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恺 生于1990年，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2012年发表小说处女作《阴阳人甲乙卷》，作品多见于《天南》《山花》《青年作家》《作品》《芙蓉》等杂志。2013年获香港第五届新纪元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2016年参与首届“Shanghai Project |上海种子”展览。 四月一日 一个多月前，我搬到了公墓和火葬场之间的桉树林，这是地板厂种下的。我刚来的时候，遇到了几位伐木工人，用他们留下的废材搭了一间棚子。几天之后，我才发现日历搞丢了。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把日子找回来，于是每天都瞅着火葬场的烟囱。奇怪的是，一个月，火葬场没有接过一单生意。 就在昨天，我还不确定现在是四月还是五月。 山下是滨江路，在午夜十二点之前，会有几辆货车经过，十二点之后，就没有车了，第二天一早也不会有，江边的水雾太大，夏天到来之前都是这样。江上有一艘船屋，住了一对夫妇。有个晚上，老渔夫起来撒尿，他顺着火光看到了我，他当时一定吓坏了。附近的农民在河滩上种了一些蔬菜，有时候，趁着夜色，我穿过寂静的公路，走下阶梯，用鹅卵石搭一个简易灶，烤食那些没有人照管的土豆。 在我离家出走的最初的一段时间，食物是最大的难题，带出来的干粮很快吃完了，等着我的是从未感受过的饥饿。我住在树洞里，肠子蠕动的声音格外刺耳。一场雨过后，我长了湿疹，溃烂的皮肤黏在树根上，我想，我会长成一株新芽或者树瘤。体温降下来后，我决定回城里碰碰运气。在一个三岔路口，我遇到了一条土狗，我们一前一后地走了很久。我找到一家二十四小时超市，营业员在睡觉，我在门外站了一会儿，又离开了。那条土狗一直跟着我，有时还跑到前面等我。我把它带到了竹林里，用藤条拴住它，然后回树洞拿出匕首和盐巴。我用竹壳生起一团火，它没有躲闪，反而亮出脖子，那里有一团洁白的绒毛，我放了它。等到火熄灭，我站起来，看到它在土埂上望着我。我在树洞边找到了一个鼠窝，是那种又瘦又小的田鼠，将它打理干净后，往鼠肚里塞佐料，再用稀泥包裹住，放进火堆烤，敲碎泥巴，就可以直接享用了。类似的烹饪方法，还可以对付麻雀、水鸭和偶尔偷来的家鸡。后来，我从涵洞下捡回了一口锅，才让饮食习惯回归了文明。 我也搬到垃圾房和烂尾楼住过，来到公墓附近，是因为这里能捞到一些新鲜的祭品。 今天，火葬场的烟囱终于冒烟了。下午，墓地响起了鞭炮声，我从一条小径穿过去，正好看见亲属离去的背影。我走到墓碑前，逝者是个天主教徒，卒于三月三十一日，墓台上放着笔和笔记本，像是教士掉下的。我想，今天应该是四月一日吧。 四月二日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值得害怕。 想起来挺可笑，我曾经很怕蝴蝶和飞蛾，尤其是花色的，母亲告诉我，它们翅膀上的磷粉会让人患上手抖病。那时候，我们住在山上，到了夜里，屋里的灯光会招来数十只飞蛾。它们贴在窗户上，我宁愿忍受夏季的炎热，也不肯推开窗户，我总是梦见飞蛾从缝隙钻进来，一只又一只，磷粉如雪花一样掉在我的床上和身上。父亲为我做了一扇窗帘，我将它拉上，睡了几夜安稳觉。我伤感起来，不知道飞蛾是否还贴在那里。我鼓起勇气，拉开窗帘，窗户上什么也没有，即便整夜都开着灯，也不见它们的身影。天气凉快下来，母亲做了一碟炒豆，那天晚上，我渴得难受，就起床到水缸舀水喝，一只昆虫在我嘴里扭动了几下，被我吞了下去，也许是一只蜻蜓，也许是一只蝗虫，但我始终怀疑，那是一只蓝色和紫色相间的蝴蝶。 我曾经也怕蛇。祖父丧命于银环蛇之口，他被咬之后，用开路刀剜掉伤口，敷上三叶青，将裤腿裁开，系在小腿上，走了五里路，才倒在灌木丛里。他们找到他的尸体已经是四五天之后，脸上的肉被老鼠或者穿山甲啃掉了，他们在原地挖了个坑把他埋掉。在那之后，他们撵山都会备上打蛇棍和蛇药。三伯则丧命于竹叶青之口，这种蛇的毒性小些，他在灶炉旁拿木柴时被咬，随手便把它打死了。蛇医给他开了些药，他服了半个月，伤口溃烂结疤，以为已经痊愈，但是到了下半年，他的体质越来越差，最后卧床不起。我们去看他，他握着我的手，他说，他打死了一条家蛇。他的死亡是缓慢且难以察觉的，呼吸与热量一点点散尽。峡谷里的猎熊户捕过一条幼小的过山风，他用笼子把它养起来，喂它吃泥鳅、老鼠和腐肉，过山风逐渐没了蛇性，他甚至把它取出来，陪一岁半的儿子玩耍。有一天，他在苞谷林守一头老熊，凌晨四五点，他的手颤抖起来，他把枪挎到身后往回走，越走越觉得不对劲。