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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对神进行敕封的原则是按《礼记．祭法》来的：'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菑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 胡公大帝即胡则，为宋人，在《宋史》之中有传记。 民间传说其曾经“奏免衢婺民身丁钱”，所以有大功德于世，死后被立庙而香火奉祀崇敬，之后又有广慧寺僧人造胡公庙，借着胡公的名气，四处宣扬胡公信佛吃素等，后又各地僧人寺庙，同样借胡公的名气，并捏造胡公与自己的寺庙有因缘，以募集香火，于是又进一步得以流传，再到后来则说其成了菩萨，所以佛教又称为胡公大帝菩萨。 历史上胡公庙有极大的名气， 据《金华府志》记载：“邑人奉祠唯谨，每岁秋仲，浙东西来礼于祠者，率数百万人。” 现代建国至文革结束前，宗教管理比较严，这些信奉被打成封建迷信，但是国家放松政策后，四方赶来拜胡公的人日益增多，来的最多的是温州市区(鹿城、瓯海、龙湾)和温州市下辖的洞头县、瑞安市、乐清市的人，其次还有来自青田、 玉环、上海、江苏、新疆、东北甚至国外的人士。 胡公大帝的名气，在历史上本身主要是因为佛教寺庙的传播变得更为有名，而有名后其它寺庙又借此名气编造各类故事，反复迭代之下，使得胡公的名气进一步的扩大。 然而这里有一个极大的乌龙，胡则“奏免衢婺民身丁钱”这个事，在历史上实际上是无关的，因为胡则当年江南路银铜场铸钱监之职后，改任江淮制置发运使，身任“ 江淮制置发运使 ”，后来任转任“京西转运使”，并没有这个权限上表涉及浙江的事。 而在明道元年(1032)浙江婺州之所以被免除身丁钱，实际上由于两浙路转运司上奏而引起的。 换句话说，免除身丁钱这事跟胡则其实没有多大关系，同时胡则生身的品行，虽然谈不上不佳，但是也是小有名气的贪污者，当时侍御史知杂事鞠咏上书曾建议：“则丁谓之党，性贪污，不可复以利权任之”。 他贪污的事是有依据的， 胡则在河北为官时，殿中侍御史王沿曾到胡则那里借官船卖盐，然后以他儿子的名义请求买酒场。后来被张宗诲揭发了这些事情，审查属实，当时的解决方式是让胡则出知陈州，刘随就上奏说： “胡则这个人奸邪，贪污的名声天下皆知，原来让他出知池州他不肯去，现在因为罪名而突然给他一个美差，那朝廷拿什么来劝诫在位的官员呢？” 既然如此，胡则生前政绩可以说是平平，为什么去世后得到了香火奉祀，如果仅是佛教的宣传，那么也只会仅仅在底层百姓之间迷信传播，但实际上胡公的影响覆盖是整个地区。 这是因为士族阶层也在为胡则进行推崇，首先胡则有贪污行为，事实上在宋朝尽管薪俸是极高，然而还是鲜有清官，所以一般提及宋代官员，一般都说治政功绩，至于廉洁不廉洁这事，基本上大家都不提。 由于胡公的信仰已经在民间有了相当大的信奉基础，所以永康县人将胡则看作是本地士族的代表人物， 所以永康全县读书人联名向有关部门上书，要求朝廷承认“佑顺侯”乃胡则的神号。 然而当年宋朝封“佑顺侯”实际上是封给方岩山神的，因为传说该山神曾经显灵佑助王师平定叛乱，但是被永康人附会到了胡则身上，并说方岩神就是胡则。 由于上书请愿极多，所以朝廷就批准了说“佑顺侯”这个封号就是给胡则的，从此胡则便有了正式的神号，再后来又被朝廷不断加封嘉应、福泽、灵显 ，成为了八字封号，在南宋淳祜年间由'八字侯'上升到了'显应公'，后来又加上了'正惠、忠佑 '。 