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淑兰回忆录一 难 忘 家 乡(1930----1949) 1风水宝地 我于1930年6月22日出生，河北省宁河县汉沽乡汉沽镇汉沽村就是我的家乡。虽然我在家乡只生活了十九年，不过占我这一生不到四分之一的时光，但是，无论走到哪里，却永远忘不了我那可爱的家乡。汉沽，有着重要的地理位置，它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以及丰盛的物产。所以当1948年12月刚一解放，就从河北省划出，划归天津市，定为天津市特区。特区，到底特在哪里呢？请看：汉沽北靠京山铁路，汉沽火车站地处北京至山海关的中间地段。当火车还处在蒸汽机做动力的时候，每逢列车停在汉沽站，总要加一次水。所以汉沽站虽然不大，却被定为二等站，有的快车，也要在这里停靠。它还设有通往汉沽长芦盐场的铁路专线，定期有专门运送食盐的火车开往全国各地；这条专线还延伸到天津化工厂院内，另有专列定期将天化的化工产品外运。所以汉沽的铁路运输比较繁忙。汉沽南临渤海。相距12华里就是大海边，有名的长芦盐产地就在这里。长芦盐产量丰富，含碘量高。因为在生产过程中，提炼出卤和硝，所以长芦盐不苦，味道鲜美。而卤和硝又是重要的化工原料。大量的长芦盐存放在汉沽村南部的盐场。盐坨约有百余座，座座形似小山包，长芦盐场占去汉沽全村土地的三分之一左右。当时，除去边远闭塞的少数民族地区，几乎全国人民都食用长芦盐。渤海盛产鱼虾，海鲜种类齐全。汉沽还淡水养殖梭鱼、紫蟹，这些水产品直接供应天津、北京、唐山等附近各大中城市。而本地人的饭桌上，无论穷富人家，往往是鱼虾要比蔬菜多。汉沽西侧是蓟运河。当时河道很深，河面宽阔，两岸芦苇茂密。运河的源头在北边蓟县，下游直接流向渤海。长芦盐就是通过蓟运河源源不断地从海边运到盐场的。河面还有客运小火轮通航。从蓟运河出海口，货船可以驶达北塘、大沽、塘沽、天津等地。汉沽东靠冀东平原，离北方煤都唐山只有110华里。汉沽土地盐碱度高，可种植的土地有限，所以本地人食用的粮食、蔬菜大多从冀东平原运来。汉沽地处这样的位置和环境，有这么丰盛的物产，又有这么便利的交通条件，所以祖祖辈辈都视之为风水宝地，尤其是这里从没发生过激烈战争，也极少发生地震，可以说没有遭受过多少人为或自然的破坏，这是让当地人感到十分欣慰和自豪的。群众中多年流传这样几句顺口溜：“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除了北京，就属寨上”。（注：寨上是汉沽的繁华区，许多商业店铺都开设在那里）。汉沽有北方最大的化工厂：“天津化工厂” ，它主要以盐业的副产品卤和硝为原料，生产重要的化工产品硫化碱和泡花碱。听工人们讲，有的化工产品，还是军需品的原料，所以百十年来，天化这座国营工厂，虽然几经社会经济变革的冲击，生产却长盛不衰，如今仍然是汉沽工业的支柱产业，是拥有近万名职工的大厂。当时还有较大的洗盐厂（生产面盐）、砖瓦厂及两座较小的化工厂。所以汉沽虽为乡村，却有约百分之七十的人家，以做工收入为生，而种地和打渔的人家约占百分之十五，其余的就是商人、小贩、手艺人了……。因此当时的汉沽，既不象城市，又不象农村，而汉沽的人民，既有劳动人民的质朴，又有一定的文化修养。远在三十年代，就有了洋学堂，汉沽小学就是男女生合班的，由多位大学和高中毕业的洋学生出身的老师授课的学校。所以汉沽不土，也不洋，汉沽人生活的适应性是极强的。汉沽的大户是崔家，不但人丁兴旺，各支各户的日子也过得比较殷实。其中的欲善堂，可算汉沽首富。这主要是出了一位有技术专长的铁路工程师，收入颇丰。他家近支还出了一位铁路工程监理，人称“四监工”，仅他们两家就培养了八位大学生。而原国民党政府的税务总署署长崔敬伯，还是汉沽最早的大学生。也是当时独一无二的留洋（英）学生。这些大学生，好比现代文化教育和科学枝术的种子，深深地扎根在汉沽这小块并不十分肥沃的土地上，开花、结果，使汉沽不仅成为附近有名的工业农业水产品集散地，更成为方圆百里内，一片抢眼的文明教育的苗圃。除了三两位在外地任工程师等职务，留在汉沽的男女大学生们，成了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的传播者。个别的办了工厂，自任厂长和工程师，余下的全部成为汉沽小学高年级的教学骨干；有的还邀请到北平的男女同学，也来汉小任教。可以试想，一所乡村完全小学，先后竟有五六位大学毕业的老师长期任教，他们带来新的文化科学知识和教育思想，特别对破除陈旧的封建教育观念，对改进汉小的办学思想和方向，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一时间，他们成为汉沽广大青少年的楷模。他们那文雅的举止和谈吐，以及朴素又较洋气的大学生打扮，都成了好学上进的汉小高年级学生心中的偶像。所以当时的汉沽小学，虽然设在破旧的大庙里，而开设的学科齐全，教学思想先进，教者认真，学者勤奋，有着良好的学习氛围。它比周边所有小学甚至宁河县城里的小学都办得先进、朝气蓬勃。就连一般的汉沽人，有文化的也不少。青少年求学之风颇盛，一般中下等生活水平的人家，也都主动把适龄子女送到汉小读书。而全村的文盲和半文盲所占的比例比周边村庄要少得多。当然，这与当地工商业发达，求职就业的机会多，也有很大关系。汉沽人当时的生活习惯，除了农民和殷实户之外，大多不存隔夜粮。大多人家过日子，都是现用现买，所以早市非常热闹。家庭主妇们，清早到公厕倒完尿罐子之后（小户人家院内没有厕所），回家马上返身直奔早市，买米、买菜（或买小鱼小虾）、买柴……。当时人民当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升米、个柴，胳肢窝夹一棵白菜”。