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的一生有许多机缘。一个人最终成为什么样的人，常常是由机缘造就的。而我，成为今天这样的我，是与人生中遇到了张前老师这个机缘分不开的。 学兄邢维凯当年和我说过，“如果不是遇见了张前老师，我这辈子不会去搞音乐学”！我非常认同他的说法，但我觉得这话更适合我来说，因为我是在考中央音乐学院之前就认识了张前老师，他是把我带入中央音乐学院的第一人。 1984年，我从沈阳音乐学院钢琴系退学，准备报考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的音乐学系。当时我能够与音乐学搭上边的线路图是这样的：钢琴系的同学徐冬→她的父亲孙学武→他的同学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张前老师。有了这条线索，1984年初，我只身一人跑到北京，找到了张前老师。当时绝对不可能想到，在我这个怯生生的考生面前，这位非常和蔼、细心、体贴的老师，在日后会对我的人生产生那么大的影响。有了张前老师提供的信息，我座上了去上海的火车，准备在那里，参加中央与上海两所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招生考试，开始了迈向音乐学事业的第一步。幸运的是，我如愿以偿，进入了中央音乐学院学习。 80年代中期是改革开放后商品经济最初的活跃时期，在“教授不如烤地瓜”的时代，出现了全民经商、“人人对缝”（即为生意的双方牵线搭桥抽头挣钱）的现象。商品经济的浪潮夹杂着多元价值取向冲击到学校，使我们这些并不愚笨的学生也免不了产生了不甘于去坐音乐学研究冷板凳清贫度日的念头。所以，当时虽然学习仍然很用功，但绝没有想过要终生从事这样一个看上去就不会红火的事业。 至大学四年级，我们开始选专业了，因在音乐美学基础课上感受到了张前老师的教学风采，也因当时对美学的天然兴趣，我就想，要不就先选音乐美学专业读读吧。那天下课时，邢维凯先找到张前老师，自我介绍说：“我叫邢维凯，我想选音乐美学专业，希望您能作我的指导老师”。我紧接着也跑上讲台，用并不很坚定的口气说“我也想跟您学音乐美学。”就这样，在那一瞬间，我做了一个让我受益终生的正确选择！从此开始近距离接触张前老师，接受他严格而耐心的教诲，感受他温暖而体贴的关怀。现在回想起来，正是因为张前老师润物无声的教学艺术，把我不知不觉地推上了音乐学研究的道路！并让我在这条道路上，感受人生的充实，感受事业的成就，感受生命的价值。 到现在我都没有想太明白，张前老师是以怎样的导师艺术，让我和邢维凯这样满头长角、浑身是刺的学术小野马，一点点在科学研究的基本规范中逐渐就范，而又把独立思考、大胆提问、勇于挑战的思想锋芒与少年锐气丝毫不伤害地保留下来。至今当我自己作为导师带学生的时候，我都一直未能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 在张前老师的课上，他一方面特别强调掌握前人的研究文献，要求认真研读原作；同时他还非常强调地要求学生独立思考、勇于提问，不要拘泥于前人的言论；他鼓励学生形成自己的问题，鼓励学生去研究自己发现的问题。在张前老师给我上专业课时，知道的人，是张前老师给我上课，不知道的人，还以为那个夸夸其谈、滔滔不绝的年轻人在讲课！你的正确不正确的观点，成熟与幼稚想法，所有你感受到的、想说的，你都可以毫无顾忌地在导师面前竹筒倒豆子一样一倾而尽；在他面前，你可以不知羞地夸自己，也可以批评任何人的任何观点，甚至可以对导师本人的研究评头品足……而张前老师都会一直带着欣赏的目光倾听，任凭学生自由表达。而他在指出学生问题的时候，则非常小心、谨慎、和蔼甚至是很客气的，总是以商量的口气，用提问的方式让你自己去发现与认识到自己存在的问题。我想，正是在这种包容、鼓励与商讨的氛围中，我和学兄邢维凯的学术锐气得以保全。 记得跟随张前老师上第一次课的时候，我就说要研究“音乐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这一音乐美学公认的难题。张前老师并不急于告诉我：你的选题实在是太大了，不适合一个初入门的本科生去做！他鼓励我去把自己的设想写出来。我印象非常深的是，第二次上课时，我写了5万余字的长篇大论——“论音乐的内容与形式”。张前老师非常认真地从头到尾一点点地帮我分析、提问、批改，帮我理清思路，最后让我自己接受了这样的事实：这个问题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无法驾驭的。