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派幼童出洋留学
与开办学堂之事相比，选派幼童出洋留学无疑是又一个教育新举措。1868年《中美续增条约》签订，其中第七条内容是：“嗣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照相待最优国人民一体照办”，明确为中国学生赴美留学提供了法律依据。不久，留学耶鲁归来的容闳最早提出派遣学生赴美就读，李鸿章马上表示大力支持，积极主张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直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把选募学生出洋肄习西学、培养人才视为中国自强根本。
曾国藩和李鸿章接受丁日昌的推荐，委派江南制造局、广方言馆总办陈兰彬和江苏候补同知容闳，办理幼童留学之事。陈、容拟定了议选幼童出洋学习条款三折，即出国留学章程，李鸿章认为为时过久、需费亦巨，建议先请试行，每年选送三十名，以三年为度。恰好美国公使4月路过天津，李鸿章专门与之晤谈，就拟派幼童出洋学习一节，向该使咨询，对方反应是“极为允惬”。5月底，英国公使威妥玛和李鸿章谈论起派幼童出洋学习事，甚以为然。在与美、英公使先后会谈后，李鸿章对幼童留学一事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6月26日，曾、李联名致函总理衙门，正式阐明：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8月18日，曾、李又联衔上奏，请求恩准幼童出洋留学，派员在沪设局，访选沿海各省幼童，每年以三十名为率，四年计一百二十名，分年搭船赴洋，在外国肄习。不久，总理衙门复奏，同意了这个建议。
随后，“幼童出洋肄业局”在上海设立，陈兰彬、容闳分别为正、副监督（委员），专门负责挑选学生出国。陈专司汉文和德行等事，容专司各学科事宜，财务则由陈、容共同主持。另设汉文教习2员，翻译1人。1872年2月27日，李鸿章单独上折奏请，令陈兰彬、容闳经常驻扎美国，经理一切事宜。同时命候补知府刘翰清总理沪局事宜，头批出洋后即挑选次年之第二批，又挑选第三、第四年各批，与出洋之员呼吸相通。
1872年8月11日，第一批30名中国幼童从上海出发，踏上了横渡重洋的航路。随后3年，每年都派出数目相同的学生，这样，到1875年共有四批120名。挑选的少年年龄在11到16岁之间，一般由一名教习同行，教导他们中学课程，每个学生要在国外15年，最后两年到各地游历。
派幼童出洋留学一事，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阻力是非常大的。李鸿章考虑到，容闳的海归身份不宜首当其冲，翰林出身的陈兰彬则或能服众，“利用陈之翰林资格，得旧学派人共事，可以稍杀阻力”。用心可谓良苦。
李鸿章要求驻美监督鼓励学生特别注意选修采矿和冶金专业。他还认为，适当延长留学期限，是培养中国学生、使他们回国后能胜任上海和北京新式学校的教师或在兵工厂、造船厂工作的最好方法。这些幼童大部分能够专心西学，品行端正、表现也堪称优良。
可惜的是，留美学生因故中途撤返。头批21名，均送电报局学传电报；第二、三批学生由福州船政局、上海机器局留用23名，其余50名“分拨天津水师、机器、鱼雷、水雷、电报、医馆等处学习当差”。这些人当中，只有两人获得学士学位，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就是二者之一。朱宝奎、周万鹏、袁长坤、程大业、吴焕荣等人，在电线电报方面做出过重要贡献，业绩突出的如黄仲良，曾先后担任沪宁、津浦铁路总经理，粤汉铁路副局长，他们对近代中国的实业发展都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上海近代科技文教的勃兴
19世纪70年代，正是洋务派兴办民用工业和民间私人资本主义工业起步阶段，对西方科技知识非常需要借鉴。随着洋务事业在上海的开创和发展，洋务教育和科技文化事业也随之而起。
改革教育、建立新式学堂的目的在于“师夷长技”，这一系列措施符合时代潮流，为促成和发展中国近代意义上新式学校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对中国课堂教育在办学方法、课程设置、管理机制、思维模式等方面具有深远的影响。
李鸿章创办或参与的种种教育文化活动，部分地引进了西方文化，培养了中国第一批科技人才。不仅把传统的教育制度打开了一个缺口，成为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开端，而且把陈腐的观念和思想打破了一个缺口，这种发展的深化最终引发了其后的政治改革。同时，李鸿章等人在科技教育方面的身体力行，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人对西方科学技术的态度，在国内社会、尤其是地处通商前沿的上海，形成了一股学习西方科技的潮流。
在李鸿章统治或遥控上海的时代，新式文化事业成批产生，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同文书局到商务印书馆，从广方言馆、格致书院到南洋公学。西学全面输入，从世界史地、声光化电到天赋人权、物竞天择，上海由此成为西学在中国传播的中心，同时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也不无裨益，成为晚清上海文化的一大特点。各地文化人才源源涌来，上海的文化人结构由本地人为主变成流寓者为主，并开始为世界所瞩目。
在全国废科举、兴学校之前，上海已率先开办新式学校，学制、教材均仿效欧美；上海成为文化中心之一，无论是文化事业的众多性、文化辐射的广袤性、文化鉴赏的权威性，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下）
据《东方早报》徐锋华/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