这正是解放前和解放初，汉沽许多人家过日子的真实写照。那时群众中赌风很盛，特别到了冬天和正月，你随便走进一个院子，从前到后几层正房，多少间东西厢房，住户无论穷富，你总会碰上几拨玩儿纸牌的，还有打麻将的。有些生活并不富裕的盐工家属，因为迷恋牌桌，不及时回家做饭，以致辛苦半天、出去扛盐的丈夫归来时，家中却清锅冷灶，只好上街买点儿馒头、烧饼之类充饥，吃完了再去干活。汉沽的餐饮业也很火爆，各种小吃很多，夜里很晚了还有饭店营业。而能到饭店用餐的，那就大多是有钱人了。汉沽在旧社会，也有抽大烟吸白面儿的，但那是极个别人的事了。总之，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汉沽村虽不大（约有400户人家），却是一座城镇的缩影。他的特殊之处，可能就在于此吧！ 2 和睦家庭
1930年，我出生不久，爷爷就主持分家了。分到我爸头上的，只有三间穿鞋戴帽的西厢房，（即下边是砖，顶上是瓦，中间是泥土做的坯垒砌而成），和三百块大洋的外债。
当时我家五口人，爸爸名鸿勋，字国桢；妈妈姓刘，名桂珍。除了爸、妈和我之外，还有两位由前房妈妈所生的哥哥——学仁和学义。五口之家，没有固定生活来源，没有任何接济，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为了养家糊口，爸爸借债租了寨上王泰安的一副小滩（可生产三百担食盐的盐滩），雇工晒盐。每年年底，能从天津长芦盐务局领到一笔卖盐款，称为分红。款项多少，要根据当年的降雨量和降雨的时间来看年景，年景好坏直接关系到盐的产量。当年盐产量的多少，是决定分红多少的唯一依据。分下来的钱，除了交租上税和给工人开支，一年也所剩无几，还是入不敷出。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爸爸常年处在借债、还债、再借债的漩涡之中，疲于挣扎，很是操劳辛苦！特别是分家时分得的300块大洋陈欠，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但是，由于妈妈性情温顺，心地善良，对前房两个儿子视同己出，呵护有加，直到我八九岁了，也不知道大哥二哥和我非一母所生。我们兄妹三人亲密无间，两位哥哥对我关怀备至，疼爱得很，我与两位哥哥更是形影不离，言听计从。特别是我家两辈只有我这么一个姑娘，我打生下来，就是在全家上下，所有亲友亲切呵护中成长起来的。
当时，尽管家中生活拮据，而爸妈个人省吃俭用，爸爸不吸烟、不喝酒，妈妈从不舍得乱花一分钱。可是对待三个儿女，却总是千方百计照顾我们吃饱、吃好，穿暖、穿好，什么都是可着孩子，这与左邻右舍相比，我们哥仨是十分幸运的，我们的家是和睦温馨的。可以说，我们哥仨是骄生惯养长大的。
但是，身教胜于言教，爸爸的乐观勤奋和以诚待人，妈妈的心地善良和宽宏大量，深深的激励着我们，感染着我们，使我们从小懂得自尊、自爱、自强、自立，养成明白事理，不甘落后的性格。
与有些女孩不同的是，我是由两位哥哥带领，陪伴着长大的。平日上学，回家写作业，临考复习等，我们都是一块行动。学习中遇到难题，都是大哥或二哥耐心地教我解决。所以在我的性格中，即有女性的柔弱，又有男性的大度，没有一般妇女那种婆婆妈妈、小肚鸡肠、鸡生格斗……。无疑这是得益于两位兄长的熏陶，更是爸爸妈妈的言传身带。这使我的一生受益匪浅。
记得小时候，每逢大哥、二哥放暑假，常去河沟钓鱼、钓螃蟹；寒假总去河面溜冰，他们也常带我去玩。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34年的初夏，当时我四岁，刚穿整裆裤，系着细细的背带。一天上午，大哥、二哥带我去汉沽小学西侧河边钓螃蟹，我在河边野花丛中揪喇叭花儿，这时，我发现裤带散了，我担心裤子掉下去，就一只手拿花，一只手提溜着裤子，招呼着向离着较远的两位哥哥求助，他们没听见，急得我掉下了眼泪。这时走过来一位中年男子，低头和蔼地询问我怎么了？他知道是裤带开了以后就帮我系上了，我很不好意思，也不会说感谢的话。当这人走了以后，我发现自己手上戴的银镯子只剩下一只了，丢的那一只，正是我揪着裤带那只手上的。
银镯的丢失，自然很可惜，我很担心受到爸妈的埋怨。但回家以后，并未挨家里斥责。只是银镯到底怎么丢的，什么时候丢的，到如今也是个谜。然而，此情此景，却是我小时候记事最早，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3 年关躲债
小时候的情景，印象较深的，就是每逢冬天，特别是晚上，又黑又冷（当时家乡没有电灯，更没有暖气）。妈妈总是把炕烧得热热的，临做完晚饭再烧一盆炭火，把火盆端到炕上，全家围着取暖，气氛十分温馨。可是当年关将近，各位债主又要上门讨债来了，爸爸招架不住，索性提前去了天津，一住十天半月。一边等着盐务局分红，一边躲避债主。这就苦了我那心慈面软的妈妈。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可是家中长期没有收入，真是拿不出钱来还债。每逢来人催债，妈妈总是满脸陪笑，心里愧疚，斟茶倒水，远接奉迎，远道来的债主，还要好饭好菜招待。好在大多债主，都是亲友或熟人，也不好说什么。只有个别放高利贷的债主，就没那么客气了，可是见我爸爸不在家，我妈又是远近闻名的贤慧厚道之人，他心里再不高兴，也只是搭拉着脸，说三两句不客气的话，也就离去了。每逢这段日子，妈妈经常愁眉不展，强颜欢笑。我们哥仨，见妈妈这般为难着窄，艰难度日，都乖乖地听话。