后来我自己心悦诚服地主动缩小论题范围，降低难度，从这个大题中选择了一个研究的切入点深入思考，而这个思考的结果，构成了我后来的本科毕业论文《同构联觉──音乐音响与其表现对象之间转换的基本环节》，这篇论文也成为10年后完成的博士论文的前奏。 张前老师教学的另外一个特别突出的特点，是强调实践！强调音乐美学要直接研究来自音乐审美实践一线的课题。他的这种关注点，可以从他自己的研究成果中很清晰地看出来。 八十年代后大量西方学术研究成果进入中国学界，广泛联系与吸收自然科学的体系与概念，一时间成为音乐学研究的时尚。而张前老师始终要求我的是，紧扣实质性问题，力求问题明确、概念清晰、逻辑严谨、思路简洁、表述平易。他认为，学术研究的天职就是要解决问题，要明确而清晰地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显得深刻、显得前沿、显得新颖而在仅有修辞效果的方面下花拳秀腿的功夫。前些年，在音乐美学界中存着外来思想食而不化，借用概念生搬硬套，论证推理漫天联系，行文用词天马行空的做法，而这种貌似深刻地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复杂问题模糊化的学风与张前老师条理清晰的逻辑思维是格格不入的。他一方面慎重地要求我要好好阅读这些文章，另一方面也不断地提醒我要始终清晰地把握问题的实质，紧紧抓住来自音乐审美实践过程中真正的问题，并以解决问题为根本目标去做学问。 随着自己学术研究的深入与扩展，我越来越意识到这个问题：来自实践一线直接提出的问题，往往是清晰的，而这些原本清晰的问题，会随着研究者自身思路不清、概念模糊、逻辑混乱而变得连问题的实质是什么都弄不清了。张前老师始终强调学者要直观实践一线问题的视角，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了我个人一度也曾出现的方法论层面的偏差。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在科学界有一个共识：能够从可被科学研究的切入点上提出一个实质性的问题，是非常不容易的。纵观张前老师在我国初创音乐心理学学科时所框定的研究路线，我们会发现他提出的研究脉络是何等的清晰！也许这种对研究脉络的把握，仅仅出于张前老师自身的学术兴趣，但他关注实践一线实际问题的学术研究出发点，却带给我很多方法论与学风层面的思考。  在外人看来，张前老师是一个超级和蔼的老师，但如果你真正长时间接受他的指导，你才会认识到，他其实是一个超级严格的老师。当然严格不等于严厉。用我自己总结的话说：“严格”与“严厉”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是规格问题，后者是态度问题。有的老师态度非常严厉，其实学术规格并不高；而张前老师恰恰相反：在他非常和蔼的态度背后是极端严格的学术要求。他有一句我让终生难忘的话：“我不管你想说什么，我的任务是，帮助你把你自己想说的话说清楚”。 “说清楚”，谈何容易！张前老师的思维之清晰，对概念使用的准确性之敏感，对逻辑的层次性，陈述的主次轻重的要求之高，对学术观点价值的判断之准确是令学生觉得“恐怖”的！张前老师的思维清晰，不仅仅表现在他对模糊的概念、混乱的逻辑、言之无物的语言有着天然的抗拒，我甚至还觉得，他常常是在直觉的层面上，像听音乐一样感受你的行文是否流畅、层次是否分明、主次是否得当、主题是否鲜明、论据是否充分、语辞是否达义。慢慢的，我接受了这样的现实：不要指望哪个你自己都能感到问题在他那里会逃脱！在他那里，自己仅能隐隐感觉到的问题，会被剥离得清晰而鲜明，而这恰恰是去解决这个问题的前提。在我跟随张前老师学习的后期，我逐渐形成了一个概念：张前老师说你有问题，你就一定有问题！也许你现在还不知道，但是只要你沿着他指出问题的方向去深入思考，就会发现他说的问题！ 对于处于一个研究核心地位的基础概念，他会抓住你的定义的内涵与外延及表述措辞不放，要求你一直磨到清晰、明确而简洁。记得在我写作博士论文的过程中，有一个对“内容”概念的定义。当时论文已经改多次了，张老师一直不满意我的定义，由于我坚持己见，觉得实在是再也没有修改余地了，这个问题就一直搁置下来。直到在几乎定稿时，张前老师坚持不认可我的定义，认为“出意思了，但还没有到位！”他说：虽然我也不知道到底是缺在哪，但是肯定没有到位，你再琢磨琢磨。当时我已经建立了这样的信任：既然张前老师说有问题，那就是一定有问题，虽然不知道问题到底在哪。