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小知识：一部读二十四史的入门之书——介绍《廿二史劄记》

文史书目答问·一部读二十四史的入门之书——介绍《廿二史劄记》

赵翼

廿四史是记载我国古代历史的主要史书。这一套史书，包括子卷在内，共有三千二百九十六卷，一个人如果一天读一卷，要九年的时间才能读完。这廿四部史书都是用文言文写的，书中叙事的错乱隐讳、内容的重复缺漏等情况很多，即史法和史实方面存在不少问题。《廿二史劄记》就是简要地说明这二大类问题的一部书。

《廿二史劄记》是清代史学家赵翼所著。赵翼字云崧，号瓯北，江苏阳湖(今常州市)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进士，作过几任知府，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他四十六岁时，即退隐还乡，从事著述。乾隆，嘉庚年间，正是清代考据之学盛行的时候。考证之学原以经学为主，赵翼专用之于史学，取得了与众不同的成就。乾隆六十年(1705年)完成《劄记》初稿，曾刊板行世。到嘉庆五年(1800年)最后定稿，与赵氏的其他著作如《陔余丛考》，《瓯北诗话》等七种合编为《瓯北全集》。后世重刻的《廿二史劄汜》都以全集本为依据。这里的“廿二史”，实际是“廿四史”，因为《唐书》、《五代史》都有新、旧两种，赵翼把它们合并了，故称“廿二史”。“劄”字现在多简写为“札”，这两个字音义虽然相近，本来不完全和同，原书为“劄”字，故从之不改。

《廿二史劄记》全书三十六卷，又补遗一卷，共计标列条日五百七十八条，对于各朝“正史”在编撰体僦方面的得失利弊予以分析论述，并有重点地综合考辨各朝的重要史实。其取证以本史书为主，所以有较大的说服力，也是这部书的一大特色。凡时代相同或内容关系密切的史书，就合并论述。如《史记》的内容是记载上古三代到西汉中期之事，赵氏只取西汉建国以后之事，便与《汉书》合并论述。《宋》、《齐》、《梁》、《陈》四部史书和《南史》的时期相同，《魏》、《齐》、《周》、《隋》四部史书和《北史》的时期相同，也都合并论述。这种灵活的形式可以省去许多笔墨，文意也表达得更为明显。清代的周中孚评论这部书说：“其持论不蹈袭前人，亦不有心立异，于诸史审订曲直，不揜其失，而亦乐道其长。”(《郑堂读书记》卷三十五)这个评语指出了这部书的优点，是很确切的，我们可以看一看下面的几个例证，在《史记》部分，介绍《史记》的体例时，便将纪传体的组织形式和各史书的组织篇目得失之处作了概括的说明。指出：《史记》虽为司马迁作，但其中多有后人补作及错乱之处，尤以褚少孙所补者为多；《汉书》题为班周撰，但其内容出于《史记》者己占一半，班固之父班彪作《后传》以接续《史记》，成为《汉书》的前身，班固死后，又经班昭与马续等补作，所以《汉书》的成书，直接有关者已达四人之多。又如《宋书》题为沈约撰，其大部分宴出于何承天与徐爰等人之手；《旧唐书》题为刘晌撰，实为赵莹，张昭远等所修，而底本则为唐代的国史实录；《元史》修撰最为草率，多重复立传者，书中一一指出之，但因所依据的底本为元代历朝实录和《经世大典》等，原出于著名学者之手，其中本多佳作，也同样予以表明。此外如《三国志》多用回护书法，为统治者遮掩丑行；《南齐书》多用类叔法，以求简净；《南史》删《宋书》最多，因《宋书》本过于繁冗；《北史》全用《隋书》之文，因《隋书》为唐初官修之书，详略也比较适中；《晋书》多记怪异之事，《南史》、《北史》亦受其影响，是因唐人修史好取小说异闻之故，书中也一一论及。

在综述和考辨重要史实方面，其成就尤为显著。如《汉初布衣将相之局》(卷二)，指出“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实际上是经过秦末农民战争，旧贵族政权被摧毁，新的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不过赵氏为时代所局限，作不出科学的解释，所以他最后归结为“岂非天哉”。这当然是唯心主义的说法，但他把有关的重要史实列举出来，是应予肯定的。又如《九品中正》及《六朝清谈之习》二篇(卷八)，对于魏晋六朝叫期的选举制度和社会风气作了概括的沦述。尤其“九品中正”之制，历史资料非常缺乏，本文将散见于各史书的有关资料综合整理，说明此制形成的经过及其得失利弊等，最后指出：“中正所品高下，全以意为轻重，真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九品中正制与魏晋以后世家大族的得势有直接关系，此文论述全据史实，可补史书缺文。清谈之习为世族腐朽的精神生活之一端，此篇论述亦称详尽。又如《五代诸帝多由军士拥立》(卷二十一)，说明军士拥立帝王为唐末藩镇跋扈之余风，也为陈桥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先导。又如《宋郊祀之费》、《宋制禄之厚》、《宋祠椽之制》、《宋恩荫之滥》、《宋恩赏之厚》、《宋冗官冗费》、《南宋取民无艺》等篇(卷二十五)，说明宋代对于人民剥削之重和对于官吏过于优容，着重指出：“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宋制禄之厚》)这都是有关于宋代社会的重要问题。又如《明初吏治》、《因部民乞留而留任且加擢者》、《特简廷臣出守》、《遣大臣考察官吏》、《重惩贪吏》等篇(卷三十三)，概括地论述了明政权早期取得政治形势稳定的重要愿困。又《明史》有《流贼传》，系统地记载了农民军领袖李自成、张献忠的主要活动，但明代农民起义，自永乐年间山东唐赛儿起义以后，各朝都不断发生，尤以正德年间之河北、江西、四川等地起义的规模为大，《明史》各传中有分散的记载，本书则摘录有关记载列为专篇(卷三十六)，这些篇章无疑都是非常重要的。

