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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深入描摹爵士时代还为时过早，不免有“未老先患动脉硬化”之嫌。 至今，那些富有该时代特色的字眼——从那以后，就其生动性而言，这些字眼已经逊色于黑社会的新切口了——一旦被偶然提及，仍会让许多人忍不住吐得翻江倒海。 这时代就像“黄皮书世纪末”在1902年那样，归于死灭。而诸位眼前的这位作者，却已经在满怀伤感地回首那个时代了。 它让他厌倦，它向他谄媚，它给他的钱比他梦见的还要多，仅仅因为他告诉人们：他的感受跟他们一样，对于那些没能在战争中消耗掉、从而渐渐积聚的神经兮兮的精力，总得想点儿办法才好。 这十年光阴，这段仿佛不甘心躺在床上郁郁而终、于是在1929年10月一跃而起并壮烈赴死的岁月，大约肇始于1919年的“五一骚乱”。 当警察策马撞倒那些正对着麦迪逊广场上的演说者打哈欠的复员的乡下小伙子时，此事便成了那种势必用来衡量更有才智的年轻人如何疏远主流阶层的标准。 直到门肯开始鼓吹，我们才想起《人权法案》里说了点什么，但我们很清楚，那样的暴政应该发生在神经过敏的南欧小国里。如果鹅肝业工人对政府都能有这样的影响力，那没准我们就终究要为了J.P.摩根的贷款开战了。 然而，因为我们都厌倦了“伟大事业”，所以只不过义愤填膺地发作了一小段时间，其代表作就是多思·帕索斯的《三个士兵》。 不久，我们就开始从“国家蛋糕”上分到了几块，只有当报纸将“哈丁与俄亥俄匪帮”或者“萨柯与万泽蒂”之类的故事炮制成情节剧时，我们的理想主义才会突然喷出烈焰来。 1919年的那些事件，让我们变得愤世嫉俗而非锐意革新，尽管如今我们都在翻箱倒柜，疑惑我们究竟把“自由帽”——“这玩意我明明有啊”——和农夫衫丢在哪里了。对政治漠不关心，是爵士时代的典型特征。 那是奇迹频生的年代，那是艺术的年代，那是挥霍无度的年代，那是嘲讽的年代。美利坚合众国的王位上，坐着一个道貌岸然的家伙，蠢蠢欲动、绘声绘色地敲诈勒索；一位时髦的年轻男子，匆忙赶来向我们展示英国君主的风采。 全世界的少女都对这位英国小伙子趋之若鹜；那个老朽的美国人呢，却在睡梦中呻吟，遵照那位“女版拉普斯廷”——彼时其对本国事务已能拍板定夺——的建议，等着被老婆毒死。 不过，撇开这些不谈，我们终于也能由着自己的性子行事了。面对美国人在伦敦的大宗正装订单，邦德街上的裁缝只好收敛裁剪功夫，迁就美国人的“长腰”身材和要求“宽松”的口味，而某种微妙的东西，即“男子气派”，也随之传到了美国。 文艺复兴时期，法国弗兰西斯一世学着佛罗伦萨的风俗修剪腿毛。17世纪的英国照搬法国宫廷风尚，而五十年前，德国卫兵都要到伦敦去买便服。绅士衣装——那可是“男人不分家国种族都必须掌握的权力”之象征啊。 我们是最有权力的国家。 那么，还能有谁来告诉我们，哪些是时髦的，哪些是好玩的？欧洲开战的时候我们孤孤单单，于是开始在籍籍无名的南方和西方爬梳种种民俗，搜罗各色消遣，至于手头现成的花样，那就更多了。 第一项社交新风尚所创造的轰动效应。 与其创新程度相比，显得太过夸张。早在1915年，小城市里那些在社交场合上没有年长妇女陪伴的年轻人已经发现，在那种“赠予年满16岁的小比尔、好帮助他‘自力更生’”的汽车上，藏着某种“运动中的隐私”。 起初，即便条件宜人，在车上卿卿我我也算是铤而走险，但是，没过多久，年轻人互相壮胆，昔日的清规戒律轰然倒塌。到了1917年，不管哪一期《耶鲁档案》或《普林斯顿老虎》上，都能找到对这类甜甜蜜蜜、兴之所致的调情有所指涉的内容。 不过，卿卿我我，就其更为厚颜无耻的表现形式而言，仅限于富人阶层——直到战争结束以前，其他阶层的年轻人仍然被老标准主宰着，有时候那些边远城市的年轻军官会沮丧地发现，一个吻就意味着非得订婚了。 