到家的时候，他看到蛇笼被打开了，女人躺在地上，儿子不见了。有人说他的儿子被生吞了，也有人说被叼到蛇窝去了。我没见过猎熊户，不知道这个故事的真假。人在饥饿的状态下，是没有敬畏之心的，我住在树洞的那阵子，吃尽了周围的乌梢蛇，连蛇蛋都不放过。 在大瓦山，我还怕豺狗、山豹、獾猪、棕熊，这些家伙在这里很难见到，连刺猬和野兔都很稀罕。我倒是见到过一只臭鼬，它发现我之后，一个翻身钻进了地洞，我往里头灌水，等了半天也不见踪影，最后在十几米开外，找到了另一个洞口。臭鼬也是稀罕的。 住在墓地旁边，我还应该害怕幽灵。只有极少数人能看到它们，据说同真人没什么区别，轻飘飘的，没有重量。今天下午，我在道班的工棚搞到了点吃的，然后到墓地溜达消食。每块墓碑上都写有他们的出生日期，从一九○八年到一九九二年，我仿佛走过了一个世纪，最后我坐到其中一块墓碑上，等着晚霞铺到远处的山坡上。我清楚地看到，有些东西在下沉，另一些东西在上升，它们逐渐混杂到一起，又一点点散开。有一刻钟的时间，我感到很美妙，就像刚扎了一针，什么也不用想，我对着晚霞笑起来。死亡是幽默的。我想起六岁那年，母亲又怀上一个孩子，我正好到了该念书的年纪。我们已经没有捕猎指标，父亲每天把羊赶到草坡上，很晚才回来。一头母羊跑丢了，他谎称是被赤狐咬死，拿到指标后，他出去寻了几天，空手而归。他们开始争吵，吵过之后，父亲摔门出去，母亲说，他去日野女人了。她经常摸着肚子自言自语，后来，父亲借钱把我的学费交了。开学第一天，我起了个大早，刚打开门，就发现皂角树下有双发亮的眼睛，我赶紧叫醒父亲，两声枪响过后，那条赤狐终于到手。他把狐皮剐下来，拿到县城卖了，放学回家，我们饱餐了一顿。母亲躺床上，又在自言自语，她抱怨满屋子的臭味，抱怨再打一百头狐狸也不够。或者还说了其他，我忘记了，我只记得，父亲拿起枪，用枪托在她肚子上擀，她疼得直哭。几天之后，那个孩子就掉下来了，父亲把它埋到了皂角树下。秋天的一个周末，母亲坐在树下织过冬的衣服，我从门缝看到她放下织针和毛线，耳朵贴到地上，咯咯地笑出了声。 四月三日 今天，来扫墓的人多了起来，我去捡了几瓶二锅头和半包烟。洒了一瓶在板屋周围，又拿了一瓶到桉树林，一边喝酒，一边等着扫墓的人离开，好过去清理他们留下的食物。 吃饱后，我在吊床上睡了一会儿，酒精在胃里翻腾，也许喝到了假酒。 林子起风了，我听到脚步声，踩在落叶和荒草上的脚步声，既不走近，也不走远，起初我以为是护林员，侧身去看，只有斑驳的日光落在地面，也可能是野狗或者野猫或者耳蜗里的血流声。 酒精带着我进入一场梦境：撵山狗把母獾赶到了洞子里，我拿着猎枪追了进去，可是我没有找到母獾，当我刚跨出山洞，脑门正中一枪。我醒来后，胸口发烫，后背是一层层的细汗。 我从吊床跳下去，拿起酒瓶又喝了一口。山下停满了车，坟前站了一堆又一堆人。我坐下来，抽那半包烟，由近到远地看过去，猜测墓中人与他们的关系，没有人哭，所有人都在笑，仿佛在与墓中人开荤段子。 我还记得，父亲下葬时，他们启开棺材，让我再看他一眼，里面只有几件他穿过的衣服和一张豹皮，这是他一生的荣耀，棺材被盖上，往墓穴降。母亲让我哭出来，我就使劲眨眼睛，我不知道父亲是不是死了。那一年，村干部挨家挨户没收枪支，父亲藏了一杆，双管猎枪被他藏在猪圈里。在他失踪前一天，他拴上门，在堂屋里一遍遍地擦拭它。他什么也没跟我说，但就是那个下午的场景，让我相信，父亲没有死。一年后，母亲和父亲的弟兄为他树了一座衣冠冢。我站在墓前，认为这只是父亲的伪装术，就像他打猎时在身上挂满枝条。 我又喝了一口酒。他们打扫墓台，摆上鲜花和祭品，然后一排排鞠躬。酒已经见底，我也许会喝死在这里。像是商量好似的，他们成群结队地往山下走，欢笑稍纵即逝，一种沉默与另一种沉默对峙。 父亲被宣告死亡后，幺伯来得更勤了，有时候带来一条野味，有时候什么也不拿，他让我坐到门外的台阶上。那年的冬季，我好几次看到一个人从迷雾中走来，蹲到土丘后面，我以为是背着猎枪归来的父亲。终于，他朝我走过来，我激动得快哭出来，我没有看到猎枪，也没有看到端着枪的粗壮的手臂，而是看到披着长发的幺娘。她用斧子劈开房门，幺伯正在拍打母亲肥大的屁股，斧子砍进了他的肩膀，鲜血溅到母亲的脸和乳房上，迅速凝固，成为她放荡的印记。父亲出走两年后，我们在一个深夜搬离了大瓦山。母亲一手提着木箱子，一手牵着我，一直走到县城，她才告诉我，我们不会再回去了。 最后一辆车的车灯远去，守墓人上来巡视了一圈，浇灭余下的火星，我走到那些下沉的东西和上升的东西的交界处。 接下来几天，我都不用再为食物发愁，但我不知道应该感谢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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