大哥长我七岁，二哥大我三岁，他们见妈妈天天应付债主，十分不容易，就主动带我到对面屋去玩，让妈妈清静地歇一歇，不忍心让妈妈再为我们分心。大哥为了活跃家庭气氛，有时傍晚和二哥一起上街，拿出哥俩平时积攒的零花钱，买来花生、瓜子、糖果等小食品，用大褂前襟兜着往炕上一倒，然后就动手画上几幅画，每幅上有一只鸟，画完后一幅幅折上，从外面看不出哪幅是画眉，哪幅是麻雀什么的，然后就招呼我和表奶奶（我家的一位穷亲戚，常来我家帮妈做活计），一起坐到炕上，我们四个人就轮流猜测，你抓到的这幅画是什么，猜对了可以领到你想要的任何一种小食品（限数），猜不对，下次轮到你时再抓。大家又玩又吃，可开心了，有时妈妈也被我们的笑声所感染，看着我们玩。冬天尽管漫长，天气尽管寒冷，日子尽管艰辛，每逢回忆这段生活，虽然不免有些苦涩，但总的感觉，还是很温馨的。
直到春节就要到了，天津盐务局才会发下钱来，爸爸才高高兴兴地回家，还给我们每个人带来一件小礼物，给我们哥仨的，往往是学习用品，或是糕点之类，给表奶奶和妈妈，至少是一朵头上戴的绒花。爸爸主动还了该还的债务，全家过个舒心年。又轻松地过了正月。然后又一年周而复始，那些年，爸爸、妈妈就是这样照顾全家过日子的。 4年少之梦
我上小学二、三年级时，不知怎么的，特别喜欢看课外书，有很多字不认识，就跳过去看，然后再把前后意思串起来看，这样，一般也就能知道是什么字了，至少能明白它的意思。后来就慢慢地学着查字典，这使我多认识了许多字，也增长了不少知识。
现在认真地想一想，是谁影响了我爱看书的呢？最早我有一位很要好的女同学，姓王，一次去她家，王爷爷给我俩破了许多谜语，其中有个字谜是“西女门中市，言青山上山”，我俩猜不出，原来是“要闹请出”四个字，很有意思。我想：“王爷爷是私塾老师出身，连破的谜语都是字谜。这件事虽不大，但对我爱好广泛的学习却起到了促进作用”。
真正接触课外书，得从我小时候跟三婶作伴睡觉谈起，那时家中只有三间厢房，爸妈和我住一间，大哥、二哥住一间，后来又有了三个弟弟，炕上已经挤不下了，也很不方便。住在正房东屋的三婶，平时自己独自在家，三叔在唐山祥发海货店当帐房先生，几乎长年在外，三婶很寂寞，加上那时总闹贼，三婶一个人睡有点忐忑不安，就邀我每晚过去做伴。当时没有电灯，每逢睡觉前就点上煤油灯，三婶要看上一会儿书才睡。我记得最清楚的有《镜花缘》，《三侠五义》什么的，有时我也拿过来看看。什么女儿国、小人国的，很有意思，有些字不认识，就半拉咯叽地蒙着看。还有《西厢记》唱本什么的，三婶不让我看那些谈情说爱的书，有些书三婶看完后就收起来。我从小听话，不让看的我就不摸。最早接触课外书，确实是从那时开始的。
当时在汉沽，有书可借的人家不多，于是我逐渐地产生了一个愿望：“长大了当个图书管理员，想看什么书都有”，更主要的，我真想让人们与我共享读书的快乐，愿意有更多的人从图书中吸收丰富的知识，摆脱愚昧无知，至少也不至于孤陋寡闻。
这个处于萌芽状态的理想，果真在以后我24岁那年实现时，却成了我想方设法搞好图书管理工作的动力，也养成了我一辈子爱书、看书的习惯。
小时候我还有两个愿望，最高的理想是想上大学，上中文系深造，还有一个愿望就是想有丰富的文体生活，最好家中有架钢琴，自己边弹边唱，至少也要自己有个排球。上体育课打排球时，老师让我打中锋（那时是九人制排球）摸、爬、滚、打……，可带劲了，总也打不够。如果自己有个排球，那就可以起早贪黑地打，至少我可以一个人对着大庙的后房山练球，那长进有多快呀！可惜一只排球也要不少钱，到底连这个小小的愿望也没实现，更别说买架钢琴了。
结果，我的最高理想，也就是上大学中文系没有实现，最低的愿望也成泡影。然而当图书管理员的愿望却完全实现了。
我想，人活着总要有理想和愿望的，这样才有奔头，才有努力方向，干起事来才有劲，才会把握时机去争取，才会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去实现。我想当个图书管理员的梦想成真，就说明了这个道理。 5 事与愿违
正当我努力学习，小学临将毕业，心里想着进一步求学时，一天晚上，爸爸亲切地和我谈心，说根据咱家经济情况，只能供你或你二哥一个人读中学，你看谁上合适？我听了当即表示：“让我二哥上”！可是我爸爸很为难，他说：“爸爸知道你很要强，知道上进，你上不了中学，着实可惜”！我当时心里这么想：“一者，二哥从小没妈，着实可怜，再者，男孩子长大了是要到社会上做事情的，文化低了根本不行”。所以，我很坚决。
为了安慰爸爸，让他宽心，我举了高尔基的例子，说我可以自学，一样能成为有学问的人。可从心里说，我是非常想上中学的，而且还想上大学。考上大学中文系深造，才是我最大的愿望和理想。没想到小学刚将毕业，上学的理想皆成泡影，真是事与愿违，天不遂人愿！
家里生活困难，同时供不起两个中学生，这是事实，我就自愿放弃了！当时汉沽没有中学，离汉沽十八华里的芦台，有一所宁河中学，不但是所初中，还只招男生。女生上中学只有去天津。爸爸事先也多次托人在天津打听过，当时天津最好的中学是耀华女中，每学期要交四袋洋白面做学费不说，冬天还必需穿大衣，女生没有大衣，是不行的。爸爸为了争取同时供二哥我俩到天津上中学，事先还真从天津给我买了一件较便宜的大衣。而其它收费低些的学校，校风校纪不严，多被称为野鸡学校，这类学校就算上得起，家长也不肯把女儿送去就读的。在没有更好的出路之前，我就利用毕业后这段时间，通过关系，几乎借遍全村的课外书来读。
我看书是很快的，厚的三、四天看一本，薄的一、两天就看完了，遇到不认识的字，就查字典，或向人请教。很快地，我读完了巴金的《家》、《春》和《爱情三部曲》；鲁迅的《彷徨》和《呐喊》，还有翻译小说：《死魂灵》、《呼啸山庄》等等，不计其数。后来真的没有什么书可借了。正当我感到寂寞、空落之时，突然有人送书上门，数量之多，内容之好，真让人喜出望外！