直到1920年，遮盖的帷幔终于落下来——爵士时代粲然盛开。 那些比较沉着的共和国公民还来不及屏住呼吸，这个最狂野的时代，这个在混乱战局中度过青春期的时代，便将我们这一代人粗暴地用肩膀推开，踩着舞步来到了聚光灯下。 在这一代，女孩子将自己代入戏剧，成为“飞女郎”，年长者则被腐化侵蚀，他们最终的弄巧成拙，与其说是因为品行不端，倒不如讲是因为品位不够。但愿人人都能在1922年有资本可供展览！ 那一年是年轻一代的巅峰时刻，因为尽管此后爵士时代仍在继续，但它变得越来越与青春无关。结局就像是一场孩子玩的派对被长辈接管，撇下这群孩子，既不胜怅惘，又深感孤独，倍受震惊。 到1923年，他们的长辈厌倦了怀着掩饰得颇为拙劣的妒忌心旁观这场嘉年华，他们发现青春的血性已经被青春的酒精取而代之，伴随着狂呼乱嚷——“纵酒狂欢开始啦。” 年轻一代再也不是明星了。 整整一个民族都醉心享受，决心寻欢作乐。 年轻一代早食禁果的事儿总会发生，不管有没有禁令——他们心照不宣地尝试着以美国的状况来适应英国的风俗（举个例子，我们南方地处热带，发育偏早——但那里从未借鉴过法国和西班牙的明智之举，让十六七岁的女孩子脱离年长女性的陪伴）。 不过，从1921年的那些鸡尾酒会开始，娱乐至上成为普遍共识，究其原因却更为复杂。 “爵士”这个词儿，在其词义演变到受人敬重之前，首先意味着性，其次是舞蹈，再次是音乐。与之休戚相关的是一种紧张的刺激状态，与战场后方的大城市相差无几。 对许多英国人来说，一战至今还没打完，因为所有威胁着他们的势力仍然颇为活跃——为什么要吃吃喝喝开开心心呢？因为明天我们就活不成了嘛。 然而，出于不同的原因，美国也出现了相似的情形——尽管有整整几个阶层的人（比如五十岁以上那一拨）在这整整十年里都不承认有这回事，哪怕当它扮着鬼脸窥视着他们的大家庭时，他们也不承认。 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对于这样的局面，他们自己亦有所贡献。 每个阶层里的那些诚实的公民，那些相信必须树立严格的公共道德并且意志坚强得足以执行必要法规的人，并不明白，他们将不得不接受罪犯和骗子提供的服务，这一点他们直到今天还是难以置信。 本来，那些有钱的正人君子总有办法买到又老实又机灵的仆佣，把那些老式的奴隶或者古巴人给打发走，因此，当这样的尝试不再奏效时，我们的长辈就变得冥顽不化，那副执拗的样子就像是给牵扯进了一桩逻辑混乱的案子，他们保住了正义感，却失去了自己的孩子。 那些满头银发、面容和蔼、一辈子没有故意做过一件欺诈之事的男人和女人，仍然在纽约、波士顿和华盛顿的酒店式公寓里互相言之凿凿：“有整整一代人，从小到大都不知酒精是什么味道呢。” 与此同时，他们的孙女们却在寄宿学校里传看已经给翻得皱巴巴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而且，但凡她们有一点儿社交，就会在16岁那年晓得杜松子酒或者玉米威士忌是什么味道。 虽然如此，在1875年到1895年间成人的那一代，还是只相信他们乐意相信的事情。连那些中生代都满腹狐疑。 1920年，海伍德·布劳恩宣告，所有这些吵吵嚷嚷都是一派胡言，年轻人不接吻也照样长大。可是，没过多久，二十五岁以上的人就受到了强化教育。 我不妨参考这十年间为满足各类智力水准而撰写的一打著作，藉此追溯他们陆续领受的某些启示。 