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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方”之称考辨 《史记》、《汉书》二史民族传比较，《史记》分设“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大宛”六传，而《汉书》仅设“匈奴”、“西域”、“西南夷丽粤鲜”三传。显然，《汉书》民族传在其体例上的最大调整和变化，除增设“西域”外，就是将“西南夷”、“两粤”、“朝鲜” 合并为一。两汉以后的历代正史，多将“南蛮” 与“西南夷”合传，“朝鲜”则归属“东夷”，《汉书》三传合一的体例，为中国正史民族传中的特例。 《汉书》三传合一的原因，班固“赞曰：⋯⋯三方之开，皆自好事之臣。故西南夷发于唐蒙、司马相如，两粤起严助、朱买臣，朝鲜由涉何。遭世富盛， (动)能成功，然已勤矣”。这段话高度概况了西汉武帝对“西南夷”、“两粤”、“朝鲜” 三地的开发，而“三方之开，皆自” 唐蒙、司马相如、严助、朱买臣、涉何等“好事之臣”。三地开发的结果，“(动)能成功”，实现了“征伐四夷，开置边郡”的目的。三地先后设置二十郡，计“西南夷”七郡，“两粤”九郡，“朝鲜” 四郡，故称“成功”。 显然，班固《汉书》民族传的设立是按类划分，是根据西汉武帝时边疆开发和经略的不同状况划分。单设的《匈奴传》、《西域传》是一种类型，而设置郡县的“西南夷”、“两粤”、“朝鲜”则属于另一种类型，这是班固将三地统称为“三方”，并将三传合并为一的根本原因。而《汉书》民族传体例的划分标准，以及对主张开拓边疆“四夷”之地和设置郡县的唐蒙、司马相如等人作为武帝时“好事之臣”的代表的评价，均可从西汉昭帝“盐铁论”以后关于边疆民族思想的讨论中探索其渊源。 将“西南夷”、“两粤”、“朝鲜”划分为同类，统称“三方”，并与“匈奴” 明显地区分开来，集中呈现在西汉昭帝时开展的“盐铁论”。这场辩论的焦点虽然是盐铁、酒榷、均输等经济政策，但实质是对西汉武帝及其后代所推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政策和军事举措进行全面反思和讨论。班固“赞曰：所谓盐铁议者，起始元中，征文学贤良。问以治乱，皆对愿罢郡国盐铁酒榷均输⋯⋯御史大夫弘羊以为此乃所以安边竞(境)，制四夷，国家大业，不可废也。”论辩中的边疆民族思想极为丰富，对后世影响甚大，班固对这场论辩至为推崇，称： “当此之时，英俊并进⋯⋯咸聚阙庭，舒六艺之风，陈治平之原。”班固“三方” 的划分，究其思想渊源，即肇自“盐铁论”。翻检西汉桓宽《盐铁论》，以“西南夷”、“两粤”、“朝鲜”三地为“三垂”者凡三例，统称为“三方”者一例： (1)《盐铁论·地广》：“大夫曰：⋯⋯先帝举汤、武之师，定三垂之难，一面而制敌。匈奴遁逃，因河山以为防。” (2)《盐铁论·备胡》：“大夫曰：往者四夷俱强⋯⋯朝鲜逾徼⋯⋯东越越东海⋯⋯南越内侵⋯⋯氐、僰、冉駹、巂唐、昆明之属，扰陇西、巴蜀，今三垂已平，唯北边(匈奴)未定。” (3)《盐铁论·击之》：“大夫曰：⋯⋯先帝之时，郡国颇烦戎事，然亦宽三垂之役。” (4)《盐铁论·击之》：“大夫曰：⋯⋯往者，县官未事胡越之时，边城四面受敌，北边尤被其苦。先帝绝三方之难⋯⋯以讨匈奴。” 王利器《盐铁论校注》：“《文选·羽猎赋》‘割其三垂’，李善注‘三垂，谓西方南方东方，武帝侵三垂以置郡县，故谓之割。⋯⋯ 《尔雅》曰：边垂也。”’李善将“三垂”释为西、南、东三方，并以“垂”为“边垂”。《盐铁论·地广》有“三垂之难”，而《击之》又称“三方之难”。所以，李善以“三垂” 为“三方” 当有其据。“三方” 的具体构成，是西、南、东三地，李善以西汉武帝在“三垂”之地设置郡县，归为同一类别，这与前引《盐铁论》数条材料的记录相符。“三垂”或“三方”，西，即西南夷；南，即南越、东越；东，即朝鲜。李善所注，与班固《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的顺序完全吻合。 从上引四条材料，凡称“三垂”、“三方”者，均为“大夫曰”。