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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14日，陈垣问胡适：“汉学正统此时在西京呢？还在巴黎？”结果二人“相对叹气，盼望十年之后也许可以在北京了”！ 鉴于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大陆政策和它多次侵华、反华的历史，中国人民对日本政府和日本右翼的鄙视和义愤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在日本京都大学（包括以前的京都帝国大学时代）的学术环境下产生的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却赢得了几代中国学者和世界各国汉学家们的无比尊重和特别关注，这也是个不争的事实。 现在，广义的东洋史学京都学派也常常被“关西学派”所代替。那是因为在地理位置上东京一带属于日本的关东地区，京都一带则属于关西地区。而后者中的著名学府在汉学研究上堪称重镇的有京都大学、大阪市立大学和关西大学。通常狭义上的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就是指京都大学的东洋史研究学派。本文当然是专就狭义层面上而言的。
一、京都帝国大学的创立 1891年，长谷川泰议员向众议院提议在关西地区设立一所帝国大学： 为了适应正日渐强大的日本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实际需要，应当在日本关东地区已有东京帝国大学的基础上，在日本的关西地区，即西京都（今京都）再设立一所帝国大学。 这一提案得到了文部大臣（大致相当于教育、科技、文化部长）大木乔的支持。 1896年，文部省事务次官（大致相当于教育部常务副部长）牧野伸显（牧野的女婿就是日本赫赫有名的首相吉田茂，而后者的外孙就是现今日本政界的要人麻生太郎）向文部大臣蜂须贺茂韶建议： 使用清政府在甲午战败后的部分对日赔款，作为京都帝国大学的建设资金。 这一建议获得日本文部省和内阁一致通过。这样，京都帝国大学从她诞生之初就和中国、和对华政治有了特殊的纽带关系。 1897年6月18日，根据明治天皇第209号令，在日本的西京都正式成立了京都帝国大学，由木下广次出任京都帝国大学第一任校长。上任之初，木下广次就很明确地表示： 京都帝国大学不是东京帝国大学的分校，而是一所独立的大学。为了学校的长期生存和发展，我们必须具有独立的办学特点。 可以说，从建校之初，建立一所独立的、有别于东京帝国大学特点和学风的学校，就成了京都大学历任校长的办校宗旨。
二、京都帝国大学的东洋史学讲座 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相当于文学院）的史学科是在1907年5月才设立的，同时也设立了东洋史学第一讲座，内藤湖南以讲师身份出任讲座教师。 本来，狩野直喜——第一任文科大学学长（相当于文学院院长）打算直接以教授职称聘请内藤湖南。但当时的日本教育界注重东京帝国大学的学历，崇尚留学欧美，而内藤湖南不过是一位著名新闻记者。有着留法经历和东京帝国大学博士学位的京都帝国大学校长木下广次，以学历问题否决了内藤湖南的教授职称。两年后，1909年9月，内藤湖南才晋升为正教授。 1908年5月，又增加了东洋史学第二讲座。次年4月，桑原骘藏出任该讲座教授。 继承这两个讲座的先后有那波利贞、田村实造、宫崎市定、佐伯富、佐藤长、荻原淳平等人。 到了1909年5月，又增加了东洋史学第三讲座。但是，因为一直没有合适的人选而空缺着（据说这一职位本来是留给王国维的，但是他婉言谢绝了。），直到1920年失野仁一的到来。 1926年，内藤湖南退休。 1930年，狩野直喜退休。 1932年，桑原骘藏退休。 到此为止，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创始三巨头全都退出了京都帝国大学。 然后，在羽田亨的主持下，那波利贞、田村实造、宫崎市定、佐伯富等人先后成为京都帝国大学的东洋史教授。于是，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为止，东洋史学京都学派进入了第二代的鼎盛时期。 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为止，东洋史学京都学派进入了第三代的鼎盛时期。目前则是第四代学者的鼎盛和第五代学者的兴起时期。 &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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