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故事的开始是这样 必先知“学”之含义，而后可与言国学。试条析而竟其义： （一）何谓“学” 按学之为言“觉”也。（《说文·教部》：“斆，觉悟也。从教，从冂。冂，尚矇也。臼声。学，篆文斆省。”《白虎通·辟雍篇》：“学之为言觉也。”）“所以疏神达思，怡情理性，圣人之上务也。民之初载，其矇未知；譬如宝在乎玄室，有所求而不见，白日昭焉，群物斯辨矣。学者心之白日也。人心必有明焉，必有悟焉，如火得风而炎炽，如水赴下而流速，斯大圣之学乎神明而发乎物类也。”（采徐斡《中论·治学篇》）“君子博学而日三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见荀子《劝学篇》）唯“觉”斯征“学”，唯“学”乃臻“觉”。是故言学者不可不知“义”、“数”之辨；知之者觉；昧之者愚也！何以言其然？《荀子·劝学篇》曰：“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古人言学以圣为归。圣者，大觉至通之称。《庄子·天运篇》曰：“圣也者，达于情而遂于命也。”《说文·耳部》：“圣，通也。”《白虎通·圣人篇》：“圣者，通也。”）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此知“义”与“数”之辩者也。《汉书·艺文志》曰： 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恩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  此不知“义”与“数”之辨者也。於戏！让清乾嘉已还．学者方承惠栋、戴震诸老之遗风，袭为一种考据琐碎之学，辨物析名，梳文栉字，刺经典一二字，解说或至数千万言，繁称杂引，号曰汉学；群流和附，坚不可易；于是专求古人名物、制度、训诂、书数，以博为量，以窥隙攻难为巧；若舍是不足与于“学”者！庸讵知汉学之所谓名物、制度、训诂、书数者，苟子之所谓“学数有终”，而无当于“不可须臾舍”之“义”也乎？古人为学以畜德，贯其义也；后儒讲学以驰徒说，逐子数也。虽然，苟子不云乎： 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荀子·劝学篇》）  此“觉”与“不觉”之别，“君子”“小人”之分也！不可不深察，不可不熟虑！  （二）何谓国学  国学之一名词，质言其义曰：“国性之自觉”云尔！国于天地，必有与立。而人心风俗之所系，尤必先立乎其大，深造而自有得，相以维持于不敝。其取之它国者，譬之雨露之溉，土肥之壅，苟匪发荣滋长之自有具，安见不求自得而外铄我者之必以致隆治，扬国华也耶！是故国学之所为待振于今日，为能发国性之自觉，而俾吾人以毋自暴也！吾生四十年，遭逢时会，学术亦几变矣。方予小弱，士大夫好谈古谊，足已自封，其梯航重译通者，胥以夷狄遇之，而诩然自居为中国，以用夷变夏为大戒，于外事壹不屑措意。此一时也。“风气渐通，士知弇陋为耻；西学之事，问途日多。然亦有一二巨于，訑然谓彼之所精，不外象数形下之末；彼之所务．不越功利之闾；逞臆为谭，不咨其是。讨论国闻，审敌自镜之道，又断断乎不如是也。”（采严复《天演论·序》）此又一时也。既世变日亟，国人晓然于积弱，则又以为中国事事不如人，旧学浸以放废！于是“家肄右行之书，人诩专门之选，新词怪谊，柴口耳而滥简编；向所谓圣经贤传，纯粹精深，与夫通人硕德，穷精敝神，所仅得而幸有者，盖束阁而为鼠蠹之久居矣！”（采严复《涵芬楼古今文钞·序》）然而行之二十年，厥效可睹：衡政，则民治徒为揭帜，而议士弄法不轨，武人为于大君。