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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与长寿
□徐宏力
国学大师长寿者居多,季羡林96岁,梁漱溟95岁,钱穆95岁,冯友兰95岁,南怀瑾94岁,任继愈93岁。如果扩大到艺术界,也大抵如此,书法家启功93岁,国画家齐白石93岁。这些人活在折腾的年代,命途多舛,有时物质拮据,有时精神受禁锢,如果顺风顺水,享年或许会更长。当然,业界也有人短命,但大都因特别变故所致,不妨碍统计学得出的优势结论。国学家长命,有历史传统。孔子享年73岁,孟子84岁,现在看不算什么,但在2500多年前,中国的人均寿命只有30多岁,70岁即被看做古稀之年。如果他们活在现代的生活与医疗条件下,“茶寿”(108岁)也是有可能的。
《黄帝内经》说:“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给郎中安排的活儿太多了,好像是个万能职业。而且还有“医而优则仕”的味道,鼓励大夫们不务正业。古代官员的确写作“大夫”,只是读法不一样,全称是士大夫。《黄帝内经》无意鼓励医生们做官,而是想说明医学与国学相通。医道就是事道,医道就是人道,用来管理国家可以正社会,用来管理人民可以正众生,用来管理健康可以正性命。国医思维的基础是国学逻辑,国医都懂国学,而国学家不一定懂医术,但肯定懂医道。按照平衡规律行事,形成健康的工作方式与生活方式,很容易治疗自己的“未病”,想不长寿都难。
长寿是成为大师的结果,也是原因。不长寿,时间不够,学问做不到位；做透学问,优化心态,有助于长寿。季羡林先生说自己满意的东西都是七十岁以后写的,年轻时没有积累不厚重,年龄和阅历给学者送来大礼,这便叫炉火纯青。学问和艺术都是功夫活儿,靠日子陪伴,如果打磨不到质变的程度,总会让人觉得差点儿成色。如今有些国学成果在文字表面运行,掰开揉碎以后你会发现,真知灼见不多。究其原因,就是没把自己的生命体验做到学问中去,而且没进入人性深处,这就是性命双修的道理。
《论语》中说:“子之所慎:齐、战、疾。”战争与疾病都会把人弄死,与生命息息相关。“齐”为“斋”,《说文解字》释义:以手持肉的祭祀活动。人类面对灾难时力不从心,就恭请神灵保护生灵,原始宗教与生命质量相关。中国哲学认为,天地以生为道,人命是人性底线。孔丘三慎是中国文化的启动思想,他的入世学问是从这里出发的,生存是生存意义的基础,首先要活着,然后才有资格考虑活着的价值。如果转化成现代人的说法就是:健康是1,事业、爱情、财富等其他因素都是后面的0,有了这个1,价值成10倍地增长；没有了这个1,人生全部归零。数字文化精准,可以简单地表达复杂的道理。
贝多芬在病榻上对舒伯特说,“我的灵魂是属于你的。”舒伯特死后长眠于贝多芬身旁,墓碑上写着:“死亡埋葬着巨大的财产,也埋葬着巨大的希望。”精神活力依附于生命动力,舒伯特践行着贝多芬的期待,代际辉煌在生命间传递。没有了肉体,精神还要向另外一条生命借路。
康有为先生说曾参在孔门弟子中是最为拘谨的一位,活得比较累。但小心点儿活着符合三慎说,从尊重生命的角度看,曾子可以说是楷模。他在病危时对弟子们说,自己一生“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从而保全了身体。身体得之于父母,也得之于天然,珍惜生命是尽孝道,也是尽天道。人生需要拼搏,但除非必要,不可拼命。生命缩短了,奉献也少了。儒家重视使命感,但是不能过誉那种不要命的奉献精神。人一生能做多少事情是有数的,能喘多少口气也是有数的。气数将尽,人会突然领悟到什么,到那时一切都晚了,还是早些防微杜渐的好。行止有度,匀态为常。像曾子一样全身而退,来时光洁,走时完美,不枉此生。
活着重要,是不是只要活着就行?那是苟活,肯定不行。生命不但有生理意义,还有社会意义。周敦颐说:“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义也。”他把“生成”与“仁义”联系起来,怎样活着决定着能不能活得长久。程颐说:“生之性便是仁。”动物关注进食与繁衍,人要添加另外的内容,本性超越本能。仁者爱人,体现着对生命的尊重。朱熹说,“仁是天地之生气。”行仁道者求和谐,少有悖逆,多有平和,心态好,病就少,这便是福报。“程说”以“生”为“仁”,“朱说”以“仁”为“生”,仁生相证,互为内涵。把它们融汇到一起,是大境界。
对于孔子在《论语》中“仁者寿”三个字,后学有非常细致的解读:“气之温和者寿,质至慈良者寿,量至宽宏者寿,言之简默者寿,此为仁之端也,所以仁者寿。”和善宽容,少说多做,这既是修身的要求,也有健身效果,在精神栖息中感悟肌体清爽。经典文化中有生命道理,可以培育健康智慧。
(本文作者为青岛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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