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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89年至公元208年之间的二十年，是中央权威与地方控御力丧失后，作为东汉精华腹地的关东地区（黄淮海平原）进行群雄逐鹿式整合兼并战争的时期。寒某所谓中央权威与地方控制力的丧失，既是黄巾之乱与州牧出镇所致，又是外戚何进与军阀董卓两系人马未能把握中央朝政基本面稳定，两度丧失朝堂斗争解决问题并保持中央威严的机会所致。 权力过大的出镇牧守获得了割据一方的实力，而反董联盟与献帝立位瑕疵则为牧守割据提供了名义，虽然自反董以来二十年的牧守割据与兼并乃至赤壁以后三国形成期的纷争，无不争取打起汉室汉帝的旗号，不过旗号也仅仅是旗号，牧守权势的制度化扩大与趁乱取利，使得汉帝失去了代表任何一批地方豪族利益的机会。 189年以后的关东局势，尤其是董卓西迁以后的关东局势，表现为人口、资源不密集的边疆区割据势力的分区内巩固与内耗，人口、资源密集的关东地区的合纵连横式军事斗争。前者表现为：关中董卓集团的退守与裂解、陇西诸军阀的碎片化分布，成都刘焉势力的威压式整合，汉中巴中张鲁的宗教式整合，荆州刘表势力的联姻式整合，扬州孙策势力的威压式整合；关东则首先表现为【袁绍-曹操】联合与【袁术-公孙瓒-陶谦】联合，关东冀并幽青四州成为袁绍与公孙瓒乃至黑山军作战的北战场，关东中原部分，成为曹操与陶谦袁术互相攻伐的南战场。 随着关西凉州军阀在董卓去世后（192年）的裂解与内耗，吕布（192）、汉献帝（195）、张济张绣（196年）等一干染上董卓系政治色彩的政治势力相继就食东方，冲击并改变了关东中原部分的局势。吕布的乱舞式猪突，先是在北战场帮助袁绍削除了黑山军的势头，而后在南战场阻遏了曹操东进徐州的趋势，消解了刘备继承陶谦格局徐州的前途；汉献帝的仓皇东归，则为曹操提供了一张足以用来招摇声势的名头；张绣的东进，一方面为刘表提供了屏障，一方面拖住了曹操的后腿。可以说，西凉残部的东进与袁术屡败、陶谦之死一道，打破了短暂的关东两派平衡，为日后袁绍曹操在黄河南北的胜利东进奠定了基础。 董卓系的关西军将出身、雒阳暴行与擅自废立，为张绣、吕布抹上了无法祛除的政治污点，张绣亏得贾诩襄助得以先后在刘表、曹操帐下稳定善终，吕布则叠加了个人屡屡改换门庭并与“僭”主袁术为伍的劣迹而最终自取灭亡。张、吕两势力无法在冲击关东两袁对立格局之后，自成一派稳定势力，为袁曹提供了契机。最终，在关东牧守混战开始的第十个年头（199年），张绣归曹、曹刘灭吕、袁绍灭瓒、曹刘灭术，无论是东进乱入的董卓残部，还是公孙瓒-袁术联盟都在这一年内彻底消解。 在189-199年间的十年中，曹操集团通过收纳部曲、招揽谋士与屯田生产不断凝聚整合，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甚至重大惨败后屡仆屡起，硬生生地在河南地区站稳了脚跟，形成了一股凝聚力远胜于通过门生故吏网络凝合起来的袁绍集团的军政骨干队伍。 关东两强的诞生，袁绍与曹操由联盟走向对峙，使得与关东相邻的关陇马韩、荆州刘表、扬州孙策便不得不做出政治抉择，开始在两强之间押宝。关陇马韩，因未能乘李郭之乱全取关中且关陇地区连年战祸，实力不济，而向镇守长安的钟繇（曹操集团）表示归顺；刘表、孙策则自身势力较强，与曹操有着“近攻”之忧而采取与袁绍联结的立场，这一次站队既使得曹操陷入南北两线作战的窘境之中，也决定了日后曹操先南后西的战略步骤。 面对乍一看两线三面作战（包括刘备的话，就是四面）的境地，曹操集团的措置可谓精彩，速灭扎根未稳的刘备，搞颠覆刺死孙策，瞬间接触两大腹背之敌，再结合南阳张绣、荆南张羡与交州张津（三张）对刘表荆州的削弱与牵制，刘表集团既丧失了襄阳的北方屏障南阳，又忙于荆南交州的南线战事，已然无力在曹操南线挑事。这样关东两强的争衡便迅速在199-200年间，从一场可能牵动全国局势的大纵横攻伐，又变回关东地区的内部整合。 官渡之战后，曹操主导了关东地区的局势，随后八年间，袁绍之死、灭二袁、灭高干、征乌丸、安匈奴，曹操彻底荡平了关东北部的敌对势力，基本完成了对关东地区的整合，成为关东牧守割据的最终胜出者。 本文为寒砚三国系列文章之一，且本文前承寒砚三国：雒阳得失与董卓势力的兴衰 ，后启寒砚三国：荆州争衡与三国势力的消长 。如果从地理单元重心变化的角度看，则汉末三国，相继经历了雒阳中枢时期（184-189）、关东牧守时期（189-208）与荆州鼎立时期（208-280），三个时期分别对应寒砚笔记近期发布的三篇寒砚三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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