事情是这样的：二哥学义去天津读中学以后，结识了一位叫李凤藻的同学，两人很投脾气，成为很要好的朋友。可能二哥跟他说了家中的情况，介绍了我是如何渴望学习，热衷课外阅读的，引起李的同情。等二哥从家中拿走我的照片给他看时，这位李凤藻竟然由同情而产生了爱慕之情。他家是民族资本家，生活富裕，于是一下子从书店买了三十二本书，约有两纸箱子，放寒假时，专程与我二哥从天津来我家送书，说是借给我书看，实际也是借机“相亲”来了。
通过大量阅读文学读物，逐渐有点成熟的我，当时虽然只有十四岁，却也看出点门道，窥探到他们俩人的心思。但是，人家是二哥的同学，又是好朋友，来乡下小住几日，我家自然以礼相待。特别是大人们知道了他的来意，更是热情。而我，却采取了回避态度，一直没有单独直接地与之接触。谁也不知道，通过借书、看书，我心中已经朦胧地有个意中人了。只不过我与这个人，虽有接触，却从未谈私人的事儿。
李凤藻大我四岁，中等身材。白净、斯文，是很帅气，很腼腆的一个人，也很拘谨。就这么心照不宣地在我家住了几天。背地里我向二哥明确表态，我不想和李凤藻谈这种关系，不为别的，因为我还小。我的回绝，完全出乎二哥的意料，因为无论李凤藻的长相、人品，家庭条件都很不错，二哥张罗的这件事，对我是负责的，既是受朋友之托，也是为我好，而我也没和任何人谈婚论嫁。无论是二哥，还是爸妈以及全家人，对我的一口回绝，很不理解，谁也弄不清是为了什么。弄得二哥很尴尬，有点不好下台，使得李凤藻大失所望，连同院的邻居都觉得有点可惜。李住了没有几天就回天津了。可是借给我看的那两纸箱子新书，自然不便带走，就暂时放在我家了。
现在回想，那三十二本新书，都是中外文学名著，全是新出版或是新再版的，可以看的出，是经过认真精选才购买的。这时我就好比干旱的禾苗，吮吸雨露一样，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有时看到深夜一两点钟。为了不影响白天干些家务，我大多是中午或晚饭后才看书的，也有时在做饭帮大人烧柴禾时，也会捧着书看上几眼。就这样整整一个冬天，我就把这些好书全看完了。而且完好无损地（几乎跟没人看过一样新），奉还给他。并且郑重地托二哥向李凤藻表达了感激之情。二哥分两批把书带回天津。
肯定地讲，我在十二至十四岁那几年中，由于比较集中地阅读了大量的古今中外名著，这不仅丰富了我的社会文化科学知识，增长了人生阅历，也促使我的人生志向初步形成，再加上我从小就受到大舅的革命影响，使我逐步树立了争取自由和解放的奋斗目标。这在后来，对我的一生都起着指导作用，我的一生是充实的。
准确地说，我在这个阶段的课外阅读，始终是在一位良师益友的关注指导下进行的。绝不是无目的无选择放任自流的阅读，而是比较有计划有目的有选择地进行的。这是根本不同的。
爸爸妈妈见我是这样痴迷地看书，知道我绝不甘心做一名家庭妇女，也在想方设法地为我寻找出路。大约是1944年的深秋，爸爸听说我老姨刘兆珍，要去唐山助产士传习所学习，那是唐山妇产科大夫李鹤鸣私人开的，学制半年，开设了生理学、药物学、妇产科学等课程。问我想不想去，去了和老姨在一起也好有个照应。我同意试试。我虽然只有14岁，但个子高大，已经有1米6几的个头。岁数太小人家不收，爸爸就说我已经17周岁，于是替我也报上了名。
我来到学校一看，一个不大的院子，两明一暗的三间正房，外间大屋上课，里间就是我们五六位外地学员的宿舍。（老姨为了省钱，吃住都在唐山大厂宿舍，那是我三姨家，我就住校了。）学校大门左侧，有两间厢房，那就是李大夫，也就是我们校长的家了。我们这期学员不到二十人，年龄最大的二十出头，最小的肯定是我了，只有十四岁。
上课以后，我很喜欢学生理学和药物学，而对妇产科学不感兴趣，尽管那是我国有名的妇产科专家，林巧稚大夫的专著。尤其犯憷半夜里随校长去接生，又困又凉不说，还很害怕。一怕半夜路上遇见坏人，二怕看见产妇流血。一见产妇流血，我吓得就往后缩。以致每逢半夜有人来找接生，我就是醒了，也赶紧缩进被窝，生怕校长叫我一起去。而有些年龄大点的学员，真想学接生的，还总是上赶着陪校长一起去。
尤其让我感到腻歪和恶心的是，有一两次校长说带我们去实习，原来是带我们去小山上一个性病诊所，到那里专门看大夫给得花柳病的妓女们诊治。那些花枝招展的妇女，当她们脱下长裤躺在病床上，把她们见不得人的部位和严重的性病症状，不得不展现在医护人员面前时，一个个收起平时的媚笑和扭妮作态，显得是那样丑陋和无助，我真不愿多看她们一眼。
使我中途辍学，决心不上了，还有两个原因：一是怕伪警察来校骚扰，二是吃学校的饭实在是反胃。
先说伪警察骚扰：我们开学不到一个月的样子，一个周末的傍晚，大点的学员提出，大家一块去小山长城电影院看电影，众人大多响应。我怕一个人看家害怕，也一起去了。临散电影出电影院时，发现有三两个伪警察正和我的同学纠缠，还在大街上和一个大点的同学打情骂俏。原来我们决定一块返校的，见此情景，我急忙喊来一辆三轮车，坐上去独自返校，躲开了他们。以后有的伪警察也到过学校，找个别学员拉拉扯扯，动手动脚的。从那以后，我再不敢住在学校，也到三姨家住去了，吃饭还在学校。三姨待我很热情，只是住处实在窄憋，就到三姨的邻居家借住，天天麻烦人家，太不方便了。
再就是伙食太差，做得也太脏，极不卫生。我们吃的米饭里，有许多米虫子，还有死苍蝇。还有三天两头吃熬马蔺菜，酸不溜丢的不说，洗得很不干净，时不时的，菜里也有死苍蝇，吃着实在让人反胃。我决定回家，赶快离开这个鬼地方。我向爸爸说明以上情况以后就退了学。而我的老姨，因丈夫早逝，为了谋求生路，则坚持读了两期，不但学会了接生，以后还真的以此谋生了。
离开了助产士学校，一时再没有学习机会。直到我十六岁和老杜结婚以后，曾经住在河北省宁河县城里，他的老家那里自打日本一投降就解放了，并办起了宁武宝简易师范，我自然就上了简师，这是后话。
在旧社会，多少有志青年，生不逢时，你有再大的抱负和理想，也往往事与愿违。直到全国解放，才使广大青年重新有了学习的机会，有了实现人生价值的广阔天地。