这是盐铁论争辩中的一方，即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代表的执掌朝政的官员。该方论辩的基点，是维护西汉武帝所实施的基本国策，对武帝“征伐四夷，开置边郡”的边疆经略予以充分的肯定和赞同。他们在总结和反思武帝对边疆民族的经略时，都将“西南夷”、“两粤”、“朝鲜”归结为同一类型，称为“三垂” 或“三方”，而与“匈奴”严格区分开来，两相对应和比较。而“三方”和“匈奴”区别的根本标准是“已平”和“未定”，即前引(2)《备胡》所论“今三垂已平，唯北边未定”，(1)《地广》“定三垂之难，⋯⋯匈奴遁逃”。“已平” 的标准，就是设置郡县，封授羁縻，如武帝平滇后设益州郡，封滇王；平夜郎之地后，设牂牁郡，封夜郎侯。所谓“北边未定”，即是受到极大削弱的匈奴“遁逃”，尽管威胁消减，但尚未臣服封授羁縻，更未设置郡县，仍属“未定”，为另一类型。所以，“盐铁论”争辩中“大夫”概括武帝征伐“四夷” 为“先帝兴义兵以诛暴强，东灭朝鲜，西定冉駹，南擒百越，北挫强胡”， 对“已平” 的“三垂” 或“三方” 之地，分别喻以“灭”、“定”、“擒”，而对“未定”的“强胡” 匈奴，则喻以“挫”，两种状况区别明显。 “西南夷”、“两粤”、“朝鲜”为“三垂”之称，延至西汉后期仍得以流行。杜钦以“贤良方正”之士“上对”称：“关东诸侯无强大之国，三垂蛮夷无逆理之节。”《汉书·匈奴传》收录有扬雄于哀帝时的上书，其中分析西汉前期所面临的“四夷”状况，“唯北狄为不然，真中国之坚敌也，三垂比之悬矣。”仍然将“北狄”(匈奴)与“三垂”加以区分和比较。可见，以“西南夷”、“两粤”、“朝鲜”三地归结为同一类型，统称“三垂”或“三方”，自西汉中期“盐铁论” 以后，已颇为流行。而作为“西、南、东” 的“三垂”、“三方” 的划分，通常与“北狄” 的匈奴加以区分和对应，呈现武帝以后的西汉中后期对于“四夷”所构成的“四方”的具体认识和类别划分。所以，班固关于“三方之开”的认识，不仅是对西汉中期以后边疆民族“三垂”、“三方” 划分的沿袭和传承，更是《汉书》将“西南夷”、“两粤”、“朝鲜”三传合一的主要原因。
二、“好事” 之说探析 班固“好事之臣” 的论说，应是对西汉武帝时期“西南夷”、“两粤”、“朝鲜” “三方之开”意义和价值的评价。“好事”之说，与“三方”之称同样，也颇有渊源。班固所谓的“好事之臣”序列了唐蒙、司马相如、严助、朱买臣、涉何，这五人皆力主开发“四夷”之地，设置郡县，是“三方之开”的具体组织者和实施者。《史记》、《汉书》二史对唐蒙等五人开拓“三方”之疆的事迹有翔实的记载，但有关他们开拓边疆民族地区的具体主张和思想，除司马相如见载于本传外，余者四人均不见史载，已无从详考。《汉书》中的《严助传》、《朱买臣传》对二人记载以记事为主，简述其主张而不记其思想内容。如公孙弘反对“东置沧海、北筑朔方之郡⋯⋯ 以为疲弊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之”。武帝使朱买臣等与公孙弘论辩，“发十策，弘不得一”。朱买臣论辩所发的“十策” 内容应极为丰富，当时的效果也甚明显，但史载仅言“十策”，不记其具体内容。此种状况在《史记》、《汉书》二著为常见之现象，除《匈奴传》对于王恢、韩安国就应对匈奴威胁展开的论辩有翔实记载外，其余的记录，多见反对征伐四夷的主张和思想，如淮南王安近两千言“上书”谏用兵闽越，主父偃、严安等人谏伐匈奴均收录其原文。其论辩另一方主张“征伐四夷，开置边郡” 的思想，尽管在西汉武帝时得以实施和开展，但《史记》、《汉书》二著除无可回避，偶有记录外，大多不予以记载。所以，对于司马迁、班固二人边疆民族思想的研究和讨论，仅就史料取舍、文本体例和叙事繁简的视角，也有诸多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好事”之说，探究其渊源，也与“盐铁论”有直接的关系。与“三方之开” 皆出自“大夫曰”不同，“好事之臣”则出自论辩另一方的“贤良文学”之士。计有两例： (1)《盐铁论·地广》：“文学曰：⋯⋯ (今)立郡县寇虏之地⋯⋯新郡之功，外城之费，不可胜计。