正因为士族的影响，前面说的官职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漏洞，直接导致康熙年间，永康县志中偷偷篡改改胡公的官职名称，试图填上这个漏洞。 从这个过程中，可以发现胡则成为胡公大帝，整个过程其实有很强的戏剧性，后世尊奉的胡公大帝，其实上与胡则本人实际上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差异，并且在一些民间传说中加入了大量编造的故事传说在到了胡则身上，事实上很多完全是子虚乌有。 但是如果去向胡公大帝信仰范围内的人群去询问的话，他们都会众口一词说胡公大帝是非常灵验的，并且作为正神信仰存在，哪怕是不信神佛的，也不否认胡公是在乡贤祠中是应该供奉的。 在以前的文中指出过，在传统的认识中，当被朝廷敕封之后，百姓都进行香火朝拜，去世的亡魂就会脱离丰都，便会由阴灵转变成明神，改由东岳所管辖成为地衹，而地衹的特点便是可以自由往来于人间，所以地衹是否灵验，取决于地衹与所信仰人群的互动。 胡公大帝一方面是有人的原型，另一方面在历史的流传过程中，实际上已经逐渐包装了上新的形象，虽然胡则虽然生前并没有大的政绩，然而功国利民事还是很积极去做的，所以在其去世后，虽然因为误会被奉祀，但仍然能够起到泽被一方的作用。 香火中的事大抵也是如此，很多都是虚幻的，然而这种虚幻并非是虚无的，因为存在与不存在之间的界限，除了用物质化一面来认识外，还有思想的一面。 举例来说： 1、有一个苹果 2、想象有一个苹果 3、没有任何想象
前两者1与2比较时，从物质角度可以区别存在与不存在，而后两者2与3比较时，从思想角度可以区别其存在与不存在，从物质角度，相对1来说，2与3都是不存在的，从思想角度，则1,2则都是存在的。 所以即使想象出来的，但它只要成为一种认识，变成一种思想，即使是是虚幻的，却也会潜在驱动人的行为，于是它又不是完全虚幻的了。 当然这个解释自然是不够全面的，因为仅仅从思想的角度，只能解释到对人的影响上，很难解释对人影响以外的事物上，然而在现实中是往往能看到一些事件是显然受到是人以外的影响。 比如天要下雨这种事，理论上人的行为是难以影响到气候变化的，然而古籍中记载的祈雨多有灵验，并且往往祈雨有验的神祠，通常集中在固定的几处，并经年有验，这并非能够使用幸存者偏差所能解释。 古人在农业生产祈求神明赐福，以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实际上是一种奢求，因为有太多的不可控因素，鬼神虽然会拥有一些常人不具备的能力，然而并不代表这种能力可以无限夸大，最简单的例子来说，诸如星体运转所导致的一些天灾或节候的大范围变化，或是因为地壳运动产生的海啸或地震等，都是无可奈何的。 在一些神话中，会将这种天地之灾说成是神明对人间的惩罚，这仅仅只是为了维护信仰而产生的诡辩逻辑，因为大凡这样的神话，都一方面需要极力吹嘘鬼神的能力，另一方面又要将鬼神的无能为力的范畴作出解释—-通常原因是因为人间太堕落，所以神明袖手旁观或是故意惩罚，当然有时候这类逻辑会出现一些啼笑皆非的故事。 比如知乎上有个段子，说是一个人进了医院一段时间后，被长者们拉去参加基督教的聚会，很多人给他讲了许多故事，然后对他宣称：“你治好的病人，其实是耶稣通过你的手治愈的。”，这人就忍不住问：“那我没治好的，是耶稣借我的手弄死的？” 利用对自然的恐惧而加强对信仰的统一做法，实际上并不会为鬼神带来更多的力量，唯一有利的方面只能使得信徒们更容易陷入迷信。 