于是我在家里对着电脑，盯着一句话憋了三天，最后的结果是在定义中间改了几个字，拿给张老师看。张老师满意地说，这回还差不多！ 张前老师对陈述的表达顺序，说理的逻辑层次，内容的主次轻重，都非常敏感，从整体架构到遣词造句都会严格审查。我写作博士论文的过程中，他有时会花几天的时间帮我把文章的论述顺序进行调整，告诉我，这里应该再简略一些，这里应该再展开一些，这段一带而过就行了，这段必须要重点论述，在本文中目前没有必要提这个话题，先整体删去待日后单独成文……。我的博士论文让张前老师费尽了心血！当时，我写完博士论文的第一、二章后，认为该说的道理已经都有了，后面的第三、四两章没有什么可说的话了。而张前老师则认为，这篇论文真正要深入展开讨论的，恰恰是第三、四两章，并且具体要求在某些环节的论述上“要出经典论述”；而第二章则仅仅是理论基础，是为了第三、四章解决问题、回答问题的理论准备。在博士论文最后完成时，我才觉得张前老师的判断与指导是多么的英明。博士论文正式出版时，我要求出版社在扉页上印上“献给我的恩师张前教授”，以感谢他多年对我的培养、关怀，也感谢他在这篇论文上付出的心血。我的博士论文后来获得了教育部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由于答辩时间的要求，这篇论文当时是通改了三稿就定稿了，但是张前老师说，要是再改七、八稿就好了。我心里非常清楚，这篇论文虽然获了大奖，但距他的要求还相差很远。由此能够看出张前老师的教学是多么严格！ 我和学兄邢维凯两人除了生日不同外，几乎所有的都一样：同为1963年生，同是学钢琴出身，同一年级上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本科，同为音乐美学专业，都跟随张前老师学习，又都在同一年保送攻读张前老师的硕士研究生。张前老师指导我们不久，就从学科发展的长远考虑，从各自的特点出发，为我俩的专业方向进行了分析与定位。有一天他非常认真地把我找去，很慎重地与我谈了他建议我转专业发展方向的设想：他一直认为应该在中国建立音乐心理学专业，作为我国音乐心理学学科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他希望我能够将自己的专业方向转向音乐心理学专业，而让邢维凯继续在美学方向发展。当时出于对心理学的兴趣，出于对张前老师的尊重与信任，也没有想太多就答应了。不想就此确定了自己一生事业追求的方向。 确定了音乐心理学专业方向后，张前老师告诉我，要想真正进入音乐心理学的研究，就必须要与大心理学学科接轨，必须要掌握实证研究方法，必须符合科学心理学的研究范式。他帮我联系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在冯忠良教授的研究生班上学习，就是在此期间，我掌握了实证研究的基本概念、基本原则与基本方法，并在对方法论的认识上有了进一步的深化。而这段以教育心理学为主导的学习历程又成为我现在学术研究的另一个侧重点。 现在回想起这段专业发展方向的变化历程，能够清晰地感觉到，张前老师不仅仅关心我的具体学业，还关心学生的事业发展方向与整体规划。在上学的时候，我们只需要想着学习，不需要旁顾其它，因为心里隐隐地感觉到，其它事情似乎张前老师都会替你想到、做好。我和邢维凯本科毕业保送研究生就是在不知不觉中实现的，而研究生毕业后留到音乐学系美学教研室当老师也似乎是顺理成章的，而我知道，这一切的背后，都有着张前老师无微不至的呵护与操持。 张前教授是一个集严、慈于一体的老师。他清晰的逻辑思维，严谨的学术态度，简洁朴实的文字，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着我自己学术研究的基本风格；而他始终在实践-心理学-美学-哲学的全景视角下看待审美问题的思维方式，也影响了我的基本学术研究线路。在他那里，你可以没有任何顾忌地哭诉心中的苦闷；在他那里，你可以在社会的重压下得到心灵的支撑；他严谨的治学作风，低调的做人态度，勤奋刻苦的学习精神，对事业宗教般的执着与坚忍，独立思考的人格尊严，不事权贵、不羡金钱的价值观，都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自师从张老师以来，20多年过去了，今天回头看，竟突然发现，自己身上不知不觉地留下了那么多他的影子！我常想，能够师从张前老师，是要机缘的！我此生能够遇上张前教授这样的老师实在是太幸运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