6 痛失大哥
我大哥学仁，自小仁义，厚道，又少年老成。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小学毕业以后，十五六岁就去唐山“学买卖”“住地方”，到了一个很大的海货店当了店员。由于大掌柜的和我爸是世交，我大哥又勤快，老实，大掌柜的就让他专门侍候。天天给他铺床、迭被；端洗脸水，倒尿盆……。这位大掌柜的有洁癖，非常爱干净，因此特别挑剔。尽管如此，大哥干事十分小心仔细，谒尽全力干好该干的活计，对此大掌柜的非常满意。
大约一两年以后，海货店需要两个十分可靠而又能干的店员，专门去西山给洋人送货。大掌柜的指定大哥和另一位店员担当此事。从此大哥三天两头地去洋房送货。听大哥说，洋人居住的地方很讲究，院里养了许多叫不出名字的花草。大哥和洋房的仆人混熟了以后，主动地给我要来了许多花籽，带回家来，教我如何种植和养护。还找来园田土，砌了花池子，这对打小就爱花的我来说，真是如获至宝。从来不种花的我们家，居然也满院绿色了。这是我家迁到中街的第二年，不但居住条件有了大的改善，因为种花，环境也很幽美。特别是院里种的一棵爬山虎，竟然爬满一面房山，大哥和爸爸在院心拉了很多根铅丝，把爬山虎引到了对面墙上,夏天小院有很大的阴凉,全家就在阴凉下吃午饭。在炎热的夏季，家里人都可避开房间里的闷热，来到阴凉的院心，有的干活、有的奶孩子、看书什么的，一家人笼罩在浓浓的绿荫里，微风吹着，是那么的惬意。这在满地盐碱的汉沽来说，可算一道独一无二的亮丽风景。
不幸的是，大哥结婚不到两年，就发现得了肺结核，这病发展很快，大哥只得回家养病。他天天咳嗽、咳血，人也消瘦很多，脸色很不好，全家人都很焦虑。大哥说他们大掌柜的有肺病，是被他传染的。可家里有人说，我爷爷就是得肺病死的，这是隔代遗传。
我爸爸马上带大哥到天津最好的一所医院诊治，在大哥住院的那段日子里，我曾经一个暑假陪伴着他，天天打水、打饭，陪着大哥干这弄那。（大嫂正在怀孕，产期很近了，不便去津）经过几个月的住院治疗，病情明显好转，于是大哥带了不少的药，回家休养。
这年深秋，不幸接二连三地降落在我家头上，先是我的小弟弟宝和夭亡，接着是大嫂的小孩一降生，就浑身发紫，没活几天也夭折了。最为不幸的是，大哥又大口大口的咳血了。肺结核这种病，在四十年代初，还没有太有效的药物可以治疗，几乎是不治之症。就在这年的初冬，大哥也过早地离开我们而去了。全家人十分悲痛，特别是我爸妈，中年丧子；一百天里，家中死了三口人，打击之大，可想而知。尤其是可怜的大嫂，年纪轻轻的，结婚只不过二年，接连丧子丧夫。使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木纳了许多，少言寡语，一向快言快语的她，象变了一个人似的。引起全家人的疼爱和关注。二哥和我及弟弟们，也都为失去和蔼可亲的大哥而难过。很长很长的一段日子里，我家都笼罩在一片阴云之中。 7 破俗结婚
四十年代的习俗，早婚是司空见惯的事，特别在农村乡镇，更是习以为常。所以当我小学刚毕业，年仅十三周岁时，就开始有人提亲了，等到十四周岁时，提亲的人更多了。
客观地讲，这也难怪，首先是我发育早。记得我十二周岁那年春天起了“良民证”，当时照片上的我，圆脸，留海头，个子也不高，一副小女孩的模样。等到这年秋天，经过一个暑假，我一下子长了许多，约有1米6几的个头，身体也壮了不少，发形也变了。简直判若两人了。正因如此，在芦台火车站我曾遭到日本鬼子的扣留，生说我的良民证是假的。要不是在车站工作的老工人，一位好心的大叔，找翻译官替我说情，后果很难设想。就连不常来我家的亲友，也有人冲着我的背影喊“二嫂”，误把我当成我妈了。这说明我一下子就过早地出落成大姑娘了。
其次，是因为我爸我妈人缘好，深受亲友乡邻称道。加上我在家庭环境和父母的熏陶教育下，成熟较早，明白事理，人比较随和，深蒙亲友、邻里的喜爱和夸赞。所以，尽管长相并不出众，却也落落大方。招致隔三差五地有人上门来提亲，真是腻烦透了。
由于受了巴金小说《家》和《春》的影响，特别是觉新和梅表姐相恋的悲惨结局，对我的触动很大。我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制造的包办婚姻深恶痛绝。因此，对上门提亲的人及所提对象，无论是谁，我都无动于衷，一概拒绝。但是，尽管我坚决顶住，总归让人心里十分腻烦。
正是为了尽快摆脱这种局面，原来我心目中朦胧的那个意中人，就逐渐地走进了我的生活。他就是这两年帮我借书，指导我课外阅读的良师益友，也就是后来成为我丈夫的杜树起。
我俩第一次见面纯属偶然。那正是我小学毕业后，各处借书的时候。我家后院住着姓刘的表叔家，他的儿子正在北平读高中。每逢寒暑假他回到家里，总会约一两个知己在自己家聊天，他介绍北平见闻和学校生活，有时他们也谈一些课外阅读的心得，或者讲一些名人轶事，相互交流各自写的新诗，也谈一些解放区、共产党的话题。总之，海阔天空，畅所欲言。就是在这种场合，我结识了老杜，他和表兄是朋友，两人谈得十分投机。几乎我每次去他家借书、看报，都会听到这些极具吸引力，非常感兴趣的话题。我比他们小得多，赶上了，我就象小学生似的，坐在一边，极其认真地默默地听他们神侃，从不插言，也很少提问。当时孤陋寡闻的我，确实提不出什么问题。加上不好意思，只是好奇地听着。
后来，有点熟悉了，老杜见我很爱读书，就把他自己的《彷徨》、《呐喊》、《名人逸事》等书借给我看，怕我读不懂鲁迅的作品，就浅显扼要地向我介绍一下作者生平，作品的时代背景等等。渐渐地他成了我心目中崇拜的人。
他这人比较内向，平时少言寡语，为人却很耿直，穿着极其朴素。当时他在汉沽渤海化工厂（解放后则改名为天津化工厂，至今）当领班的雇员，收入微薄，生活朝不保夕。但他却很有追求，酷爱文学，常写些新诗，当时曾在天津《大公报》和《益世报》上发表过诗作。
