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一班的枪击事件

昵称z5h30oMF 2017-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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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中学设在一个山沟里，这所中学，有四个年级，六、七、八、九。六、七年级为初中，八、九级为高中。这是教育革命的成果，把初中和高中都砍掉一年。其实，也无所谓年级，反正每个学期都不考试，课本薄薄的，老师混混的，上午上课，下午劳动，自己种菜，自己养猪。学生全体住校，我们男生宿舍，就架在教室的上面和后面，最后一排的座位，紧靠着大通铺。

我当时在最高的九年级，这个年级分两个班，九年一班和九年二班，但只有一个班主任，不仅上课一个教室，平时活动——主要是干活，也都在一起。我们这个年级，几乎干了全校百分之九十的活儿，菜种的好，猪养的肥。其他的班级，每天最忙活的劳动，就是钻进我们的菜园偷西红柿和黄瓜。猪没办法偷着杀，如果能的话，也早给他们弄走了。

学校很偏，环校皆山也。野狼出没，山猪乱窜，教室后面，时不时地就飞起野鸡。当然，我感觉我们学校最为凶悍的动物是乌鸦，成群结队，经常会把校工们家里养的鸡弄走，不是抓小鸡，连老母鸡一块儿绑。我们养的猪，都没有尾巴，耳朵也是残缺的，这都是乌鸦的功劳。天上也有老鹰，但一般都不是乌鸦的对手，经常一阵空战之后，就落荒而逃。再就是苍蝇，一种小而黑的苍蝇，特别嗜血，喜欢叮人，如果你一下没拍到，手一挪开，它又来了，还是落到原来的地方，直到你把它打死为止。打死多少都没有用，后继者数以亿计。

这样偏僻的大山里，即使在文革中间，政治空气也不怎么浓。在很多地方，都有好事者，我们班主任就是一个。他是1949年之前的高中生，参军之后，小知脾气不改，1958年稀里糊涂就被发到北大荒开荒来了。做了我们的老师之后，总惦记着教点什么给学生，做了多少次的白专典型，都不知改悔，稍有放松，就故伎重演。

班主任老师家就安在学校，离我们的教室大概有一百米远。家里除了老师夫妇和两个孩子，其中一个还是我们班的同学，还有老师的父亲，一位喜欢看线装书的老人，一口胶东话，但我们能凑合听懂。

山沟里没有地方可去，老师的家，就成了若干还有点学习兴趣的同学常去的地方，他们去老师家，主要是听我和太老师聊，大概也只有我能听懂太老师说的是什么。那时候，老师家里有一部太老师带来的线装的《汉书》，太老师崇拜班固，言必称汉书，有时候我也看上几眼，一老一少，就这么瞎聊。

更多的同学，喜欢打山里野味的主意。下套，下夹子什么的，也会有点收获。如果冬天下大雪，不怕辛苦，兴许可以撵到狍子。有个同学，本事特别大，居然自己装了一支火药枪，一支很粗的钢管，按在木座上，扳机，打火一应俱全。看上去，就是一个正经的火铳。也不知他那里弄来的火药，也许也是自己配的，那时候，兵团的硝酸铵化肥挺多，偷点出来不难。枪子就用牙膏皮化，我就看见过他在我们宿舍的炉子干这事儿。只是，每次装好药和铅子之后，要放枪还得在打火那儿放上一点火柴头上的火药做引火。

有一天，教室后面，飞来了好些野鸡。大伙怂恿着火药枪的枪主赶紧动手，于是，他装好了药和铅子，安上了火柴头，拎着枪就去打野鸡了，等绕到教室后面，野鸡就像知道一样，全飞了，一个不剩。没办法，只好把枪再拎回来。细心的他，还特意把火柴头给卸了，小心翼翼地把枪放在了课桌的抽屉里。然后，我们这些人，就一窝蜂去了老师家。

原本，有枪这位，是不怎么爱去老师家的。但那天似乎是合该有事，他也去了。

我们在老师家胡扯，现在我已经完全记不得都扯了些什么了。临到上课，我们往回走，快到教室门口的时候，只听里面一声巨响。几个女生失魂落魄地拎着个脸盆就跑了出来。我们急忙跑进去一看，只见我们一位上学期才从山东转过来的同学，抱着我们另一位名叫张强同学的头，破着嗓子大叫：“快去呀，快去呀！”而一股鲜血，像喷泉一样从张强的嘴部喷出来。当时就给我吓傻了，脚不由自主地就跑了出来。

我们这位山东来的同学，长得不错，而且挺有心眼。来我们这儿不久，上上下下，都混得挺熟，不仅老师喜欢，女同学更喜欢他。跟另一部分男生，当然也包括我，多少有点隔。他最好的朋友，就是这位张强，一个瘦瘦弱弱，有几分女气的男生。张强平时都跟着他，像个小跟班。

原来，我们走了之后，这位山东来的同学，从枪主的抽屉里把枪拿了出来。在场的几个同学，都不知道这枪里已经压好了火药和铅子。显然，这位山东来的同学，不满足于比划一下，要想打个响，于是，他就找来了几个火柴头，压了进去，然后就用枪挨个比划，比划一下，没响，又比划一下，还是没响，最后坐在大通铺上的张强挺了出来，手拍着胸脯，叫了声：“冲这儿打！”话音未落，枪响了，一道火舌扑向了张强的嘴巴。

事过之后，我们晚上偷偷打开盖在张强身上的白布，发现他的门牙全都被打掉了，嘴唇全烧焦了。看来铅子把他的颈部主动脉切断，几乎在那一瞬间，人就死了。大约是距离太近，一支土造的火药枪，才有如许大的威力。

枪声招来了学校的指导员和卫生员，他们进去一看，然后就出来了。指导员匆忙到办公室给团部打电话，声音很大：“马上给我转团长办公室，我们的一个学生，把另一个同学给打牺牲了！”只听那边接线员惊叫了一声“我的妈呀！”后面的话，我们就没心思听了。

当时我们才十五六岁，没见过死亡，更没有想到过我们的同学会死。张强居然死了，一时半会儿，脑子转不过弯了。

接下来的事儿，是枪主和肇事者被看起来了。再接下来，肇事者被团里来的人，当着我们所有同学的面给带上手铐给带走了。张强的父亲，好像是因为政治问题，当时还在牢里。张强的母亲，一个瘦弱干巴的女子，自己搭车走了一百多里，找到了团部，活生生把肇事者给保了出来。他只停了一个月的课，就回来接着上课了。当然，也因为肇事者的家里，在我们那里有点权势，如果这事放在我身上，任谁求，都没有戏。

在他被押走这段时间，我们班几个胆子大的男生，为了遮掩那一天的惊慌失措，特意晚上在张强的尸体旁点个蜡烛下象棋，哪个输了，说明他胆子小。张强是九年二班的，而肇事者是九年一班的，九年二班的人，动不动就说，你们九年一班居然把我们的同学给枪毙了。这样的比赛和打趣没有持续太久，我们抬着张强，走到旁边一个能看见学校的山头上，在校工的帮助下，刨了一个大坑（当时是冬天），把张强给埋了，记得还立了一个墓碑。那天，抬尸、挖坟持续了差不多大半天，所有人都没有说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