⋯⋯司马、唐蒙凿西南之塗，巴蜀弊于邛筰；横海征南夷⋯⋯荆楚疲于瓯骆；左将伐朝鲜，开临屯，燕齐困于秽貉；张骞通殊远，纳无用⋯⋯由此观之，非人主用心，好事之臣为县官计过也。” (2)《盐铁论·备胡》：“贤良曰：匈奴处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天所贱而弃之⋯⋯如中国之麋鹿耳。好事之臣求其义，责之礼，使中国干戈至今未息，万里设备。” 贤良文学最为重要的主张，就是罢自武帝起实施的盐铁专卖、酒榷和均输。而桑弘羊推行这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出发点是应对“征伐四夷，开置边郡” 的军事需求。所以，“盐铁论” 的争辩，随着讨论的深人，边疆民族思想的论争也成为讨论的主要议题。前引贤良文学所谓“好事之臣” 的两例，前例(1)包括“西南夷”、“两粤”、“朝鲜”，以及张骞开拓的“西域”，而后例(2)则专指北方“匈奴”。可见， “盐铁论” 争辩中贤良文学批驳的“好事”，不限班固所称“三方”，而是针对西汉武帝时全面的边疆民族政策，即“征伐四夷，开置边郡”的开疆拓土的开边举措。其根据有二：其一，边疆“四夷”之地，乃“不食之地”，“无用”之域，没有开发的价值；其二，开边之举付出的代价太大，“巴蜀弊于邛筰”，“荆楚疲于瓯骆”，“燕齐困于秽貉”，北伐匈奴，“使中国干戈至今未息，万里设备”。边疆开拓使国家承受巨大的经济压力，“新郡之功，外城之费，不可胜记”。所以，“征伐四夷，开置边郡”是有损国家、民众的“好事” 之举，凡主张开拓边疆的人，均为“好事之臣”。班固“三方之开，皆好事之臣”所序列的唐蒙等五人，在贤良文学的讨论中，自然还包括主张征伐匈奴的王恢，通西域的张骞等人。 前例(1)《地广》对武帝时边疆的开拓和经营，“文学曰：⋯⋯非人主用心，好事之臣为县官计过也”。这里牵引出另一个重要议题，即“盐铁论”争辩的双方对西汉武帝的评价。就“盐铁论” 讨论的情况而论，尽管西汉武帝推行的“征伐四夷，开置边郡” 的边疆政策，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经济、政治举措和政策都在昭帝“盐铁论”之后发生一定的转变。但是，对于西汉武帝个人的评价并未发生大的变化。论辩的双方，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所谓“大夫曰”、“御史曰”无疑是全力维护和肯定西汉武帝时期推行的政策，称道武帝征伐匈奴是“数为寇暴于边鄙⋯⋯先帝哀边人之久患”，“不忍暴士大夫于原野”； 征伐“四夷” 的目的是“故因势变以主四夷”，“遂先帝之业，志在绝胡、貉，擒单于”；开边之业绩，“孝武皇帝平百越以为园圃，却羌胡以为苑囿”。贤良文学作为论辩的另一方是要否定自西汉武帝起推行的边疆政策，但在论争的具体内容中，凡涉及武帝则多正面评价，或以武帝晚年的主张和举措予以反驳，或巧妙回避对于武帝个人的负面评价。如《复古》：“文学曰：⋯⋯孝武皇帝攘九夷，平百越，师旅数起，粮食不足。故立田官，置钱⋯⋯今陛下(昭帝)继大功之勤。” 为反驳大夫、御史主张的用兵“四夷”，贤良文学亦以武帝为例，“夫治国之道，由中及外， 自近者始⋯⋯故群臣论或欲田轮台，明主不许，以为先救近务及时，本业也”。 称武帝为“明主”，以武帝晚年不用兵“轮台”而申明“治国”的中外、远近有别。论辩中凡涉及武帝时对“四夷”的征伐，均就事论事，回避对武帝个人的评价。当直接讨论个人责任时，除以“非人主用心”，为其开脱外，更以“好事之臣⋯⋯此《兔置》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强调其“臣” 的作用和责任，淡化武帝“人主”的负面评价。考“非人主用心” 之说，似乎源自武帝时唐蒙对“西南夷” 的开发。“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用兴法诛其渠帅，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使相如责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西南夷”地的开发，必仰赖毗邻的巴蜀人力和物力，故贤良文学称“巴蜀弊于邛筰”。