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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嘉庆年间，学者阮元著《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两文，拉开了“碑学”的序幕。 阮元之说是否正确，暂且不论。然而“碑学”自此日渐兴盛，到咸丰、同治时，“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标志着“北碑”、“魏体”已进入了普通民众的生活中。 “北碑”指北朝魏、齐、周三朝的碑版、墓志、摩崖、造像等石刻文字。其中以元魏一代的数量最多，书法质量也最高，所以，人们习惯上总用魏碑来作为北碑的代表。 魏碑在用笔的艺术风格上，大致可分为圆笔、方笔、方圆笔兼用三类，而声名煊赫的《郑文公碑》，历来被视为魏碑中的“圆笔极轨”。 《郑文公碑》又名《郑羲碑》，此碑书者郑道昭，字僖伯，自称中岳先生，荥阳开封人。自幼好学，博览群书，爱仙乐道，好为诗赋。北魏孝文帝时，累官至国子祭酒。曾上表求仿东汉《熹平石经》、前魏《正始石经》之例，立石于太学。又两番建言崇儒敦学，颁布学令学制。后迁官秘书监，出为光州、青州刺史，复入为秘书监。卒于孝明帝熙平元年（516）。道昭为政宽厚，不任威刑。《北齐书·郑述祖传》载述祖后亦为光州刺史，政治清明，故当时民谣曰：“大郑公，小郑公，相去五十载，风教犹尚同。”道昭父子受百姓爱戴，于此可见一斑。 清叶昌炽《语石》称郑道昭的书法“不独北朝宜居首选，自有真书以来，一人而已。”并把“书圣”桂冠从王羲之头顶上摘下，献给了郑道昭，可谓推崇备至。但郑道昭工于书法之事，《魏书》、《北齐》、《郑文公碑》、《天柱山铭》均没述及，唐窦臮《述书赋》、宋陈思《书小史》皆未著录。赵明诚《金石录》虽收《郑文公碑》，只是仅着眼碑文，并不涉及书法。直至清乾隆年间，山东掖县云峰山刻石为世人所知，经包世臣、吴熙载、赵之谦、叶昌炽等人竭力鼓吹，道昭书名，方显于世。 云峰山摩崖四十余种，系郑道昭与其子郑述祖先后任光州刺史时所书。其书多为圆笔大字，大者字径七寸，小者寸许。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榜书》曰：“云峰山石刻，体高气逸，密致而通理，如仙人啸树，海客泛槎，令人想象无尽。若能以作大字，其秾姿逸韵，当如食防风粥，口香三日也。” 除《郑文公碑》外，云峰山摩崖中有名的还有郑道昭的《观海童诗》和《论经书诗》。此两碑均为道昭自咏自书之诗，为赋诗刻石的先声。其碑字径四寸，为《郑文公碑》四倍。分行疏宕，用笔圆劲，结体开拓宽博，横向尤为舒展。体势雄峻高迈，韵味醇厚，足与《瘗鹤铭》相抗衡。 然而，在众多的云峰山石刻中，其形制最齐整，字数最多，书法成就最高者，当首推《郑羲碑》。碑共有两部分：一在云峰山摩崖，称《下碑》；一在天柱山绝顶，称《上碑》，两碑文辞相近，《上碑》行文比《下碑》简洁，《下碑》结衔的末尾有个“草”字。 结衔末尾的“草”字 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云：“标题云‘碑草’，仅见于此。殆以《上碑》为正本，此碑为草本邪？自来金石家皆未言此。”此言不假。《下碑》末尾云：“《上碑》在直南四十里天柱山之阳，此《下碑》也。以石好，故于此刊之。” 由此可知《上碑》先镌，按惯例自无再树一碑之必要，刻立《下碑》，仅为石好，若无好石，也可不立，绝非必不可少的正本。两碑上下之分，定之于道昭。