果我现在哭泣，或者当我的父母离婚时我哭的话，那会有什么不同？”然后他引用了这个国家最新的离婚统计数据，来表明这也不是多大的一件事。我注意到他对他刚刚出现的想法在感觉上有了的转变。起初，他似乎相信他的想法很重要，然后它们变得很愚蠢。我问他是否知道可能是什么事情导致了这种转变。在联想中，他记起，有一次在整个周末，他开始疯狂地做事，清理他的公寓，商店，做了他堆积如山的事情。此时，从这次会谈最开始的感觉是戏剧性变化的。他更加努力地思考，经常陷入沉默，现在专注于即将到来的任务和工作的最后期限。他的声音失去了弹性，紧张而紧绷。我向他建议，他现在思考事情的方式似乎反映了他是如何度过周末的，专注于任务和工作，而不是想法和感觉。在会谈中，这是在他对想法、丧失、现在和过去的感觉感到愚蠢之后出现的。然后，他记起总是被告知自己似乎并没有被离婚影响到，以及他妈妈最喜欢的一句话：“不要为溢出的牛奶哭泣。”她总是主张，一个人必须坚强，不要被事情影响情绪。她从来没有表现出很多的情感。当然，他记得，她有溃疡，高血压，和各种各样的成瘾。我指出，如果我们按照他的想法，我们如何去看到悲伤和哭泣的感觉使他觉得愚蠢的。在会谈中，以及会谈之外，这让他成为一个对自己的想法或情感没有觉察的实干者。他让我们知道了，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他被教导不应该感到悲伤或哭泣。然而，他亲眼看到这种原则对他母亲的破坏性影响。他现在面临的困境是，虽然他看到觉察情感的价值，甚至在这个觉察上获得一些快乐，但是他自己的一部分（他一直没有意识到）仍然觉得这些情感是不可接受的。 在上面的案例中，如果没有我给出广泛的说明，当阻抗在我们面前出现，并作为在周末发生的事情的重复时，我很难看到如何能帮助病人明白阻抗的意义所在。这是对觉察情感的核心阻抗，而这种情感对病人的生活有着深远的影响。随着对自我对悲伤情感带来的危险如何应对进行详细的探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系列特定的想法，触发了那些令他困扰的行为。类似的任务不是一句简单的干预话语就可以完成的。 综上所述，这些案例展示了分析自我的一些方法，在有利于试图帮助病人明白一些东西（如记忆、移情等）的地形学驱动的方法上，这些分析自我的方法往往倾向于被忽略，。然而，在这些案例中似乎可明显看到，对无意识阻抗的详细分析，以及保持自我去整合被分析者的想法和来自我们思维前缘的解释的能力，都例证了在我们理解分析过程时，对自我的角色需要被作为一个非常必要的部分来考虑。 一个技术上的难题 所有的精神分析都不是病人用话语去沟通，和分析家用话语去理解。病人们借助行动作为一种交流形式有不同的程度，以及行动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所有这些都对技术有启示（Busch，1995a）。它在精神分析中最精细，最常见的呈现被弗洛伊德（1914）发现，并表述在对强迫性重复行为的最初定义中，“例如，病人没有说他记得他曾经藐视和批判父母的权威，然而他以这种方式对待医生” （第150页）。Loewald的（1971）的语句，“言语化的行动”（第366页），简要地捕捉了当被分析者在讲梦的时候，他是如何在用讲梦的方式说，“我不相信梦的含义”。当然，病人可以用他们交往的方式，去烦扰，勾引或惹恼分析家。正如其他文章所述（Busch，1995a），我们对以行动进行交流的精神分析工作几乎只关注内容，很少关心正用行动中对我们“说话”的病人的自我状态是什么样子。我自己的意见是，行动思维是一种早期的思维形式，它代表面对威胁时的自我退行，或者是早年开始的适应性思维形式的重复。 行动对自我的心理工作方法提出了最大的挑战，因为如何去邀请患者的自我参与进来并不总是那么明显。这是因为，在这些时候，我们对病人的交谈中什么是最重要的诸多感觉是基于主观信号。例如，当我们发现自己开始感觉到一种特别的方式，以及我们的想法朝着似乎特殊的方向开始运行的时候，我们读到病人的语调和情感。我自己的经验是，病人越借助行动，我就越多地使用后面的两个信号来理解正在发生什么。当主要的材料是分析家自己的经验时，问题变成了我们如何邀请病人的自我去理解发生了什么的多种方式之一。分析家分享他自己对病人行动的体验是很难达到预期的，因为这对病人的自我来说不是“可知”的材料，除非是基于对分析的信任――一个更被动的、婴儿化的位置。