而司马相如对唐蒙开凿“通夜郎西僰中” 的“南夷” 之道，巴蜀民不堪重负而“大惊恐” 所造成的后果，“谕告巴蜀民以非上意”。这里的“以非上意”，与贤良文学讨论的征伐“四夷”，“非人主用心”，其主要责任在唐蒙等“好事之臣” 有相同的意义。严安更直接抨击，征伐“四夷”，国家民众受损，议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长策也。”严安的“人臣之利” 与贤良文学的“非人主用心”两相呼应，均将征伐“四夷” 的责任归咎于“好事”的人臣。 可见，班固的“好事”之说不仅直接承袭自“盐铁论” 的贤良文学，更结合“三垂”、“三方”的划分，将唐蒙等五人确定为“好事之臣”。“西南夷”、“两粤”、“朝鲜”均为这“好事之臣”所开，《汉书》将此三传合一，将同类的“好事”之举和“好事之臣”一并记录，彰显了这时期对于民族传体例特定的类别划分标准和准则。
三、班固与两汉边疆民族思想 《汉书》民族传的三传合一，不仅反映了班固对“征伐四夷，开置边郡” 的负面评价，而“好事” 与“三方” 的结合也反映了班固对不同主张和派别边疆民族思想的兼收并蓄。西汉的二百余年间，从汉初高祖时围绕匈奴的“和亲”之争，西汉末王莽时的严尤之论，始终对于“四夷”的应对和处理展开广泛的讨论，其中犹以西汉武帝时的“庙堂” 之争和昭帝时的“盐铁论” 最具代表性。这些讨论的成果直接指导和影响到当时边疆经略的实践。仅就匈奴的讨论，班固在《匈奴传》中称：“故自汉兴，忠言嘉谋之臣曷尝不运筹策相与争于庙堂之上乎?⋯⋯孝武时王恢、韩安国、朱买臣、公孙弘、董仲舒，人持所见，各有同异，然总其要，归两科而已。⋯⋯则守和亲⋯⋯则言征伐。皆偏见一时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始终也。” 这样的争论“旷世历年”，“自汉兴以至于今”。在长时期讨论和边疆经略所形成的边疆民族思想的丰厚积淀上，班固要探究的是“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所以，《汉书》所反映的班固的边疆民族思想，应是对西汉边疆民族思想的讨论和边疆经略的实践进行全面的总结和反思。 近几十年，学界对《史记》与《汉书》以及司马迁与班固的比较研究颇为流行，对于班固“大一统”思想、“夷夏之辨”等民族思想多有讨论，但在边疆民族思想的一些具体内容和主张则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一)反对“和亲”，不赞同“征伐四夷，开置边郡”的开疆拓土举措，反对具有进攻性的军事征伐 班固认为汉初实行的“和亲”是因“平城之难” 的不得已之举，“冀以救安边境”。但数十年的“和亲”，匈奴不遵“和亲”之约，“边境屡被其害”，“此则和亲无益，已然之明效也”，故批驳董仲舒“和亲”之论为“未合于当时，而有阙于后世也”。 班固对“西南夷”、“两粤”、“朝鲜”三地的开发，称作“好事”之举。对西汉武帝开疆拓土的壮举，清赵翼《廿二史劄记》评班固《汉书·武帝纪》赞：武帝雄才大略，但“专赞武帝之文事，而武功则不置一词，抑思帝之雄才大略，正在武功。⋯⋯统计武帝所辟疆土，视高、惠、文、景时，几至一倍⋯⋯所增地，永为中国四至，千万年皆食其利。⋯⋯班固一概抹煞⋯⋯盖其穷兵黩武，敝中国以事四夷。当时实为天下之大害，宣帝时议立庙乐，夏侯胜已有武帝多杀士卒，竭民财力，天下虚耗之语。东汉之初，论者犹以为戒。故班固之赞如此”。可见，班固是不赞同武帝征伐和开疆拓土的。有学者引《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赞语，“究观淮南、捐之、主父、严安之义，深切著明，故备论其语”，认为班固认同主父偃设置朔方郡以抗击匈奴的主张，并提出班固对“反击周边民族的侵扰，以武力征伐实现‘大一统’是赞同的”，这应是对班固赞语的误解所导引出的结论。《汉书》人物传关乎边疆民族思想的代表性人物，除司马相如、公孙弘等人外，就有该传记录的数人。他们的边疆民族思想，根据不同主张可分为两派：严助、朱买臣是力主“征伐四夷，开置边郡”，并一度为武帝所重，至为活跃，唯其具体思想内容《史记》、《汉书》二著均无详载；其余诸人，详记其反对“征伐四夷，开置边郡”主张和边疆民族思想。