一开头，我们先得到暗示，唐璜这辈子过得不错（《于尔根》，1919）；接着，我们恍然大悟：原来，只要我们留心观察，身边到处都在翻云覆雨（《俄亥俄州的怀恩斯堡》，1920）； 原来年轻人个个都陷入情网（《人间天堂》，1920），原来有好多盎格鲁—萨克森字眼都被忽视了（《尤利西斯》，1921），原来人一上了年纪就抵挡不了突如其来的诱惑（《塞西莉娅》，1922）； 原来有时候女孩子被人勾引了未必就毁了（《燃烧的青春》，1922），原来哪怕是强奸也常常会有好结果（《风流情郎》，1922），原来光彩照人的英国淑女通常都风流成性（《绿帽子》，1924）； 原来她们把大半时间都花在这档子事儿上（《旋涡》，1929），原来这也真他妈的是件好事啊（《查泰莱夫人的情人》，1928），末了，原来这事儿有的是反常的变态形式啊（《孤独之井》，1928以及《索多玛与俄摩拉》，1929）。 在我看来，这些作品里的色情元素——即便是用《彼得兔》的基调将《风流情郎》写给孩子们看——一丁点害处都没有。书里描绘的桩桩件件，在我们的当代生活里都耳熟能详，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些作品的主题大部分都既诚实又能说明问题——它们的效用在于，替那些在美国人生活中相对于“男子汉”而言的“男性”恢复一点尊严。 （“那么，‘男子汉’是什么玩意？”格特鲁德·斯泰因某日问道。“它不就是一份足够大的定单，好把以前‘男人’这个词儿的所有含义都填进去嘛！”） 如今已婚妇女能察觉自己是否受骗，或者性生活是否只能算勉强凑合，而作为补偿，她就该像她母亲没准暗示过的那样，建立一套精神暴政。或许很多女人都发觉恋爱本来就应该是找个乐子。 不管怎么说，反对者连一丁点华而不实的理由也拿不出来，这也是本国文学如今在全球最具活力的原因之一。 实情与普遍看法截然相反，爵士时代的电影对其道德风尚并没产生什么影响。那些制片人对社会问题所持的态度是谨小慎微、背时落伍的—— 比方说，直到1923年之前，还没有一帧电影画面反映过哪怕一丁点儿年轻一代的状态，而彼时的杂志已经开始为之大唱赞歌，那也早就不是什么新闻了。 《燃烧的青春》倒是劈里啪啦、有气无力地响了那么几声，还冒出了一个克拉拉·鲍；可没过多久，好莱坞的劣等雇佣军就把这个主题折腾进了电影制片艺术的坟墓。 综观整个爵士时代的电影，并不比“吉格斯太太”走得更远，其最为俗丽肤浅的特质从未消失。无论如何，此后的爵士时代凭着自身的动力一路飞奔，为它提供服务的是装满了钞票的巨型加油站。 那些年过三十的人，那些正在向着五十岁迈进的人，也加入了舞群。我们这些小老头都记得，1912年，当那些四十多岁的“阿婆”扔掉拐杖、进修起探戈舞和城堡舞的课程时，掀起过多大的骚动。 而十二年之后，女人奔赴欧洲或纽约时就没准会把《绿帽子》和她其余的风流韵事一并装进行李，只是萨沃那洛拉忙着在他自创的“奥吉厄斯马厩”里鞭打死马，没空注意到这一点。 社交圈，即便是小城市的社交圈，如今也都在各自的包厢里用餐，老成持重的那一桌，只能通过道听途说，才能对放荡不羁的那一桌略知一二。而留守在“持重之桌”上的人，已所剩无几。 此桌昔日曾拥有的荣耀之一——那些乏人追求的姑娘，那些曾经逆来顺受、将一宗“疑似禁欲”升华成高尚品德的姑娘，在寻找理论慰藉的道路上撞到了弗洛伊德和荣格，随即别转身往回飞奔，再度陷入一团乱麻。 时至1926年，整个世界都将性看成当务之急，这现象已经颇让人生厌了。 （我记得有个与伴侣琴瑟和谐的年轻妈妈，问我太太怎样才能“马上搞次外遇”——尽管那时她心里并未物色到什么人选——“因为，难道你不觉得，三十好几的人还风平浪静，多少有点丢人么？”） 一度，非法贩卖的黑人唱片，连同其中那些含有阳物崇拜意味的委婉语，弄得世间万物都似乎暗藏着挑逗的玄机，与此同时，一波色情戏剧纷至沓来—— 戏院里挤满了来自精修学校的少女，她们在这里听到了一位女同性恋的罗曼史，也听到了乔治·让·内森的抗议。后来，有一位年轻的制作人彻底发了疯，喝下一个美人儿散发着酒气的洗澡水，最后进了监狱。 不管怎么说，他那点可怜兮兮的浪漫尝试本来就属于爵士时代，而他那位关在大牢里的同代人露丝·斯奈德，却是拜小报所赐才跻身时代人物的——《每日新闻》津津有味地向美食家暗示，她即将被送上电椅，“火煮，油炸，咝咝作响！” 