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清史学者实在无法相信现代中国的版图如此辽阔，他们认为清朝非

美国新清史学者实在无法相信现代中国的版图如此辽阔，他们认为清朝非中国，只有汉地十八省的范围才是属于中国。而在满文、蒙古文等非汉文史料的记载中，恰恰反映出清朝皇帝认知中的中国，不仅包括了中原地区和汉人，还包括广袤的边疆地区和各少数民族。如清朝与俄国签订的恰克图界约，就明确将与俄国接壤的漠北蒙古地区，称为“中国蒙古”。可见，中国的概念经过清朝君主的发展，已经近乎等同于清帝国的整个版图，绝非新清史所说的清朝非中国。不论是汉文史料还是非汉文史料，不论是内部公文还是外交条约，都显示出清朝统治者的中国观与此前的宋明王朝完全不同。当乾隆把西域视为内陆的那一刻，包含台湾在内的1300万的清朝疆域从此成为自古以来的中华故土。
而新清史理解不了清朝正统性的来源，过于拘泥于满洲人的民族身份，原因在于没有认识到清朝君主维持满洲特性只不过是清朝“治理”层面的具体举措之一，只是为了尽可能保留旗人的淳朴剽悍的民族风气，为清朝前期频繁的边疆战争提供优质兵源。国号的设定和儒家道统的传承才决定了清朝从“统治”层面建立了正统性。
新清史的代表人物欧立德在人类学的族性理论启发下，认为清朝立国的基础区别于传统汉人王朝，如宋明的统治。但是欧立德执着于满人的民族身份，严格按照西方标准以血缘和地域区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边界，这种观点已经遭到了众多的批评。费孝通认为，中华民族之所以形成多元一体的格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汉族与少数族群在不少地方的聚居呈现出的是一种“马赛克式”的交错混居状态，各种族群在东亚大陆上存在着较为深入的民族融合。这种情况并不适宜用西方严格区分族群界线的方式去进行解释。因此，满人身份形成的复杂性不是一两句话可以概括，早在皇太极创立满洲这一概念时，里面就包括了女真、蒙古、汉人、朝鲜人等各种族群，即使对西汉匈奴身份的确认也很难纯粹从血缘和文化入手，因为在匈奴这个国家共同体内包含了多种多样的族群与文化，那种探求什么是匈奴语，什么是匈奴人的传统观点已经过时了。