论教，则欧化袭其貌似，而上庠驰说不根，学生自名天骄。横流所极，纪纲何存！欲求片词支义，足以维系一国之人心者而渺不可得！国且不国，何有于治。於戏！古谚有之曰：“橘逾淮化为枳也。”况于谋人之国，敷政播教，将谓树一国之人文，而可以移植收其全功者乎！此必不可得之数也，其效则既可睹矣。此又一时也！大抵自予之稚以逮今日，睹记所及，其民情可得而言：其始足己而自多，后乃蔑己以徇人。然见异思迁者，徒见人之有可法，而不知国性之有不可蔑。而足己自多者，又昧人之有可法，而不知国性之有不尽适。二者之为蔽不同，而失之国性之不自觉则均。是故言“国性之自觉”者，必涵二谛而义乃全：一曰“必自觉国性之有不可蔑”。昔罗马大哲尝作诗歌以大诰于国曰： “前车非远．希腊所程猗！希腊之花，昔何荣猗！彼昏不知，狎侮老成猗！黩其明神，薄其典型猗！万目异色，群耳无正声猗！纲绝纽解，人私自营猗！累世之业，黤其沉冥猗！嗟我国人，能勿惩猗！”（采梁启超译，见《庸言报》第一卷第一号《国性篇》）  嗟乎！吾每诵此，而感不绝于予心也。倘一国之人，自上而下，不复自知我国历史久长之难能，文化发扬之可贵，本实已拨，人奋其知，自图私便，则国与民之所恃以抟系于不坏散者，仅法律权力之有强制，生命财产之受保障耳。于精神意志之契合何有！一旦敌国外患之强有力者临之，但使法律权力．足以相制．生命财产，足以相保，而蚩蚩者氓，只如驯羊叩狗，群帖焉趋伏于敌人之足下已耳。古今之亡国者，未或不由是也。倘有国之人焉，胚胎于前光，歌诵其历史，涵濡其文化，浃肌沦髓，深入人心。人心不同，而同于爱国，如物理学之摄力，抟捖一国之人，而不致有分崩离析之事也。如化学之化合力，熔冶国人，使自为一体，而示异于其他也。然后退之足以自固壁垒，一乃心，齐乃力，外御其侮，而进焉则发挥光大之，以被于全人类而为邦家之光。此国性自觉之第一义也。一曰“必自觉国性之有不尽适”。吾国立国于大地者五千年，其与与我并建之国代谢以尽者几何？而我乃如鲁灵光巍然独存。虽中间或被夷虏，为国大厉，而渐仆渐起，不旋踵而匡复故物，还我河山，歌斯哭斯以聚国族于斯；其国性之养之久而积之厚也，其人入之深也！此不待言而自解也。然树艺积久而必萎，国性积久而有窳。时移势迁，有不适者。故曰：“文久而息，节族久而绝。守法数之有司极礼而褫。”（见《苟子·非相》篇）又曰：“礼时为大。”（见《礼记·礼器》）因时制宜，宁容墨守！非有所矫，不能图存，固也。如人性然，变化气质，增美释回；君于道在修身．何莫不然。然而不可不知者：国性可助长而不可创造也，可改良而不可蔑弃也。倘如“戕贼杞柳以为桮棬”（见《孟子·告子上》），桮棬未成而杞柳先戕，庸杞柳之所利为之乎。然则斫丧国性以致富强，富强未致而国性先坠，庸国人之所利为之乎。即中知，固知其不利矣。於戏！晚近以还，欧化东渐，国人相竞以诏；浅尝之士，于所学曾未深求，辄捃摭所闻西事以自矜诩，蕲欲措诸施行；而仁义道德传自往昔．为人生所必繇，古今中外莫能易，操之则存，舍之则亡者；则或以其中国老生常谈，放言高论，务摧灭之以为快。人心不安于淡定，国事日征其蜩螗。贪冒淫侈以为文明，弱肉强食为公理。生心害政，以若所为，而曰“强国救群之道在是”，譬于饮鸩而救渴。吾见渴之未救而大命已倾，国之未强而人心先坏。安其危而利其灾，所谓“强国救群之道”，果如是乎！然则国学之所为待振于今日者，为能发国性之自觉，而俾吾人以毋自暴也。伯尔君子，尚顾名思义而之所从事焉！ （节选自钱基博《今日国学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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