社交圈里寻欢作乐的精英分成两股主流，一股涌往棕榈海滩和多维尔海滩，另一股规模要小得多，流向夏日的里维埃拉。在夏日的里维埃拉，人们更敢于胡作非为，好像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跟艺术扯得上关系。 从1926年到1929年，在昂蒂布海角的那些美好的岁月里，占领着这“法国一角”的那群人，与主导着美国社交界的欧洲人截然相反。 昂蒂布海角上各色花样应有尽有—— 到1929年，在这个地中海域最美的游泳天堂里，除了有人在中午出于老习惯还下一会儿水以外，就再没见到什么人游泳了。 海边陡峭的岩石逐级而上，景象壮美，某人的贴身男仆和一位难得一见的英国姑娘曾经从岩石上跳过水，但是那些美国人只要能在酒吧里讨论讨论，也就心满意足了。 这个现象与当时故土上正在发生的情形也颇为合拍——美国人变得越来越柔和了。此类象征随处可见：我们仍然在奥运会上获胜，但那些冠军的名字里已经没几个元音了——那些运动队，比如（印第安纳州）圣母大学的“好斗爱尔兰人联队”，都充满了新鲜的海外血液。 法国人的兴致一来，戴维斯杯网球赛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他们关注的焦点。中西部城市的空地如今正在大兴土木——毕竟，除了学校里的那段短暂时光，我们是不会像英国人那样变成一个热爱运动的民族的。 这就像龟兔赛跑。当然啦，但凡我们有那个意愿，立马就能办得到；所有老祖宗传下来的精力储备，都还在我们身上。 但是，1926年的某一天，我们低头一看，发现我们的胳膊已经松松垮垮，肚子肥得像茶壶，已经没办法冲着一个西西里人说什么“布——布——阿——杜”了。 上帝知道，没有什么乌托邦理想了。 即便是当年被人诟病为“娘娘腔”的高尔夫球，近来看上去也颇为奋发向上了——这种被阉割的运动形式出现得确实正当其时。 时至1927年，神经官能症遍地蔓延的势头已渐趋明显，纵横填字游戏的风靡一时便是表明这种现象的微弱信号——如同双脚紧张兮兮地打起一阵拍子。 我记得有个跟我一样旅居海外的家伙打开一封信，那信来自一个我们共同的朋友，信上催他赶快回家，好在故乡的泥土那坚实强韧、振奋人心的质地中重获新生。 那真是封力重千钧的书信啊，我们俩都被深深打动，直到发现信头上的地址是宾夕法尼亚的一家精神病院。 彼时我那一代人已经开始堕入暴力的黑暗深渊。有个同班同学在长岛杀完老婆以后自杀，另一个从费城的一座摩天大楼上“意外”跌落，还有一位则在纽约的摩天大楼上故意跳了下去。 有一位在芝加哥的一家地下酒吧里给人揍扁，一路往家里爬，死在普林斯顿俱乐部；另外还有一个先被关进疯人院，在那里被一个疯子抄起斧头劈碎了脑壳。 这些惨绝人寰的悲剧可不是我挖空心思找来的事情——那都是我的朋友；而且，这些事并非发生在萧条时期，而是发生在繁荣年代。 1927年春，一道明亮而异样的闪电划破天空。 一位来自明尼苏达、似乎与他的时代全无干系的年轻人完成了一件英雄壮举。一时间，人们纷纷在乡村俱乐部和地下酒吧里放下酒杯，缅怀他们昔日最美好的梦想。 或许借助飞行能找到出路，或许我们奔腾不息的热血能在无边无垠的空中找到未曾开发的新世界。那时我们确实都满怀信仰；爵士时代在继续；我们还会再迎来一个这样的时代。 不过，如今的美国人流浪的范围愈来愈广—— 朋友们似乎永远在动身前往俄国、波斯、阿比西尼亚和中非。到了1928年，巴黎已经变得让人窒息了。随着一船船被经济繁荣激发的美国人陆续抵达，情形每况愈下，直到最终，船上那些疯狂的乘客已经到了颇为危险的地步。 他们不再是简简单单的爸爸妈妈带上一双儿女——其和蔼可亲的品行和对于欧洲同等阶层生活的好奇心都无与伦比，而是换成了一群异想天开的原始人，他们相信某种模模糊糊的概念，就是那种你能从一部十分廉价的小说里得到的印象。 