我感到他有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我很敬重他。接触久了，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长期处在日本人控制下的渤海化工厂，一时无人监管，处于瘫痪状态，工人们自然失业了。老杜决定回家乡宁河县家中住一段时间（他在汉沽一直住在姥家，即裕善堂崔家）我决定随他去宁河结婚，从此彻底摆脱说媒者的纠缠。
当我试探着向妈妈说出我的心事时，妈妈知道杜家是宁河县城内大户，是个没落地主家庭，他的祖上有人当过康熙皇上的老师，人称杜阁老，倒是个书香门弟。只是这时已经很穷了。人口又多，怕我嫁过去受穷、受屈。为此爸爸不同意这门亲事。特别是他还大我七岁，这是很不般配的。尤其遭到家人、亲友、特别是提过亲的亲友非议的是：上我家提过亲的，啥样的没有？比他家阔的，比他有好工作的，比他长的好看的，比他家人口清静的，比他年龄相当的，总之，大家认为，比他条件好的有的是，谁也不明白，我冲啥非跟他不可。
当时我岁数小归小，平时随和归随和，但是知女莫如母，妈妈知道我，凡是经过认真考虑决定了的事，是从不轻易放弃的，特别是婚姻大事，我是说到，就要做到的。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爸妈只好同意。我提出，不要嫁妆和陪送，只带一套被褥和洗漱用具。于是爸爸筹措了二百关金，给我置办了一套软缎被褥，买了一条新床单，做了一件新夹袍，还买了两双绣花的夹鞋，以及漱口杯，肥皂盒之类。用床单把被褥裹成一个不大的行李卷，没通知亲友，没收受礼金，也没有摆酒席为我践行。随便决定了日期，就出发了。
那是1945年秋天的一个早晨，(大体在阳历9月底10月初)，老杜从他姥家过来接我，由他提上我的全部家当，陪我坐上马拉轿车，我俩在妈妈眼含热泪，依依不舍的道别声中，和爸爸不快的目光注视下，离开了家，奔向了未卜的前程。
老杜的家乡，河北省宁河县城（现属天津市），因为地势低洼，又三面环水，所以十年九涝。我这头一次到宁河的造访，和老杜坐了十八里地的马车之后，按着惯例，到芦台应该连人带车过摆渡，然后继续坐车前行。可如今正赶上发水，只好从芦台直接坐船北上。坐船以后逐渐发现，越往北行，水越深，后来根本分不出哪是陆地哪是河流了，只见漫天大水，许多村庄被淹，大片成熟的高杆红高梁，被大水泡着，只露出片片高梁穗子，而这些籽粒饱满，眼见到嘴的高梁，还未来得及被农民收割，却被大水泡得光芒四射般长成几寸长的绿苗，再也不是粮食了。原本思想准备不足的我，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极目远望，除了水，还是水。偶尔遇到泡在水里的村庄，也是鸡犬无声，满目凄凉。我们同行这一船十几人，紧紧地相互依靠着坐在一起，谁也不敢轻易起来或走动，一路也很少说话，大多沉默着。
木船整整在这漫天大水中行驶了八九个小时，天快黑了才到达目的地。见到了陆地，来到了岸边，人们长吁一口气，压抑了一天的胸口才放松了。可人们的双腿，早已麻木，所以上岸时，相互搀扶，怀着同舟共济之情，各奔东西了。我俩婚后艰难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来到杜家，老杜首先给我领到当家人二伯母的屋里，我拜见了二伯母、三伯母、四伯母和婆婆，以及三伯母屋里的大嫂、四姑、五姑……。大家用热情而又陌生的眼光审视着我，使我局促不安，心里想：“婆婆”太多了！过不多会儿，只见三位伯母出去忙活起来，原来，一件让我俩最反对的事情正在筹划着，那就是让我俩拜天地。人们七手八脚摆上了拜堂用的供桌，放上插香用的斗，还有两枝大红蜡烛和烛台，地上放着跪拜用的垫子，一切停当，几乎全家十几口人全出来了，单等着看我俩拜天地。
这时我俩坐在我们屋里，就是不出来，任凭长辈们劝说和敦促。我俩主意已定：拜祖宗应该，拜堂，反对。婆婆见僵持下去也不是个事，天也完全黑了下来，就对三位伯母说：“现在大地方的青年人，都兴新式结婚，不拜天地就不拜吧，拜拜祖宗就可以了 ”。三位伯母及众人也只好让步，撤供桌，怏怏地离开了。婆母领我俩来到前头祖宗屋，还没等强调让我俩跪拜，我们就主动向祖宗牌位鞠躬行礼了。这进门的头一遭也算应付过去了。
拜完祖宗，四姑、五姑姐俩，给我们这对新人端来一小盆热面条，热气腾腾的，上边还飘着鸡蛋花。早已饥肠辘辘的我俩感到一丝温暖。她们当即给我俩各盛一碗，摆在面前。热情招呼：“快来吃面。”老杜用不着客气，端起碗就喝了起来。而我却迟迟未动。不知是饿过了劲；还是刚进门的一阵折腾，弄得我没有胃口；或是新来乍到，不好意思？这时，早在炕上看新嫂子的老小叔开了腔（大约五六岁）：“你咋不吃呀？不吃，明天就没有了！”他一开口，我马上提醒老杜，赶紧找个碗，给孩子盛点儿吃。小叔小归小，转眼间一碗面汤下了肚。等我再看小盆里，几乎只剩下稀汤了。这时，我也就端起原先给我盛的那碗面条吃起来。
这就是刚到杜家的一幕，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第二天清晨，天刚朦朦亮，头天折腾一天的我，睡意未消。忽然听到外屋有人走路，脚步很轻，却大声干咳两声，接着就用掏灰耙，扒起灶坑的灰来了。只听耙子撞锅底的声音，一声不了一声。锅台连着我这屋的火炕，固体传声，觉得是那么震心。我弄不清是谁在干这事儿？睡意全消，翻身就要起床。老杜却一把将我捺在炕上，在我耳边轻声说：“别管，这是二妈，她专干这事儿，每天大清早，她看谁起在她的后头，她就去谁的外屋扒灰，并且大声咳嗽 ，使劲敲锅底，催你早起。一辈子就这样，别惯这毛病”。话是这么说，可当时是旧社会，我是新媳妇，又是小辈，怎敢怠慢？于是急忙起身，洗漱完毕，赶紧来到上房，逐个问候。然后就抢着烧火，婆婆熬粥……。极力尽我当小媳妇的职责。婆婆和善，没有故事儿，总是和我一起干这干那，帮我熟悉这个家的一切规矩，生怕我不习惯。从那以后，我总是天不亮就起床，赶在二妈前面，把灶坑灰扒净，省得二妈劳神费力来催我。
