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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研究蒙文历史文献是从20世纪初开始，那珂通世是日本蒙古学的初创人。1901年他开始从事《蒙古秘史》研究。1907年完成了翻译、注释，1908年由大日本图书公司出版，书名为《成吉思汗实录》。与那珂博士同一时代研究《蒙古秘史》的还有内藤虎次郎，1902年他发表了《蒙文元朝秘史》。那珂博士之后，日本出现了许多有名望的研究《蒙古秘史》的专家，以白鸟库吉的《音译蒙文元朝秘史》为主要成果。日本学者研究《蒙古源流》也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1905年，内藤在沈阳故宫发现蒙古文本的《蒙古源流》，第二年又发现满文本的《蒙古源流》，并把它照相带回。他把蒙、满文的《蒙古源流》对照研究，提出满文的《蒙古源流》是从蒙古文译的，汉文的《蒙古源流》是从满文译的。1940年，江实把满文的《蒙古源流》译成日文出版。日本学者研究的第三部蒙文历史文献是《黄金史》。1941年，小林高四郎译注的《黄金史》问世。20世纪60年代，芝田荣一(1923年生)重译《黄金史》，于1966－1968年发表。
阿奇尔在《成吉思汗·译者前言》中指出，日本著名蒙古学家小林高四郎先生1905年生于新泻县，1930年毕业于庆应义塾大学，并留学于中国北京大学。他曾专攻蒙古史、蒙古语，先后任土耳其大使馆秘书、东洋文库部员等职，后任横滨国立大学教授。这本《成吉思汗》一书是小林先生所著关于成吉思汗传记的著作，本书于1960年在东京出版，十四年间重印16次之多。小林高四郎先生在博览各种世界名著的基础之上综合、比较、列举了同一问题的不同观点。同时，他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避免了学术研究的主观武断和片面性。 
杉山正明在《日本蒙元史研究及波斯文史料利用情况》中主要分析了近年来日本蒙元史研究的整体趋势和显著特征。他指出：第一，青年研究者大量涌现。伴随着研究者的新老交替和绝对数的增加，研究的方法、趋势、兴趣、题目也在起着变化。第二，大力介绍和利用新史料、新情报。关于汉文史料，一方面应热衷收集那些以往收集使用不太充分的各种元人文集中尚未使用的有价值的记载;另一方面，对于汉文以外其他文种史料的利用。第三，研究方法、题目等的变化。主要利用汉文史料的研究者们最引人注目的工作是，利用从各种文集、石刻史料中获得的新材料对历来所通行的说法及立论进行补遗、订正。第四，语言文献学方面的知识受到空前重视。在《史集》等波斯文文献中，大量的蒙古语、畏兀儿语频繁出现，对于利用波斯文文献的学者来说，确定和掌握这些语词的意思便成为一个大课题。 
杉山正明 日本的中见立夫在《日本所藏蒙古史史料》中指出，日本所存19世纪以后的蒙古史史料，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第一，用蒙古文、满文、汉文等写的档案、抄本、杂志类。这些资料比较集中地收藏在以东洋文库为首的，包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国立国会图书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京都大学文学部图书室、天理图书馆、东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图书室、大阪外国语大学图书馆(石滨文库)等机关;第二，由日本人或日系机关在中国东北、内蒙古地方调查、收集的资抖集、报告书。这类史料包括由满铁调查部刊行的报告书、资料集伪满洲国、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等日本官吏或研究者收集的资料集、报告书、法令集。第三，日本政府、军部档案，政治家、军人、官僚等的个人档案。在政府、军部档案之中，有很多关于蒙古的史料，己经向研究人员公开。政治家、军人、官僚等的个人档案，多数仍保存在其遗族及有关人员手中，今后有可能介绍出更多的史料。日本蒙古学学者 Kimura Ayaku 蒙古学研究概况贺希格陶克陶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蒙古学研究情况》中指出，早稻田大学的蒙古学是日本蒙古学界的重要中心点之一。这些研究者的突出特点是：一是都掌握了蒙、汉文，此外还程度不同地利用英、俄、德、法文和藏、满、波斯、阿拉伯文的有关资料。二是条件优越。经费充足，根据需要可去世界各国进行调查、进修学习或学术访问;查阅资料、写作等活动都电脑化;备有世界各国各种文字资料。三是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确定主攻方向。