这部书虽有上面所举的许多优点，同时缺点也很不少。除去立场观点方面的问题以外，其议论多肤浅谬误，引用素材也多错误，甚至张冠李戴，粗疏草率成为这部书的通病。如欧阳修为宋代的大文豪，《新五代史》是他写的，《新唐书》也有一半是他写的。赵翼对于这两部书便作出很高的评价，尤其是《新五代史》，他说：“《欧史》博采群言，旁参互证，则真伪见而是非得其真，故所书事实，所纪月日，多有与旧史不台者，卷帙虽不及《薛史》之半，而订正之功倍之，文直事核，所以称良史也。”(卷二十一《欧史不专据薛史旧本》)其实从史料价值上说，《欧史》比不上《薛史》，司马光修《通鉴》多用《旧唐书》和《旧五代史》的资料，就因为《新唐书》和《新五代史》叙事过于简略笼统，赵翼轻以“良史”之称加于《欧史》，即其议论肤浅之一例。又如《明史》为清代官修，赵氏对之也推崇过分，而未指出其失。又如南宋统治者与金统治者订立绍兴和议，屈辱称臣，历史评议无不以南宋统治者之屈辱为耻，甚至元人修《金史》时也说：“金人岂爱宋人而为和哉，……金不能奄有四海而宋人以尊称与之，是谁强之耶！”(《金史·交聘表序》)赵翼则强调；“宋之为嚣，始终以和议而存，不和议而亡。”并且说；“耳食者徒以和议为辱，妄肆诋諆，真所谓知义理而不知时势，听其言则是，而究其实则不可行者也。”(卷二十六《和议》)实际上赵氏是混淆了公正之和与屈辱之和，因而作出了这样错误的结论。难怪后来有人指责他是在为秦桧张目。

至于引用素材错误之例，多不胜举。如引《史记·田仁传》：“既云‘丞相令司直田仁闭守城门，因纵太子，下吏诛死’，下又云‘仁发兵，长陵令车千秋上变，仁族死陉城’。文既繁复，且不可解。”(卷一《史记自相歧互处》)按《史记》中原多后人附加之语，《田仁传》至“下吏诛死”句已终，其下为后人所加之附注，其全文为：“仁发兵，长陵令车千秋上变仁，仁族死。陉城，今在中山国。”附注之文说明二件事，其一为田仁得罪由于车千秋揭发，其次为说明陉城所在地。《史记》原文在传首说田仁之父田叔，“赵陉城人也。”陉城，东汉章帝时改名为汉昌，以后不再使用陉城之名，所以有人加此附注，后世流传混入正文。赵氏未能辨明此中情节，以为繁复不可解，又谓田仁族死予陉城，其谬误实不可以道里计。又卷七《关张之勇》引《宋书·檀道济传》，谓。“道济有勇力，时人以比关羽、张飞。”《宋书》原文作：“薛彤，高进之，并道济腹心，有勇力，时以比张飞、关羽。”赵氏只取道济以下之文，又略去“腹心”二字，有勇力者便成为檀道济本人了。又卷八《清谈用麈尾》篇引《齐书》戴容著《三宗论》，查《南齐书》中无戴容之名，原来作《三宗论》者为周颙，赵氏避清嘉庆帝颙琰的名讳改“颙”为“容”，既误周颙为戴颙，又因避讳而作戴容，致读者无从辨别。又如卷十九《武后纳谏知人》篇引《旧唐书·本纪赞》，“后不惜官爵，笼豪杰以自助，有一言台辄不次用，不称职亦废诛不少假，务取实才真贤。”《旧唐书·武后本纪赞》原无这样的话，明人于慎行《读史漫录》评武后之语与此相近，是赵氏误以《读史漫录》之说为《旧唐书》本纪的赞语，

张冠李戴之例也很多。如卷五《宦官之害民》篇引左雄疏，实为周举之疏，左、周二人的传在《后汉书》中同卷(卷六十一)，而左雄之传在前，遂致误举。又如卷二十四《宋初严惩赃吏》篇引汤焘疏，原为蒋重珍之疏，《宋史》《蒋传》在《汤铸传》之后(卷四一一)，既误以蒋疏为汤疏，又误写汤铸为汤焘，可谓一误再误。此类谬误，非详细查核，不容易辨明。

《廿二史制记》的缺点虽然这样多，但和优点比较起来，还是次要的。读廿四史者从这部书一确实可以得到很多方便，所以成书之后，流行很广泛，曾经多次翻刻。现在全面加以整理，尽量克服其缺点，还是一部很有用处的书。其实这项工作从前已经有人作过了，如广雅书局刻的史学丛书夺和西畲山馆邹氏校刘本等，都在重刻时暗中改正了许多错误。但也有人看到这部书缺点很多而又传布很广，于是产生了一些不利于赵翼的流言蜚语。如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在同治九年七月初五日记云：“常州老生皆言此书及《陔余丛考》，赵以干金买之一宿儒之子，非赵自作。”李氏描此便诩赵氏才力不足以撰此书，后来又说作者是常州一位老诸生(见同治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日记)。按同治九年(1870年)去嘉庆五年(1800年)已七十年，在《廿二史劄记》成书时，所谓“常州老”至多是幼童，也许还未出生，那位宿儒或老诸生也无姓名可举，不知何所据而作此说，而且赵翼作这部书用了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当时人钱大昕．李保泰都有序文，王昶编《湖海文传》即收入李序，可见对于作者问题，时人并未提出异议。赵氏为学粗率，就见之于此书中，亦不足为赵氏不能撰写此书之证。所以李慈铭的说法只能视为流言蜚语，是不足为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