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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卓入洛，彻底终结了东汉王朝皇权与豪族通过外戚与宦官两个渠道所展开的常态化政治斗争。东汉王朝也在西凉铁骑从河东驻屯地（董卓时任并州牧）开入雒阳的那一刻彻底失去了“活力”，汉家皇权（皇帝、太后、外戚、宦官）再也没法儿摆脱军阀的控制，皇权则彻底成为了一张军阀推行霸权的“遮羞布”。而董卓势力，则从入雒这一刻起，进入其为时不长的短暂巅峰期。 然而，董卓主从的西凉籍贯、军将出身，与彻底掌握地方话语权并逐步向中枢朝政渗透的关东望族相冲突，这是董卓主从自始至终无法突破的瓶颈。再叠加上董卓主从的各种莽撞暴行的影响（仓促废帝，立威失德；杀戮残忍，有悖人道），冲淡了董卓入雒之后对关东望族加官进爵的笼络效果，加剧了西凉军头掌权派与关东望族中层管理者之间的貌合神离状态。换言之，董卓主从不仅在客观出身上，与自命清流的关东望族相冲突，而且在主观作为上，屡屡出现禽兽暴行，彻底丧失了主宰朝政的“人望”。 值得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废立人君，在中国古代是一件天大的事，即便是掌握中枢军政大权的权臣，也必须掂量好自己的“德”与“威”是否能够压服不满势力、获得足够拥戴，否则，名分上的污点，足够其他实力派攒集起来，借机搞事情了。所谓“德”，并非“民心”，而是“人望”，也即拥有多少官僚士大夫与军事武装统帅的支持；所谓“威”，并非“淫威”与“黩武”，而是“功威”，也即指挥并创造了戡乱、灭国乃至一统级别的军事功绩，为前朝消灭了足够多的异己势力，成为功高震主之人。 过早废立汉帝可以说是董卓最大的失着。董卓入京前，无论是气势正盛的宦官之祸，还是潜在的外戚（何进）之祸，都已在火并之中消耗殆尽，董卓入京本身只是趁机摘取火并果实罢了。董卓入京后，未见其重振朝纲、未见其勘平四方、未见其驱除北患，也即，未立寸功便擅行废立之事。功勋未孚众望，擅自废立，德不配位，必有灾殃。董卓废立汉帝前后的一系列毫无功勋背书的僭越举动，为党锢以来因始终未能掌握中央朝政而蠢蠢欲动的关东豪族提供了最为强劲的大义名分。这一名分，甚至可以被檄文与望族舆论说成与商汤伐夏桀、周武伐商纣、亡秦必楚、刘邦为义帝伐项羽等相提并论的大义之举。可以说，董卓是硬生生地把自己逼到了夏桀、商纣、暴秦、暴楚乃至王莽的不仁不义之舆论境地。 在前述情形下，董卓迁都，便是处于天下人人得而诛之的舆论风口之后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即便这种选择，事实上消弭了关东义军继续西进的动力，使得关东义军更加忙于内斗与“分赃”，董卓集团也自此沦为关中一方的地方军阀，不再拥有逐鹿天下的可能，虽然依旧挟持着汉帝，却也背负着擅自废立、残暴迁都的大恶之名，而无法发挥出曹操以来各种魏晋霸府所能发挥出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功效。 总之，董卓集团自西迁之后，开始的是苟延残喘式的分崩瓦解，而非保帅弃车式的战略防御。换言之，西迁长安，是董卓集团在雒阳一番宿命般地作死举动之后的自食恶果之举，它即宣告了董卓乃至西凉一系军阀的政治死亡，也拉开了汉末军阀争衡的帷幕。 董卓之恶名，不仅影响了董卓在世之时董卓军将的前途，而且间接污化了李傕、郭汜、张绣、吕布等一批军头，令这些势力的参与者几乎难以在舆论上反身，并且最终往往陷入自作自死、孤立无援的境地。 而且，董卓在雒阳的快速丧失主政优势，为日后的魏晋南北朝霸权军头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反面典型。这一反面典型的急躁、冒进，与日后曹操曹丕父子的稳健、渐进形成鲜明对比，往夸张了说，这一汉末废立对照组的正反经验，或许可以说促成了魏晋南北朝禅代程序的“标准化”2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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