山田信夫在《日本研究蒙古、中亚简史》中指出，日本关于蒙古的关注源于13世纪中叶的“元寇”问题，近世之后才开始作为近代科学的对象来研究，大体上可分为：第一时期为1930年以前的研究，以日俄战争为限，分前期和后期二个阶段;第二时期为从1930－1945年间，即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结束;第三时期为1945年以后，大约以战后十年左右的蒙古史、中亚史研究为重点进行综合考察。第一时期的前期，由明治以来对“元寇”的兴趣，进一步转向不仅是日本史问题而是中国史的元朝研究，并且进入对其统治者蒙古民族进行研究的大门被敞开的时期。第一时期后期，1904－1905年日俄战争的结果，由于日本在满洲的权益确保，从而使蒙古研究与前期相比，得到迅速的发展。第二时期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蒙古研究迎来了飞跃发展的新时期，并开始建立研究机构和对东、南蒙古地区的实地调查。第三时期，随着日本的战败，当时的研究成果与收藏的文献、资料散失了许多，转而变为对以往的研究进行整理。
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第8卷《中古时代·元时期》第七章第二节对日本蒙元史研究有较清晰的回顾。书中指出，日本的蒙元史研究始于19世纪末。以前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基本遵循中国传统史学方法，这时开始学习西方，许多学者赴欧美考察、留学，并邀请欧洲学者来日讲学，积极引进欧洲的东方学，在著名高等学府创办史学科和研究机构。于是，出现了一批早期的新派“东洋史”学者，他们利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方法，加上传统的汉学优势，使日本的东方史研究获得划时代的进步。同时，日俄战争后，日本取代了帝俄在我国东北地区的特权，加紧推行侵华政策，成立了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学术调查部，招罗许多学者为之服务，对东北和蒙古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调查研究。
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大规模侵华战争爆发后，适应占领和统治中国的需要，进一步加强了满蒙史和辽金元史研究(吸取所谓“异民族统治中国”的经验)。日本对东北、华北(包括内蒙古)广大地区的占领又使其学者有条件深入各地进行调查，获得了更多资料。在上述历史背景下，日本的蒙元史研究后来居上，迅速跃居世界前列。
早期日本蒙古学家那珂通世、内藤虎次郎、白鸟库吉等人奠定了扎实的学术基础。到了三、四十年代，日本蒙元史学界涌现了一批学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们继续在这个领域努力耕耘，成为日本蒙元史研究的台柱和领头人物。这一代学者总体上比前辈研究的面更广，开辟了许多新的课题，论文和著作的数量大大增加，学术水平也有很大提高，把日本的蒙元史研究推进到新阶段。如安部健夫在30年代初就在元代法制研究方面作出成绩;吉川幸次郎和田中谦二是继青木正儿之后的著名元曲专家，在这方面有丰富的著述;青木富太郎侧重对元明清蒙古史研究;佐口透着重于蒙元时代中亚史特别是察合台汗国的研究等等。近二十年日本又出现了许多有成绩的蒙元史研究者，如植松正侧重于元代法制与江南地区的研究;池内功对汉人世侯作了更全面和深入的研究;杉山正明着眼于大蒙古国的构成——成吉思汗子弟分封和东西道诸兀鲁思的研究;片山共夫专注对怯薛组织进行研究;森田宪司注重利用碑刻资料来研究蒙元史。
李庆在《日本汉学史》一书中详细介绍了众多日本汉学家，其中关于蒙古学领域的日本学者有如下几位：
1．白鸟库吉，1865年2月4日出生在上总国长柄郡长谷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887年9月，进入了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史学科，跟随坪井九马三和从德国刚到日本不久的里斯学习世界历史和西方的史学理论。1889年，史学会创立，他成为该会委员。1890年7月毕业，8月，为学习院教授、历史地理课课长，陆续发表有关朝鲜史的论文，如：《檀君考》、《朝鲜古传说考》。1989年，白鸟库吉研究的领域由朝鲜史扩展到了西域、北亚地区。这一年，他在《史学杂志》发表了《契丹女真西夏文字考》。1900年在同一期杂志连载《乌孙考》，这是他最初的有关西域史重要论文。之后又用德语发表了《匈奴东胡语言考》。可以说，这是白鸟库吉研究的开始阶段。1911年，他在对中国东北地区及蒙古、朝鲜历史地理等进行了一个时期的研究以后，又把注意力放回到了中西交通史和西域历史地理的研究领域，是年在《东洋学报》上发表的《西域史上的新研究》、《康居考》等文章，便是这种回归的证明。白鸟库吉在近半个世纪的学术研究生涯中，开拓了对朝鲜史、北亚以及西域史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沟通日本汉学和西方汉学界的联系，提高了日本汉学的总体水平，使西方汉学界对日本汉学刮目相看。
2．田村实造，1904年5月25日生于山口县。1929年3月从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东洋史学)毕业。4月进京都大学大学院。同时，为立命馆大学预科的讲师。1931年3月参加满蒙史研究，前往中国北京、张家口、内蒙等地留学、调查。田村氏主要著作有：《庆陵关于东蒙的辽代帝王陵及其壁画的考古学研究》、《北亚历史世界的形成》、《中国征服王朝研究卷》、《明代满蒙史料》、《元史语汇集成卷》、《明代满蒙史研究》等。田村实造对于辽金元的研究，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史学研究的主要成果，也是反映日本战后史学研究动向的一个重要方面。田村实造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到唐以后、10世纪以后的北方民族以及他们所建立的国家的研究，重点研究辽、金、元，也就是他所说的“征服王朝”的研究，并成为日本首先介绍“征服王朝”这一观点的人物之一。