班固赞语所举四人，淮南王安武帝时谏伐闽越；贾捐之元帝时反对用兵珠崖，称该地“本不足置郡县”，“弃之不足惜，不击不损威”；主父偃、严安谏伐匈奴。班固于四人本传详载他们的具体主张和思想，并称他们“深切著明，故备论其语”，其倾向非常明显，怎可导引出与原文不符的相反的结论，以为班固赞同“武力征伐”。应该说，班固不仅反对开疆拓土的征伐，而且是不赞同针对“四夷”的所有进攻性军事征伐。仅就主父偃设置朔方郡建议而论，其出发点也是防御，而非进攻性征伐。赵翼称《汉书·武帝纪》不赞武帝“武功”，正是班固对夏侯胜评武帝以来百余年间边疆民族思想讨论和反思的认同。 (二)忽略边疆民族对于国家疆域的资源价值和战略意义 近代政治学以主权、领土、人民为国家构成的三个要素。古人对国家的认识，主权意识含混，但对疆土与人民讨论较多。班固对边疆疆土和民族的意义、价值评价： “夷狄之人，贪而好利⋯⋯人面兽心⋯⋯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也。⋯⋯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这些评论，从班固所赞同的西汉以后的边疆民族思想中可考其来历。 对匈奴之地“天地所以绝外内也”之说，淮南王安上书武帝谏伐闽越有相同说法，称南方地形“限以高山⋯⋯天地所以绝外内也”。武帝建元年间，王恢与韩安国为伐匈奴事争论，安国曰：匈奴之地“得其地不足以为广，有其众不足以为强”。显然，班固对匈奴之“地”、“民”的评价，沿袭安国之论。贾捐之称“非冠带之国⋯⋯皆可且无以为”，师古曰“为犹用也”，即华夏之外的“四夷” 之地均为“无用”。将“夷狄” 视为“禽兽”的歧视，源自先秦，班固称道其“深切著明” 的主父偃、贾捐之，均有同样论说。主父偃谏武帝伐匈奴称，“夫匈奴⋯⋯上自虞夏殷周⋯⋯禽兽畜之，不与人比”。贾捐之于汉元帝时主张放弃珠崖，后世习称“珠崖故事”，影响甚大。凡主张放弃动荡的边疆民族之地，即援引其例。贾捐之称：“骆越之人⋯⋯与禽兽无异⋯⋯其民譬犹龟鳖，何足贪也。”这些思想观念，西汉中期以后颇为流行，对班固影响甚大。班固立足国家疆域意义对匈奴的评价为：“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反映他没有认识到边疆民族地区作为王朝国家疆域的资源价值和战略意义，无疑是班固以及两汉时期边疆民族思想的时代局限。这是他不赞同“征伐四夷，开置边郡”的根本原因。 (三)推崇“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 两汉讨论边疆民族的治理和经略，倍加推崇先秦“圣王”之制和“圣王” 之道，贾捐之以尧、舜、禹为“三圣之德”，王莽时严尤论周、秦、汉三世征匈奴称“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汉得下策，秦无策”。班固提出的“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正是在西汉各种主张和丰富的边疆民族思想基础上的综合和提炼，主要内容包括： 1．不与约誓，不就攻伐 这是班固反对“和亲”、“约誓”，不赞同征伐“四夷” 的最为直接、鲜明的主张。他认为， “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汉高祖“平城之难” 后“结约和亲”，数世沿袭，“妻以汉女，增其厚赂，岁以千金”而匈奴仍背约屡侵边境。可见，“和亲无益”，所以要“不与约誓”。武帝征伐匈奴， “虽征伐克获”，但付出沉重代价。班固称赞“严尤论之当矣”，以汉为“下策”，称“兵连祸结三十余年，中国疲耗，匈奴亦创艾，而天下称武”。所以，对“四夷”，班固主张“不就攻伐”。有文章以班固晚年参加窦宪领导的抗击匈奴战争，大败匈奴后，作《封燕然山铭》讴歌胜利为依据而以为班固主张武力征伐，可谓对班固边疆民族思想的曲解。作为臣下参与反击匈奴之战和讴歌胜利与个人主张“攻伐”并无必然联系，被誉为“圣王”之制的“不就攻伐”才是班固最为明确的主张。 2．