病人凭借行动作为交流的方式存在程度上的差异。有些人甚至会在他们行动化的过程中用话语交流关于行动的一些事情，这让分析家将他的主观想法和感觉与来自病人的客观事实连接起来，这将让自我更好地参与进来。在我看来，这似乎是治疗联盟一词的意义。因此，病人可能使分析家感到无聊是因为要防御使他兴奋的愿望，她可能用一种显而易见的方式，正在谈论对工作缺乏兴趣，或者表现出对分析方法热情减弱。在这里，人们试图对最能观察到的内容进行工作，因此是最容易被病人知道的。对于行动在治疗中非常普遍的病人，以及我们诸多的理解可能来自于我们自己的感受或者来自于看起来似乎是特定想法的病人，尽管没有基本上的不同，但是任务变得更加困难。我们必须试图以一种非行动化的方式具体化被分析者的行为，让病人更高水平的自我功能参与进来（Loewald，1971,1975）。有时这不是特别容易做到的。例如，一个对抗的病人防御对分析家的消极渴望，会很容易不知不觉地看到分析家试图把病人的对抗具体化为一种攻击的演示。我们不能也不应该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它是阻抗-愿望表达的一部分，是病人心理特征的核心，因此需要阐释。当患者进入更加退行的状态时，特别重要的是要保持对该过程的具体化，以期望邀请更高水平功能的自我参与进来。过于频繁地对紊乱较严重的病人工作，往往通过谈论原始的冲动和感觉会鼓励婴儿化和原始行为方式，而忽略了自我。 最后，似乎适合以N. M.Searl的一篇引文作为结尾，她关于自我在临床技术中的作用的文章（Searl，1936），是最早、最好却最被忽视的论文之一（Busch，1995c）。Searl对自我的看法使她对治疗的处理，即使在今天也可作为一个范例。正如Searl所说，“重要的不是我们能够向病人传授对他的生活和心理的知识到何种程度，而是我们可以为病人扫清通往生活与心理之路上的障碍，并让他的心灵自由抵达意识到何种程度”（第487页）。使用这个观点使得对行为的解释遵循了一个复杂但必要的模型，这表明坚持把自我作为解释方法的核心的有效性。因此，在理解患者的行为时，需要询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被分析者通过行动来交流？”这跟那些只把行动当成另一种形式的材料的分析家形成对比。相反地，Searl提出了基于自我心理学方法的问题，并且仍然是适时的。 理所当然地，分析家像病人一样，从行动中学到了很多，忍受和表达其他的东西; 但我们最关心是，行动阻止了他更多地用话语表达。如果我们以任何方式将重要性从有限且非常困难的、分析所要求的技术中转移出来，那么我们将剥夺病人能接受且合理的责任; 如果我们不强调分析工作得以开展的条件，那么我们就是在鼓励病人相信与分析条件无关的魔法。如何坚持这一点，但又不严苛或僵化，这确实是分析家的一个难题，但却又很必要[489]。  四川和光临床心理学研究院成立于2016年9月。拥有一支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心理督导师、精神分析师队伍，拥有一批国内外高水平的临床心理学教员。与美国、加拿大、以色列等国家的多个精神分析机构以及国内的多所高校、医院、协会等保持密切的专业合作与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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