比如基督教曾经是著名的一神教，教徒遍历西方，然而即使这样庞大的信仰人群，也无法使得上帝更加灵验，也不可能通过某种现实的方式显化人间。 比如中国拜观音菩萨的人群是最多的，甚至比拜释迦牟尼的还要多得多，然而这些信仰所提供的力量，也无法使得观音能够变得更加灵验，起码连经中声称的念念菩萨的号，立即官讼就能散掉，上了刑场也能马上给放了之类，在现实中也是做不到的。 这是因为任何鬼神的力量实际上是有限的，在初期提供足够的信仰是能够加强它们的力量，从香火的鬼神世界来说，因为一个神明如果有了有了神号，那么其麾下同样会召集有大量的鬼神，并且大多数香火奉祀，都是相当于提供给这些麾下鬼神的饮食与俸禄。 所以会出现初期信的人增多时，一个神庙里的神明就会显得更为灵验的情况，但渐渐人群增加到一定程度后，便需要另立新庙，庙虽然不断增多，但不同的庙的灵验程度是不一样的，这是因为虽然同为奉祀一个神，但是实际上在各庙中其麾下鬼神并不相同。 这其实跟现实是一样的， 庞大就会变得臃肿，越臃肿就越需要复杂的流程，流程越加复杂，然后效率也会变得低下了。 所以香火的力量是有极限的，无限的夸张，或是过度的轻视都是不正确的态度。 印度人在香火这一块，有一点做得是非常有开创性，他们将生前的修行与死后奉祀结合在一起，提出来了在生前也需要大众供养，死后修行有成便能脱离轮回，于是反过来能护佑供养的人群，将与生与死连在了一起，并且在观念上并不重视个体，而是重视组织团体，例如原始佛教的僧团制度，分化出现大乘佛教开始收供养，不过其时有一点便做得很好，接受供养的是时候宣称的就是供养的僧团，而并不是其中某个僧人或个人。 这便很好解决一个疑问，如果供养的人最终没有成就怎么办，由于供的是团体，那么团体中总有修行成的（虽然也其实未必有），是利益均沾的，另外一方面，通常这些组织也会四处宣扬说供养能带来大量的益处与功德利益，而从其宗教意义上来说，这确实没有问题。 在香火中构建的神明，是要守一定规矩的，首先原型人物一定要是善良的，正直的，乐于助人的（不然供来干什么），虽然世间没有完美的人格，但是起码生前事迹要有可塑性，比如非要说秦桧忠君爱国，虽然某种意义他确实很忠君，然而大众是绝对接受不的，因为公共形象太糟糕。 这个原则很重要，尤其是禁止构建邪神，因为邪神只会带来更大的破坏，而且铲除很难，典型的如民间宋代以前供奉的五通邪神，因为宣扬 “能使人乍富” ，所以贪图眼前之利者极众，奉祀者虽多，但一样不能得到转正，仍视为淫祀来进行禁止，所以并非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信得人多了，就会成为朝廷敕封的对象。 邪神并不是那么容易禁得掉的，因为本来就有不少人是不顾长远利益而好投机的，所以仍然有大量私下奉祀的人，故而屡禁不绝，对于这个曾经出过两种办法应对，无非都是偷天换日的办法，第一种就是改用五显来代替，由于五显华光大帝的形象与概念与原始的五通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改变了香火的导向。第二种就是曾经有个道士，试图扭转五通的形象，将其由邪神改由正神形象代替，曾经颇有影响力，不过影响地域范围比较有限，不过也形成了部分地区拜的五通神形象完全与其它地区不同，不再是原来的邪神。 同样在关羽身上也有相同的特点，早年关羽的信仰是一种礼厉的行为，因为关羽属于战场凶死，后来被佛教引入用于恐吓那信众，所以早年关羽本身是作为邪恶的厉鬼存在的，之所以要供奉是为了避免被鬼所害，这个形象一直是到了宋代才有了改变。 