3．江上波夫，日本山口县人，1930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历任日本东方文化学院研究员、文部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上智大学教授、东海大学教授、古代东方博物馆馆长、日本学术会议会员、日本考古委员会委员长、泛亚细亚文化交流中心会长等职。主要著作有：《内蒙古长城地带》、《欧亚大陆古代北方文化》、《骑马民族国家》、《亚洲民族与文化之形成》、《美术的诞生》、《亚洲文化史研究》等。江上波夫是从考古学出发，对中国边疆史以及整个东北亚进行研究的著名学者，也是这一学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主要业绩有：他对于中国北方民族历史，特别是对古代匈奴文化的考古研究，是他前期研究的最主要领域。他对匈奴的研究涉及匈奴的起源、匈奴的宗教、匈奴的生活方式(饮食、居住、用具)、匈奴的人种、匈奴和其他民族的交往等多种问题。这些研究中的一部分，后来汇成了《欧亚大陆古代的北方文化匈奴文化论考》。他对匈奴的研究还提出了一些在学术界颇受关注的论点。如：对汉武帝时的所谓“休屠王祭天金人”，这在中国佛教史研究上，一度被认为是佛教传入中国的象征。对此，江上波夫从考古学的角度进行了探讨。
4．三上次男，京都府宫津市人，曾任东京大学、青山学院大学教授，出光美术馆理事，中近东文化中心理事长，日本学士院会员(院士)等职。1932年3月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同年4月，作为“东亚考古学会”的留学生前往中国。在中国期间参加了东北地区原渤海国龙泉府、内蒙赤峰红山后以及辑安、高句丽遗迹调查，引发了他对东北亚历史与考古的浓厚兴趣。1961年，以《满鲜原始坟墓的研究》获文学博士学位。1965年出任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主要著作有：《满鲜原始坟墓的研究》、《古代东北亚史研究》、《陶瓷之路》、《金史研究二：金代政治制度的研究》、《金史研究一：金代女真社会的研究》、《金史研究三：金代政治、社会的研究》。
他在学术上的主要贡献：一是金史研究。他对金史的研究，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日本学者中最系统、最详细的。他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对金朝社会的研究和对政治制度研究两大部分。对社会的研究，以对谋安猛克制的研究为重点;对制度的研究，则以官制为中心，从金朝内部的视角综合考察了金代社会经济结构。
二是考古学研究。这是他最早期的研究领域，也可以说是他学术的本行。早期是对中国的考古，包括对“广开土好王碑”的研究、对高句丽古迹的调查，等等。从考古学的角度，对东北石墓和貊民族的关系加以考察。后来汇成《满鲜原始坟墓的研究》出版。
三是陶瓷交流研究。从方法论上看，三上次男讲究把考古学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力求把考古的发现和各种文献资料研究结合起来。
葛兆光在《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第七章中认为，正如杉山正明所指出的，由于日本对于“蒙古袭来”的深刻记忆，对于蒙古的关注由来已久，但真正现代的蒙古历史地理语言研究，却是从那珂通世、桑原鹭藏、白鸟库吉开始的。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号称日本东洋史学开山的那珂氏。1902年，东京文求堂曾出版他翻译校订的洪钧《元史译文补正》，当他发现中国另有蒙古新史料后，便请文廷式和陈毅等代为搜寻，如《皇元圣武亲征记》、《黑鞑事略》、《双溪醉隐集》、《元秘史李注补》，等等，特别是他通过京都的内藤湖南得到文廷式所赠《蒙古秘史》抄本，经过三年艰辛的研究，1907年出版了著名的《成吉思汗实录》即《蒙古秘史》校订译注本十二卷，奠定了日本对蒙古史的研究基础，也刺激了日本学界对蒙古考察和研究的风气。作者认为造成这样学术格局一方面日本学者受欧洲东方学的影响，明治大正之际的日本中国学家中，所谓“超越中国”的中国研究开始兴起，另一方面由于日本的崛起和所谓亚洲主义思潮的影响，日本学者的兴趣重心也明显从传统汉族中国转向所谓“满蒙回藏鲜”即中国周边的历史地理研究。来源/《哈尔滨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整编/赛罕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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