我记得在一艘汽船上见过一个意大利人，穿着一身美国预备军官制服在甲板上散步，在酒吧里用结结巴巴的英文跟一群正在批判本国的社会公共机构的美国人吵起架来。 我还记得一个胖胖的犹太女人，浑身珠光宝气，在一场俄国芭蕾演出时正坐在我们后面，大幕拉开时，她说，“那真可耐（爱），搭（他）们应该把这些花（画）成一幅花（画）。” 这些都是滑稽表演，可是很显然，金钱和权力正在落进那些人手里，跟他们比起来，哪怕是一位苏联的村长，也堪称兼具判断能力与文化涵养的金矿了。 1928年及1929年，本国有一批公民踏上豪华旅程，在新环境的作用下他们状态失控，其价值观与哈巴狗、双壳类软体动物、色鬼、呆小病患者不无相似之处。 我记得有位来自纽约某区的法官带着女儿去看巴约挂毯，随即在报纸上大肆攻击，鼓吹要分级参观，因为某一幕场景有伤风化。话说回来，在那段时间里，生活就像是《爱丽丝漫游奇境》里的那场比赛，人人都有奖可拿。 爵士时代经历过一段狂野的青春时光和一段鲁莽的中年岁月。先是那个充斥着贴面派对、利奥波德—洛布谋杀案（我记得当时我妻子因为被怀疑是那个“波波头强盗”，在皇后区被捕）和约翰·黑尔德描绘的服装的阶段。 到了第二阶段，类似性与谋杀之类的现象已日趋成熟，尽管也更为司空见惯。中年总得捱过去，于是，睡衣给带到了海滩上，用来拯救那些被连体泳衣打败的肥胖的大腿和松松垮垮的小腿肚。 末了把裙子都放下来，这下什么都给遮住了。人人都蠢蠢欲动。让我们向前去——但事情并没有这样发展。有人跌了跟头，历史上最最华贵奢靡的狂欢就此告终。 它是在两年前结束的，因为其基本支柱——那种绝对的自信被狠狠动摇，没过多久，这脆弱的结构便沉入了地下。两年之后，爵士时代看起来就像战前的日子那般遥远。 那毕竟是侥幸得来的时光——占全国十分之一人口的上流社会都像大公一样醉生梦死，像合唱队少女一般率性而为。 话说回来，现在来一番道德说教固然轻而易举，但设若在二十几岁的年纪能度过这样一段确凿的、无忧无虑的时光，还是很让人愉快的。即便你一文不名，也不必担心钱的问题，因为你周围的人都在挥金如土。 （聚会）行将结束之际，你要想付掉自己那份帐，就得跟别人争抢，接受素昧平生之人的盛情款待，几乎可以算是帮他们的忙。魅力也好，恶名也罢，抑或仅仅是好教养，都是比钱更重要的社交资产。 这一点棒极了，可是，随着那些永恒的、必不可少的人类价值观奋力扩展到无远弗界，事情变得越来越空洞浅薄。 作家凭着值得敬佩的一部书或者一出戏，就成了天才；就好比大战时期，只有四个月服役经验的军官就能指挥几百个人，所以如今许多小鱼都在大池子里运筹帷幄。 在戏剧界，奢华的大制作由几个二流明星担纲，这样的情形一直向上延伸到政坛，很难让好人对那些最重要、最需要承担责任的职位感兴趣，这些职位的重要性和需要承担的责任远远超过那些企业主管，但年薪不过区区五六千元。 眼下，安全带再度系紧，当我们回首荒废的青春，我们端出一副合乎时宜的惊恐表情。 然而，间或，鼓点声中会夹杂着一阵悚人的轰鸣，长号音里会传来一声仿若哮喘的低吟，将我猛然拽回二十年代早期，那时候，我们喝着酒精，每天都以各种方式变得越来越美好，那时裙摆被第一次缩短—— 后来这次尝试中途夭折，那时穿着针织连身裙的姑娘们看上去都很像，那时你不想认识的人们会说：“是的，我们没有香蕉，” 似乎只须再过几年，长辈们就会躲到一边，把这个世界让给那些洞悉本质的人来管理—— 那时，在年轻的我们眼前，一切都像是镀上了玫瑰红，浪漫无比，因为此后，对于周遭的环境，我们将永远不会再如此感同身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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