当时关羽的老家山西解州发生了一场灾害，解州盐池连续八年没有产出一粒盐，这并不是小事情，因为解州池盐的财利，在北宋达到了天下赋税收入的一半，后来虽然所占比重没那么高，然而也高达六分之一，八年不产盐事情极为严重。 根据上古传说，蚩尤与黄帝大战，失败后倒地化为盐池，所以解州盐池的水一直是呈红色的，盐池不出盐，被认为是蚩尤作怪，这其实是后世小说家所添。 如果考虑到东岳法本来便由虚靖天师本身传下，而虚靖天师本身也精通酆都法，那么这个传说在某些方面的附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同时也要注意，在一些传说版本中颇有恶意，说是解州治盐一事，天师屡治不效，然后关羽出来击退了蚩尤，于是才产盐了，这个完全属于逻辑不通的纯神话版本，很有可能是僧人所造作。 关羽受封，与虚靖天师有很密切的关系，包括后世有更进一步衍伸的传说，虚靖天师建议皇帝封了关羽作神后，关羽嘲笑虚靖天师说自己都成了神，而虚靖天师还是个凡人，结果被天帝知道了，一怒之下要惩罚关羽，后来是赵公明元帅跑出来说情，于是只将关羽在酆都封了将，所以被称为酆都朗灵大将关羽。 这个传说出现于什么时候暂未考证，但是从性格来看，很符合关羽后期的特征，好大喜功过于自傲并眼高过顶。 这样的传说应该出现在《三国演义》小说之前，因为它显然与后世关羽的主体形象有很大的冲突。 当然，解州其时是蚩尤作乱之说，恐怕是由后来小说家所添，因为关羽三国名将，与蚩尤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但传说无所考证。 更何况还有添油加醋的版本里传说更是张飞与关羽合战蚩尤，在《河东盐法备览·运治》“坛庙”篇所载的城北宁济寺供的便是张飞，记载说“相传二神曾与蚩尤冥战，以护盐池，故祀之”。 最早的记录中，提及的说法是业龙作乱，虚靖天师投下了铁符震死了业龙，然后解州盐池又开始产盐了。 事实上在崇宁元年，解州确实因为溢水的灾害而产盐量大大减少，后来朝廷便进行修复，而在修建过程中，请道士去祈禳也是俗例，这样的事件是有历史依据的，并且这个事件应当发生在崇宁元年，因为在这年得到虚靖天师的建议，将关羽封成了忠惠公，而最出名的“崇宁至道真君“实际上是在崇宁三年封的。 事实上，历代朝廷进行敕封，都是有功才能封，不然是不能封的，按美国学者韩森（V.Hansen）研究南宋民间信仰，指出神明至宋代得到官方的封号，都是由于灵验，而中国学者包伟民，概括她的说法便是：“越是灵验的神祇，所得封赐的品阶也越高”。 解州产盐一事解决，便是一个功绩，所以宋徽宗开始封其为'崇宁至道真君'，在这之后，关羽的形象得到了彻底的转变，由原来的厉鬼转变成了有功于国家的正神，再后来仅宋朝就得到了六次敕封，明朝达到了十次，清朝也达到了十余次， 后世在《三国演义》出来后，关羽事迹更脍炙人口广为流传，明清时达到了高峰。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原来的关羽形象可以说只是个莽夫，而初时被佛教引入供奉时是吓人的厉鬼，然而这并不能后世的关帝混为一谈。 因为无论是胡公大帝也还好还关帝也好，初期可能都是因为一些意外的原因得到了包装，然后受到了奉祀，然后又机缘巧合得到了敕封。 然而最初只是意外或是巧合，但是后来的多次加封却是建立在他们灵验的基础上的，而这种灵验也正是民意的体现。 所以，凡修道者历神祀之所，只要并非淫祠，应当怀有敬意，心注玄机，加以揣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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