对我的种种表现，四位婆母很是满意，对我的评价是：“小媳妇挺懂事儿，老三（指老杜）有眼力！”二妈还说：“小媳妇长得不错，就是穿的素点儿。”
从第二天以后，再也没吃过面条。正像我老小叔说的那样：“明天就没有啦！”再没见一点儿细粮不说，连玉米面饼子也没做过，除了高梁面饼子就是高梁渣粥。就的是小鱼熬咸菜，连买块豆腐拌咸菜吃，也像改善了生活似的。没有蔬菜，更没有油水。再后来，连红高梁也没有了，就靠东家借一斗，西家借几升维持着。由于连年发大水，找人借粮也极度困难。当时的杜家，真比一般的没落地主还没落。而我从小很少吃高梁 ，连吃三天以后，解不下大便，痛苦极了。
更加痛苦的事接踵而至。这是事先绝对料想不到的。那就是我俩来了没多久，都被传染上了疥疮。原来当时杜家的大多数人，以及全北街的许多人家都在生疥疮。老杜生的是干疥，痒归痒，倒也可以使劲挠挠。而我传染的是湿疥，奇痒不说，还流脓搭水儿，再痒，也不能挠 ，无从下手，只得强忍着。胳膊、大腿、手、脚，一块一块烂得没有多少好肉，好象烂冬瓜。夜里侧身躺下，秋裤会被粘在大胯上，不用水洇，就脱不下来，仰身躺下，屁股上也都是烂疮，连坐着都困难。只有脚心没有，可也不能黑天白日总站着呀！尤其是钻心地疼痛，弄得我寝食不安。这双料的痛苦，真是雪上加霜。
老杜和我商量,想用他给我的订婚戒指，去卖几个钱,买药来治疥疮。只要能尽快减轻痛苦，把戒指卖了我也舍得。可惜戒指并没卖几个钱，好歹买点中草药，天天洗洗、烫烫，稍微轻松一些，也没管多大事儿。
当初爸爸、妈妈不赞成这门婚事，就是怕我受屈、受罪。所以没多久就派我表舅来看我。此情此景，表舅见了很是难过，马上回汉沽告诉我爸妈。爸、妈从汉沽济生堂药店买了特效药，又托表舅送来，还送来一些吃的和零花钱，并嘱咐我赶快回汉沽。老杜我俩又洗又上药，效果很好。治疗一段时间，终于从疥疮的折磨中摆脱出来。
我极力破除封建包办婚姻的桎梏，就是以这样不同寻常的开端，开始了我婚后的生活。但我对个人婚姻的选择，并不后悔，也从未怨天尤人。
后来一生的生活证明，我这人没能耐，更没有特技专长，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人。但是，我有这样两个特点：一是：遇事事先考虑，凡是决定了的事，结果再不如意，也决不后悔，从来不吃后悔药。二是随遇而安。再困难的事，也能找出比较好的解决办法。俗话说：“人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何况当时面对的，只是暂时困难。所以我总是以积极的态度面对一切！在不利的情况下，选择最有利的出路，并为之奋斗。
8我上简师
1945年10月底，八路军接收了宁河县城，成立了人民政权。并在原火神庙（原来的宁河小学女校校址）开办了简师。我们一起入学的，约四十几名男女青年。学校设备简陋，但是大家学习劲头满高。我也初步实现了求学的愿望。
简师的全称是：河北省宁河县宁武宝简易师范（宁河、武清、宝坻），开设了政治，由校长金涛（共产党脱产干部）讲授《中国革命史》、教导主任石川，讲《新民主主义论》、国文，由原来宁河初师的老国文教员杨乃丰先生讲授、代数和植物，由于文治老师讲课。因为是八路军办的学校，贯彻的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夏陶然教学法，所以学校办的很有生气，与旧式学校教育有明显的不同。课余时间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学生们朝气蓬勃。
当时我对政治课有新鲜感，所以很听得进去，不觉枯燥。我最喜欢的是国文课，特别是杨老师讲的国文课。他有几十年丰富的教学经验，课讲得生动，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我尤其爱上作文课。记得国文有一堂课讲《水的故事》，杨老师真把课讲活了，我听得非常用心，感触颇深。课后布置作业：写一篇读后感，于是我联系自己摆脱封建婚姻的实际，一口气写了几千字的读后感。在这次讲评课上，杨老师对我这篇作文大加赞扬，并让我当场读给大家听。读后博得同学们的热烈掌声。此情此景，如在眼前。
也许因为我学习积极主动？老师指定我当学生会民运股股长。负责每周四个晚上为妇女识字班讲课，为黑板报组稿，上街搞宣传或在游行时，组织同学呼口号等。记得我教妇女识字是很认真的，也很耐心。总是提前备课，提前到校，第一个进教室，摸黑把煤油灯点上，等着本镇的妇女们陆续到来。放学后，又总是最后一个离开教室，熄好灯、锁好门，摸黑回家。（宁河当时没有电灯）。识字班的妇女，尽管大多都是文盲，学习倒也积极认真。
大约春节前，快放寒假了，校长任命我下学期到距离宁河六里地的孙谷林庄子小学任教，职务是校长兼教员，全权负责这所小学的全部事务。实行的是单级复式教学。当时我只有十六岁，对“校长”二字感到份量太重。想到还要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法，心里一点底也没有。何况当时宁河附近正处在国共拉锯地带，就连我们简师的校长金涛和教导主任石川，因为他俩是八路军的脱产干部，晚上从不固定住在什么地方，并且要和衣而睡，随时准备跑敌情。而我仅仅是个十五六岁的青年妇女，要去完全陌生的偏僻地方独自居住，实在害怕。老杜和石川有过几次接触，就代我找他，请其另换别人去，结果另派男同学廉升去了，他会骑自行车，跑家比较方便。听说是廉升主动去的。我准备继续上学。