加强边备，“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 对汉元帝时的边疆经略，班固尤为称赞贾捐之和侯应二人的主张。贾捐之主张放弃武帝时设置的反复动荡的珠崖郡，侯应反对朝议中“议者皆以为便” 的撤罢防御匈奴的“守塞之备”，主张加强边备。班固赞侯应“盛不忘衰，安必思危，远见识微之明矣”。所以，班固对贾、侯二人的赞同充分反映了他的主张和思想观念：不赞同征伐，于是要赞同贾捐之主张；赞同增强国力，加强边防，当然要认同侯应的主张。所以，班固虽不主张攻伐，但看重边备，加强边防，对来犯者“惩而御之”、“备而守之”。军备与打击(惩)，立足点是“御之”、“守之”，是防御性的战争，而非进攻性的“征伐”。 3．主张“外而不内”，恪守“内诸夏外夷狄” 的“夷夏之辨” 学界对于班固民族观主导思想的讨论有明显的分歧。张新民提出，“‘夏’‘夷’两个概念在班固心中⋯⋯明显涵摄夏尊夷卑、夏内夷外的价值意蕴，既祖述孔子《春秋》夏夷大防之义及董仲舒‘内诸夏外夷狄’思想”，班固因其社会经历和历史观念， “必然对周边兄弟民族抱有种族性偏见歧视”。刘春华、雷小虎则认为“夷夏之辨”不是班固的主导(流)思想，“用夏变夷”或“夷夏一体”才是其民族思想的主导(流)。不过支撑各自观点的论据，在其方法论上颇有商榷的余地。张新民所引论据和史料更为直接，多为班固的评论，但受题目所限，未更多的征引其他民族史传，如更为重要的《匈奴传》的史料。刘春华、雷小虎所引论据，班固直接的评论、言论少，多为间接的逻辑分析和推论。如以《汉书·董仲舒传》选录的“切当世施朝庭者”，多有“用夏变夷”之意，表明班固对其民族观的认同。三人共同的问题，都对班固本人关于“夷夏之辨” 最直接的言论予以不应有的忽略。《汉书·匈奴传》赞曰： “故先王度土⋯⋯分九州，列五服⋯⋯制内外⋯⋯是以《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班固所谓的“先王”，就是贾捐之称道的“三圣”之一的大禹； “分九州，列五服”，是大禹治天下的重要举措之一。而“五服”之制，正是“制外内”，即《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的依据。班固接下来论述的，则是“夷狄之人” 与华夏不同的习性、文化，以及山谷、“沙幕”地理的阻隔。对这些差异，班固归结为“天地所以绝外内也”。既然“圣王”之制的传统中要求“制外内”，文化和地理又天然地“绝外内”。那么，班固对于“夷夏”关系的处理自然是主张“外而不内，疏而不戚(师古曰：戚，近也)；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班固这一大段论述的核心思想就是主张“外而不内”，恪守“先王”传统的“内诸夏而外夷狄”。忽略这些最为直接可信的班固本人论述，而以逻辑分析，间接推论的方法确定“用夏变夷”、“夷夏一体”为班固的主导(流)思想，实为不妥。显然，班固边疆观民族观的主导思想，是“外而不内”的“夷夏之辨”。 4． “羁縻不绝” 为“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 班固反对“和亲”、“约誓”，不赞同“征伐四夷，开置边郡”，恪守“夷夏之辨”，是要推崇“圣王”之制和“圣王”之道。其具体主张即加强国力和边备基础上的怀柔羁縻政策。“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对匈奴、西域主张羁縻而不置郡县，对已开置边郡的“西南夷”、“两粤”、“朝鲜”以“好事”之举贬之，并于传尾针对文帝以恩德安抚南越而感叹曰，“岂古所谓‘招携以礼，怀远以德”’。这应是班固《汉书》民族传体例结构的宗旨和核心思想，这也是“西南夷”、“两粤”、“朝鲜”三传合一的根本原因。
综而言之，班固《汉书》的边疆民族思想，是对西汉边疆民族思想的全面总结和反思，其间既有继承和沿袭，也有兼容和提炼。它充分反映了班固所处时期的时代特征，也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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