古人言上下，多含尊卑、主从之义，立碑者已视《下碑》为附从。此外，郑述祖《石柱山铭》叙及其父道昭“于此东峰之阳，仰述皇祖魏故中书令……文贞公（指郑羲）迹状，镌碑一首。”述祖是郑羲之孙，当知何碑为正本，其独举《上碑》，可见《下碑》并非正本。 从书体上来看，两碑风格相同，《上碑》字径寸许，因处山顶，风化特甚，字迹磨灭，多难辨认。《下碑》字径二寸，字大为《上碑》四倍，字迹清晰完好，尽管是草本，如以书法艺术价值而论，《下碑》反应居上。 《郑文公碑》刻于北魏宜武帝永平四年（511）。摩崖刻布白一般有纵无横，《郑文公碑》却纵横皆分，端庄凝重。用笔圆劲醇厚，包含篆分遗意。行书入碑，始于唐代，《郑文公碑》中已有少量行书笔画。如“均”字两点，“徒”、“楚”两字的最后几笔，“篤”字的四点，都用联笔，这在北碑中属于出现比较早的。 《宋史·岳飞传》载岳飞论兵法云：“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以此来看《郑文公碑》，也是一样。其字不拘常法，随宜变通，变化无定则，全以神运。其用笔虽多圆笔中锋，但也不乏方笔露锋，如“事”之平横，“東”之捺，“骑”、“气”之点，如异军突起，令人耳目一新。再看“道”、“通”二字，同为横折，“道”则侧锋切过，方势挺然；“通”却转笔直下，棱角全无。底下长捺，一方一圆，各配其所，使结构相近之字，韵味相去甚远。 注意“子”字的竖钩 若把“子”、“将”、“东”、“丞”诸字的竖钩放在一起，又如看趯法由隶至楷的进化表。“子”字顿笔后逆锋左向缓行作慢弯，从容如隶；“丞”字斜挫后蹲锋养势，跃然而起，与“永字八法”之趯完全一致。“骑”、“笃”两字四点均连写，“骑”则勇往直前，如猛将踹阵，所向无敌；“笃”则回波曲折，似美人游春，顾盼生姿。 注意“丞”字的竖钩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此碑的曲线运用，堪称“曲尽其妙”。该碑书法之精华，即在于此。其行笔沉涩，多作复杂的立体曲线于东；一方面笔锋在碑面上沿着笔画方向作波状曲线运行，在笔画上表现为边缘参差不齐和不同弧度、曲率的弯曲；另一方面笔锋垂直（或近乎垂直）于碑面不断作上下的提按运动，使笔画粗细有致。这种复杂运动所产生的线条，有节奏，有韵律，外形柔美，劲力内含，笔势飞动，跃然纸外，给人以立体的质感。 注意“均”的连笔 除行笔外，碑中笔势、结字用“曲”，也无不精妙。如“军”、“宁”、“冠”诸字的横钩，外曲呈拱形，外观似古代削肩仕女，娇弱无力。按诸力学，拱形承力能力远远大于平直之形，实质上，拱形更为有力，不过比较含蓄罢了。至于“弟”字的矮厥（横竖钩），则干脆卷曲如环，大有金城汤池，牢不可破之意。再如“冠”字第六笔横戈钩，左避右让，闪展腾挪，与圆点相配，宛如游龙戏珠。再如“文”字四笔皆曲，曲点完后提笔沿势左行，逆入作横，然后护尾收笔，再作斜撇，后复提笔沿曲横回腕虚行作捺。笔意循环相连，使人感到气韵川流不息的动势美。 注意“军”、“安”的横钩，“将”、“东”的竖钩 清赵之谦说：“北朝书无过荥阳郑熹伯。”龚自珍《己亥杂诗》评《瘗鹤铭》说：“二王只合为奴仆，何况唐碑八百通。欲与此铭分浩逸，北朝差许《郑文公》。”杨守敬《学书迩言·评碑》说：“云峰郑道昭诸碑，遒劲奇伟，与南朝之《瘗鹤铭》异曲同工。”总而言之，“北碑第一”的称号，《郑文公碑》是当之无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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