这年大年三十的年夜饭，也是杜家的分家饭。由于宁河连年发大水，秋粮颗粒无收，夏粮也大幅减产，杜家十几口人的生活实难维持，只好分家单过，各奔前程了。分开后，我们这支有婆婆、三个小叔和老杜我俩共六口在家（二小叔树纲在北平学买卖，生活基本自足）。没有分文收入，只靠卖点破烂或典当点什么维持生活，自然十分艰难，经过和婆母共同商量，只有我俩去汉沽谋生，才是唯一出路。1946年正月，我俩离开宁河。有人介绍老杜到汉沽河西小学教高小，我俩就在汉沽租房安家。从此结束了简师的学习生活。而简师，也于1946年春，因国民党扫荡，占据了宁河县城，从此停办了。 9大舅归来
我大舅伊敏（化名，原名刘锡清），自1938年参加革命，1940年去解放区，离家数载，没有音信。（原来他在京山线铁路上当列车员）
我姥家原住芦台，离汉沽18华里。姥姥、姥爷年事已高，唯一的儿子又远离家乡，音讯全无。我舅母常秋英，在生活日益艰难的情况下就和她的八弟（亲弟弟），曾经假扮夫妻，一块坐火车从东北倒动小买卖，卖点瓷器什么的。不想买卖十分难做，一家三口的生活，仍旧难以维持。况且出关、进关（山海关），都要遭受日本鬼子和伪军的盘查和刁难，十分危险，后来，也不敢再去了。改去天津，倒动点小买卖。这样的生活，自是难以维继。况且姥姥、姥爷身边经常没人，时不时地有伪警察上门盘查我大舅的下落，我爸妈着实放心不下。于是，在1942年，就将老人接到汉沽来住，姥爷把家也一块搬过来了。舅母不跑买卖时，有时住汉沽，有时回芦台娘家。
姥姥、姥爷住在南街，每天早上，两位老人过我家这边呆一天，傍晚再回自己家睡觉，这样，一者为了减轻两老的开支和劳累，二者也省得两老孤独寂寞。只有风雨天或天太冷时才在家中起伙。有时我三姨或舅母回来，他们就一起住在南街。在这段日子里，两位老人很开心，大家都享受到天伦之乐。直到1944年深秋，姥爷突然患脑血栓，经医治无效，不幸逝世。我爸代替舅父打幡送葬，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将姥爷好生安葬了。
1946年春，离家六年多的大舅，突然回来了。亲人久别重逢，悲喜交加。我妈把我二姨、三姨也从各自家中接了过来。他们夫妻相逢、姐弟团聚，自是百感交集，高兴得很。大家为得团圆而欢欣祝贺。
只是我大舅这身穿着，使大家颇感不安，深怕引起旁人的怀疑，尤其怕引起当地国民党政权的注意。只见他1米8几的高大身材，却穿着一件很旧又只刚过膝盖的大夹袍，下身穿一条短半尺的旧夹裤，头戴一顶旧毡帽，脚穿一双挤脚的旧夹鞋。上身里边穿的是一件又粗又硬的骆驼毛的毛线衣。看上去感到是那样的怪异，那样的不合身份，与当地人的穿着又是那样的不同。
为了安全起见，我妈让我二姨等抓紧给大舅量尺寸，计划好要买的布料，并量好帽子和鞋袜的尺码，当即派工人老巩到寨上商号，购买了一切需要的物品。发动手巧又能干的几位：有二姨、我大嫂等在我家日夜赶制，用了一天多的时间，一切准备停当。给大舅从里到外，换上了本地人习惯穿戴的衣帽鞋袜，是那样合身，看上去是那样地顺眼。这回真象是一位客人了。但对大舅的真实身份，却众口一词的保守秘密。人们只知道他在外面做买卖，这次回来是接家眷的。
当时我和姥姥住一院，都是租的南街老崔家的房子。晚上得空，和大舅聊了好长时间。大舅见我俩了解一些解放区情况，还很向往延安，于是便大体告知内情。原来是组织上决定派他到北平搞地下革命工作，以前，他在晋察冀边区工作，穿的是军装，个人从来没有便装。这次回来是现借来的衣服、鞋帽，因为身躯高大，无法借到合身衣物，只好凑合了。他说是赶着毛驴，驮着一麻袋小米，趁着天傍黑，以卖粮食的农民身份“混”进北平城的。到北平以后，找到表姐家，第二天买上火车票，从北平来到汉沽。
大舅这段传奇般的经历，深深地吸引着老杜我俩，我俩真想和大舅一起去解放区，也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为迎接全国解放而做出自己的贡献。大舅也很想带我俩走，几经商量，如怎样化装，怎样混出北平的关卡等等。最后因我正怀孕八个月，很快就要临产了，身子实在不便，万一途中出点差错，不但我俩走不成，有危险，还会耽误大舅的大事，考虑大舅是有重任在身的，我俩只好作罢。
大舅住了没几天，就又把姥姥托咐给我妈，带着舅母去打游击了。后来知道，又过了一段时间，组织上派他们去北平从事地下工作，他们租了两间房，当小商贩为掩护，开始了地下工作的生涯，历经磨难。为迎接北平、乃至全国的解放，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直到1978年，我买到一本《北平地下党革命斗争史》，上边有“北平地下党城市工作部分工名单”上清楚确切的记载着：“铁路工委负责人一—伊敏”，进一步证实了大舅这段革命斗争的光荣史。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大舅伊敏和舅母常秋英一起，做为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成员，随着解放军开进北平，驻在长辛店，和其它负责同志一起，代表共产党，从敌伪手中，接管了北平城。
我虽错过了参加革命的时机，但是，大舅和舅母革命战斗的生涯，却一直是我心中的榜样。他们的革命精神，始终是指引鼓舞我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如何生活的方向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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